纵观徐光启的一生，他以赤诚之心示国民，以开放之心献科学，以进取之心求真理，传播文明之火，做“会通中西第一人”。他身居高官，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以图自强。明朝拥有一个徐光启，就足以让这个时代熠熠生辉。
§§§第四节 宋应星与《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中纺织图
民国初年，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翻阅《云南通志》时，发现里面在谈到冶铜矿时，涉及一本叫《天工开物》的书。出于专业的敏感，丁文江想一睹全书的原貌。于是辗转北京及各地图书馆和藏书家，搜寻有关此书的资料。让人失望的是，各地均无发现。后来，他偶然从友人处借到了其从日本辗转购回的《天工开物》的日本刻本。原来在17世纪末，它传到了日本大阪，很快就被翻刻流传，1771年又出现了和刻本，成为江户时代日本各界广为重视和征引的读物，并兴起了“开物之学”的风潮。随后，它又被传到朝鲜，成为李朝后期实学派学者参引的重要著作之一。
二十世纪，《天工开物》更是作为世界科学经典著作被广泛流传，先后被转译成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俄文，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69年，《天工开物》有关工业各章的法文摘译，又被集中收入“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刊于巴黎。它被认为是了解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全貌的重要著作。法国学者S．儒莲（Julien）称此书为“技术百科全书”，日本学者三枝博音称其为“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而在中国，直到民国初年，等到丁文江发现了这本《天工开物》的日本刻本，中国人才知道，原来300多年前，就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诞生于中国。他的著作《天工开物》，曾产生了如此轰动性的世界影响。
这一小段插曲不能不让我们今天这些对《天工开物》耳熟能详的现代中国人为之耳赤，让我们记住丁文江这位“发现者”，也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这位命运多舛、著作不被承认的古代科学家宋应星。在整个明清时代，可以说宋应星是一个无名英雄，明清史册没能给他相应的位置，甚至没能在厚重的《明史》中找到一个相应的“传”。而当我们了解了明清时期的历史状况，了解了当时社会所崇尚的风气，我们不会去埋怨历史的不公，反而应该感谢。正是这样，反倒让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宋应星的伟大。
关于宋应星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仅有极个别的史料记载了他的生平。我们只知道宋应星生于1587年，连哪一年巨星陨落我们都无从知道。让我们再次向这位不受时人所重视的科学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万历年间举人，曾任过地方小官，最高只做过亳州知州。众所周知，《天工开物》是一部对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进行全面而系统总结的科技巨著，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操作性、实用性极强；尤其是有关手工业的记录，甚为详尽。而作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把天文、地理、农业、医药学等之类的科学技术视为“小技”的时代，得不到政府应有的支持。另外，《天工开物》面临的人群，主要是下层劳动人民；其所解决的问题，也是劳动人民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具体技术问题。而下层人民文化修养有限，不能读懂并了解其中的意思。这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本书将被长期埋没的命运。另一方面，作者宋应星一生淡薄功名，地位不显赫，在明朝不可能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而当清军入关后，感于明朝的灭亡，他对满族政权一直抱有仇视心理。1646年，宋应星的哥哥宋应升更是服毒殉国。此后，宋应星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在贫困及悲愤中度过晚年。而等到清朝实施“文字狱”时，宋书自然在禁毁之列了。
上述几点，一面让我们看清了此书遭埋没的原因，同时从另一侧面也让我们看清了宋应星在著《天工开物》时所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没有得到官方应有的倡导和扶持；另一方面，因为国内大多把此类技术作为“祖传秘方”在家族内部传承。宋应星在没有优秀老师的指导、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可商讨的情况下，纯粹只能靠自己的辛勤探索，深入实地去请教田间地头的老百姓。在艰苦的条件下，他坚持不懈，最终完成了巨著《天工开物》。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壮举。尽管如此，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对宋应星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只有当我们深入到他的人生历程，和他的较多著作中，我们才不难发现，他是一位身在朝野，心系国家而不求回报的爱国科学家。
万历时的明朝，是一个国势衰微的朝代。此时东北的满族崛起，企图南侵，明朝统治岌岌可危。振兴国家，成为每个明朝士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宋应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以其特有的方式——著书立说——力图救国。对于一个无心仕途的人来说，他失去了官场显赫的身份和地位，而得到的却是大量的、充裕的时间去读书与实践。自小，宋应星就聪明好学，“数岁能韵语”，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深得老师和长辈的喜爱。后来，他和哥哥一起考入当地县学当庠生，熟读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课外，他却认真地钻研每一个被时人认为是“旁门左道”的物体制作技术。1615年，他跟随哥哥前往京师去应试。哥哥一心要中举，而宋应星却利用会试中能行程万里的机会，作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对南北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作了大量的、详细的科学考察，收集了丰富的资料。此后，他更是坚持实践，到具体的生产环节去请教“专业”人员。崇祯八年（1635），宋应星得到了一个较好的机会，他被派到分宜县去任县学教师（教谕）。在分宜任教的几年中，是他一生最重要的阶段。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著书立说。他的主要著作，均在此期间撰写完成。
宋应星一生博学多才，勤于著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著作，主要可分三大类：一是属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天工开物》、《观象》、《乐律》等；二是属人文科学的《野议》、《画音归正》、《原耗》等；三是属文学创作的《思怜诗》、《美利笺》等。但大部分已散失，至今留下的只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部。
留下的五部著作中，颇为值得一提的是《野议》，全书万言，包括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等十二议。它集中反映了作者要在清官的统治下，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然后全面发展农工商业，养兵、练武则国家或可救的理想。作者写此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提出系列的改革措施，期望国家由乱而治，转危为安，体现了作者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而《天工开物》更能体现宋应星的救世思想。他并不像同时代的其他士人那样，只是空谈救国，他还要关注农业、手工业这些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立国之本。《天工开物》也成于崇祯九年（1636），共18卷，涉及农业、手工业的各个方面。其中提到的甘蔗增产术至今仍被我们沿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天工开物》里，他用大量篇幅讨论了火器的制造。他在下卷中，以一整篇《佳兵》来讨论军事，希图被明朝统治者采纳。《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兵器及有关火药、火器的制作技术，包括火炮、地雷、鸟铳和万人敌（一种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这反映了一个科学家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
宋应星一生投身科学，著书立说，殚精竭虑。他曾在《天工开物》序言中意味深长地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无相关也！”他默默无闻地以自己的方式，心甘情愿地报效祖国。虽然在他生前、死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忽视了他；可是在以后和将来的历史中，必将有更多的人记住他。而放眼整个历史，如宋应星一样投入事业，心系国家，为国贡献，不求回报的仁人志士，倒也不乏其人。
嘉靖时的赵士桢，即是类似之人。赵士桢的家乡在浙江。当时正值倭寇横行东南沿海之际，赵士桢的家乡也深受其害。从小他就关心国家前途，注意研究军事及火器技术方面的专著。他一生辛劳，刻意研究火器，钻研理论，以至“竟成锻癖，似醉若痴”，“千金坐散而不顾”，“备极劳苦而不辞”。他历尽千辛万苦，多方筹集钱财，先后制成了十多种火绳枪及其他火器、战车。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多种文体撰写成《神器谱》、《神器杂说》等研制火器的论著。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火器研制家。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神器谱》，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把明代后期火绳枪研制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明末清初的火器制造，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火器专家的赵士桢，虽身无疆场之寄、肩无三军之任，但却时时以国家兴亡为责，万历年间频频上奏朝廷，请求大力发展火器制造；并言行并重，投入到火器的研制当中去，取得了累累硕果，向世人表明他不愧是我国明代杰出的爱国火器研制家。
然而，他如此大的贡献，当时亦如宋应星一般受到冷遇，直到明末也鲜为人知。清人修《明史》时，亦未列赵士桢传。赵士桢仿佛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甚至连《四库全书》也不曾著录。直到1942年，博学多闻的王重民为其撰写了一千多字的小传，赵士桢及其作品才得到人们的重视。
时至今日，当我们以冷静的眼光来回顾历史时，不难发现，明朝晚期，整个科技领域不乏惊世之才，出现了像宋应星、赵士桢这样忧国忧民的饱学之士。他们不计得失，不求回报，默默无闻，以自己的方式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虽然他们的初衷最终无法实现，但是他们的功绩却为中华民族刻下了浓重的一笔。
§§§第五节 徐霞客与他的“游记”
徐霞客
古代的中国人一直被“安土重迁”的思想所裹足，有勇气负笈远游的士人少之又少。对于身外的世界，中国人只能发挥想像力，从《山海经》到《西游记》，充满着对远方的好奇和神秘感。到了明朝，中国终于走出一位踏遍青山、身体力行的人物。徐霞客（1587－1641）和《徐霞客游记》让世人永远地记住了这位旅行家。
江苏江阴的辖区内有个南阳岐村，在村南的石桥上刻有一副对联：“曾有霞仙居北坨，依然虹影卧南旸。”对联中的“霞仙”二字，就是指的徐霞客。徐霞客，原名弘祖、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南阳岐村便是他的故乡。这个走遍三山五岳的奇人，正是从这里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徐霞客诞生在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先世因科举成名，故而家学渊源很深。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徐霞客便喜爱读书，家族中的万卷楼，是他经常涉足的地方。但如同今天的许多儿童一样，他喜欢的书籍不是正统的教材——四书五经，而是古今史籍、舆地志、《山海经》一类的“闲书”。在这些课外书的熏染下，徐霞客看到了名山大川，知道了秘闻趣事，在年幼的心中，激发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志向。而父亲的影响也使得他不为名利二字所诱惑。他的父亲徐有勉，是个不爱仕途、采菊东篱式的人物，以诗书自娱自乐，淡薄名利。父辈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使得他不像后世的范进那样专注于八股文。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支持。徐霞客的身后也有一位伟大的女性，不断地鼓励他前进，这位女子就是徐霞客的母亲。这个老太太可不简单，在信奉先圣之言“父母在，不远游”的时代，她告诫徐霞客“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又说“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困为”。意思是说，好男儿应志在四方，不能像圈中的鸡、驾车的马那样困守在家。能这样有见识的母亲，才能培养出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
万历三十五年（1607），弱冠之年的徐霞客要进行人生第一次游历。徐母没有像一般的老太太那样哭啼着为儿子送行，而是做了一顶远游冠送给他。天启四年（1624），这位徐老太太更是以80岁高龄参加了一次自助游。她叫徐霞客陪同，主动走在儿子前面，目的是让儿子看到自己的身体仍很硬朗，不要为自己牵挂。不寻常的母亲，教导儿子的方式也是如此奇特。
开明的父母、殷实的家业、博学的知识，再加上徐霞客自己良好的身体素质，这一切造就了这位千古奇人。等待他的是奇险的山脉、咆哮的江河、凶恶的强盗、背离的伙伴。面对这些困难，徐霞客的回答是：“我不怕，即使不幸在旅途上牺牲了，就拿一把锄头，就地挖个坑，给我埋葬在那里就满足了。”
徐霞客的旅程，从烟波浩淼的太湖开始。在随后的30几年中，除了有7年在家未远游，其余时间都在外面奔波，访名山，探险洞，渡激流，攀悬崖，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万历四十一年（1613），徐霞客带领两名仆从，向雁荡山进发，他们的目的是找到山顶的湖泊。行进在悬崖峭壁之间的三人，为了寻找登山的路径，徐霞客和一个仆人顺着绑腿布结成的绳索，荡下山崖。结果在返回时，锋利的石片割断了布绳，徐霞客几乎落入深谷。亏得是手急眼明，抓住突出的树枝，才躲过大难。而这个小插曲，只是他日后所经历风浪的开端而已。山林草莽是野兽出没的场所，人迹罕至，而真正的风景和考察价值也在于此。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亘古人迹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他这种拼命探险的精神，在中国这样一个农耕为主的国度里，是不多见的。多少人终老在家，也不曾去家乡附近的山川湖泊中探寻一番。徐霞客却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地游历，就更显得可贵。
成为游山玩水的旅客不难，难的是知难而进，坚持不懈，这才是旅行探险家的品格。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霞客攀登黄山。时值二月，风雪交加，上山的路被冰雪所覆盖，一片苍茫。事后他描述说：“级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冻雪成冰，坚滑不容着趾。余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没有现代登雪山的器材，徐霞客凭借一点一点的努力，凿冰除雪，爬上黄山的主峰。说他是一名出色的登山家，也是名副其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