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煌煌一部《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
从侄子手中夺取政权的明成祖，一直担心后世的訾议。为了让自己流芳百世，朱棣在各方面都尝试着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的历史功绩。迁都北京、五次北伐、郑和七下西洋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凸显自己在政治上的作为，即使在文化上，朱棣也想着做出一番让所有读书人都能铭记的大功业来。继位不久，就下令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成《五经大全》154卷、《四书大全》36卷、《性理大全》70卷，颁行天下。把宋明理学推上了无以复加的至高位置。朱棣希望通过这一手段，能取得众多士大夫的承认和赞赏。而“大全”二字也反映出朱棣好大喜功的虚荣心。
朱棣在文化上的追求不仅仅局限在理学上，他还有更大的野心。永乐元年（1403），朱棣就下诏编修一部巨著，以传后世。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思，编纂一部自有图书以来，包括经史子集、百家之书的，包罗万象的大规模的丛书。收书越多越好，不怕规模大。”他心中的设想是：编纂一部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种类最全、质量最好的大型图书。为了让后世更能记住是自己主持的编著任务，朱棣为这部书取名为《永乐大典》。
为了能够让《大典》保质保量地完成，朱棣专门任用才华横溢的解缙主持整个修书工作。解缙（1369－1415），江西古水人，从小聪颖过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更难得的是解缙肯枯坐冷板凳，读书无数，从而养成了思想活跃、思维敏锐的过人之处。19岁时，解缙就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职。明太祖很喜欢他，曾说：“我跟解缙，论名分是君臣，论亲近就像父子一样。”太祖常留解缙在身边陪伴读书，亲自给解缙捧砚台。解缙说话很直率。有一次，明太祖要解缙谈谈心里话，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解缙也无所顾忌，竟在一天之内写出上万字的意见书，对明太祖在文化、教育、刑罚、用人、任官等方面的不当措施，提出严肃批评。而习惯了打压大臣的明太祖，为他的才华所折服，竟例外地没有怪罪于他。
在陪太祖读书时，解缙发现太祖喜欢读一些杂书，如佛家、道家的书，还有汉代刘向的《说苑》、宋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等。他向朱元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书，有的内容荒诞，有的杂乱无章，不值得多花时间细看。接着他提出自己的伟大宏愿，希望能集合一批优秀的学者，共同编纂一部全新的、内容丰富的丛书。明太祖很欣赏他的倡议，但明朝建国不久，百废待兴，朱元璋还无力顾及文化上的建设。加之有些大臣嫉妒解缙的才华，常常在明太祖面前攻击他，说他为人骄傲轻狂。太祖也觉得他太过年轻，不够稳重，就对解缙的父亲说：“你先将解缙带回去读书，增加学问和修养。过十年再来，我再重用他。”解缙因此回到家乡，编书的愿望落空了。
当明成祖以非常手段夺取皇位后，为了笼络人心、消除读书人不服气的心理，朱棣决心开编《永乐大典》，这时已经成熟稳重的解缙自然成为不二之选。永乐元年，明成祖下令开始修书，主编就是解缙，还聚集了胡广等147人共同编纂。由于明成祖的急功近利，限定完成的期限非常之短，这部书在1404年底就草草完工，名为《文献大成》，呈献给皇上。但明成祖对这部书很不满意，认为搜集范围不广，记载的内容又很简略。于是1405年正月，明成祖当面指示解缙重修此书。为了表明对此书的重视，也出于解缙所犯的前车之鉴，朱棣还特意加派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大臣郑赐、刘季等人监修，并增设了正、副总裁，先后选派官员及全国各地的饱学老儒两三千人参加纂修。
1408年，重修的《文献大成》终于完成。此著作仅目录就有60卷，一共为22877卷，装订成11095册，总体字数更是高达约3亿7千万字。全书依据洪武朝的《洪武正韵》按韵编排，有点类似于今天字典的拼音检字法。简单地说，“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即每个韵目下有很多单字，每个单字下再分列与之相关的天文、地理、人名、事物以及诗文词曲等各方面的内容，这样非常便于查阅。明成祖看着这样一部空前的大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亲自题写了序言，又将书名改为《永乐大典》，让自己的名字与之不朽。
在《永乐大典》之前，中国的大型图书有很多，如唐代的《艺文类聚》有一百卷，北宋官修的《太平御览》有一千卷。而《永乐大典》竟有两万两千多卷，它的规模之大、无与伦比。从装帧上看，《永乐大典》极为讲究，全书采用上等白宣纸，印有朱丝栏，统一使用端正的楷书抄写，字的墨色黝黑，带点古香。对于名物器什、山川地形，都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态逼真，精致典雅，堪称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精品。
从内容上看，《永乐大典》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几乎所有古书典籍，除了的经史子集，还收录了地理、宗教、医卜、戏曲等各类著作，可谓包罗万象。《永乐大典》共搜集了八千多种古代文化典籍，不少是整本整本地抄进《大典》中，其中很多还是民间早已看不到的珍贵图书。就这样，许多珍贵的图书赖此得以保存下来。我们熟知的二十四史，其中《旧唐书》、《旧五代史》就是清朝学者从中辑录出来的。此外《水经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大量有价值的图书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与我们见面的。
《永乐大典》于永乐六年编修完成，被收藏于南京的文渊阁。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也将《永乐大典》带到了京城，收藏在皇宫内的文渊阁。专门供皇帝一人翻阅。其他人在没有皇帝的授权前，是无权翻阅的。相传，明成祖朱棣对《永乐大典》看的并不多。但是在明朝，却有另一位皇帝对《永乐大典》却情有独钟，视若珍宝，这就是明世宗嘉靖帝。
嘉靖帝并不是什么明君，大礼仪让他彻底与大臣们决裂，从此嘉靖帝躲在后宫与道士、方士们共同参详长生不老之术。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却视《永乐大典》为至宝。他的龙案上可以没有关系国家命运的奏折，却不能没有《永乐大典》。在书几上总是摆放着几册《永乐大典》，供他平时翻阅。嘉靖帝爱书之深可以从一场火灾中清楚地看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一个深夜，皇宫内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座宫殿突然燃起大火，火势猛烈，宫内一片大乱。嘉靖帝在指挥救火的时候，心中更为惦记的则是《永乐大典》，因为珍藏《永乐大典》的文渊阁就在火场附近。这一夜嘉靖皇帝连下了四道圣旨，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最终完好无损地被救出来。嘉靖皇帝也长出了一口气，同时他决定：重新抄录一部《永乐大典》，以防不测。
《永乐大典》重新抄录的工作，在火灾后不久就着手进行了。历时六年，1567年4月，副本抄录完毕。重录的《永乐大典》在格式、装帧上与原本一般无二。就这样，《永乐大典》有了一正一副两个版本，正本珍藏在文渊阁，副本珍藏在皇史宬内。明末文渊阁焚于战火，《永乐大典》正本从此下落不明，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谜案。而副本《永乐大典》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磨难，则令人痛惜不已。
清朝乾隆年间，为编修《四库全书》，朝廷要用《永乐大典》作参考。而此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永乐大典》竟然缺失了2400多卷，共计1千多册。原来，那个时候，翰林学士可以借阅《永乐大典》回家阅读，许多人借后没有归还；而且，由于当时管理不严格，很多太监也纷纷将《永乐大典》偷盗出宫去卖钱。
更为惨重的损失则是发生在近代史上。1860年，英法联军进北京，给《永乐大典》带来了最大的劫难。他们洗劫了藏于清朝翰林院的《永乐大典》，大量的图书被焚烧，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劫运到了英国，后收藏于大英图书馆。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一万多册的《永乐大典》仅存八百余册。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永乐大典》再次遭遇劫难。当时，慈禧仓皇西逃，义和团与侵略军展开殊死搏斗。位于北京东交民巷，《永乐大典》收藏所在地――翰林院，也变成了战场，玉石俱焚，藏书四散。在激烈的巷战中，由于《永乐大典》质地坚硬，八国联军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修筑防御工事。甚至用它来垫马槽，或作为“上马石”。在炮火纷飞中，《永乐大典》损毁严重。战争结束后，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永乐大典》被作为战利品带走，从此漂泊域外。
《永乐大典》遭遇巨大浩劫，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肆意蹂躏，更是对中国文化的践踏。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不懈努力，从海外、民间相继收回一些《永乐大典》。据统计，流失到海外的《永乐大典》，现在散藏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韩国等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机构或个人手中。再加上国内收藏的《永乐大典》，共约400余册。这只相当于原书的3％略多。《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比著名的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书年代早了300多年。然而，历史的磨难，尤其是外国列强的豪夺与损坏，如今幸存下来的只有几百册了。这怎能不令人扼腕痛惜呢？
《永乐大典》诞生于腥风血雨的皇权更替之中，它是帝王好大喜功的产物，它是侵略者最为钟意的战利品。这部百科全书蕴蓄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明精华。这既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也是人类共同的火种。它就像一个智者一样，即使“怀璧其罪”，又能如何？
§§§第二节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1603年，历史上又一个平淡的年代，各国继续上演着卑鄙的宫廷斗争，战争的车轮继续碾压着无辜的民主。而对于中国医学界，乃至于世界医学界来说，这是值得永远记住的一个数字。在这一年，李时珍的辉煌巨著《本草纲目》终于隆重出版了。从此，这本关乎民计民生的宏伟著作被广泛地传播开来，辗转翻刻达30余次，后来又传到国外，为全世界所瞩目。英国的达尔文曾盛赞《本草纲目》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当无数后人因这部书而走出死亡边缘的时候，当我们为这部医学巨著收罗广泛，科学态度严谨所折服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能遗忘刻在书皮上的这个名字——李时珍。
明正德十三年（1518），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东门外的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里，一名男婴悄然诞生。没有声声爆竹，没有喜庆盈门，除了父母的笑颜外，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李时珍（1518－1593）就这样安静地迈出了多彩人生的第一步。李时珍的祖父是当地的一名“铃医”，也就是一个摇铃走街串巷的郎中。他的父亲李言闻子承父业，也成了一名郎中，并在医学领域里小有成就；著有医书《雪八脉法》、《四症发明》等医学专著。尽管如此，受当时世风的影响，父亲还是强烈希望儿子能步入仕途，期待着他金榜题名，为家族扬名的那一刻。
李时珍自幼受家学的熏陶，耳濡目染，渐渐地喜欢上中草药散发出的浓浓药香。对年幼的李时珍来说，医学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深深地吸引着他。然而在父亲的“逼迫”下，出于尊重父亲的一片孝心，年幼的李时珍不得不违心地去读四书五经，并于嘉靖十年（1531）考中秀才。尽管如此，李时珍并没有放弃自己在医学上的追求，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身背竹篓，跟随父兄上山采药，尝试着学习鉴别草药。而父亲李言闻平日坐堂治病时，李时珍也抓住每一个的机会，在一旁倾听，帮忙抄药方，学到了不少的医学知识。
1537年，蕲州发生大水灾，江水倒灌入河流，田地被洪水淹没，颗粒无收，广大人民饥寒交迫。更为可怕的是：水退后，各种瘟疫、疾病接踵而至，人们在死亡线上艰难地挣扎着。面对此情此景，大多数医生却忘记了救死扶伤的格言，没钱不给治病。免费为穷人治病的李氏父子成了人们的救星，从早到晚，来找他们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为了应对应接不暇的病人，李时珍也开始自己看病抓药，帮助痛苦的病人摆脱病魔的折磨。在治好的病人的同时，李时珍自己也一次次地得到了锻炼。当病人痛苦的表情变成一张张笑脸，自己的劳动换来了病人家属的连声道谢时，李时珍终于懂得了医生的职责，深深体会到医生的责任重大。
随着对医学越来越深的热爱，李时珍为自己的人生重新确立了方向，矢志从医成为了他的人生目标。在忠孝和未来的矛盾中，李时珍选择了抗争，他以三次乡试的失败为理由，勇敢地向父亲言明欲从医的心意，几经周折后，李时珍24岁的时候，父亲终于无奈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这一年（1540），李时珍开始跟随父亲正式行医。遂了心愿的他干劲十足，在不断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李时珍一边钻研医术，一边行医。一方面，他如饥似渴地从前人留下的医书中吸取养分，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另一方面，他凭着对穷人的深切同情之心，在为百姓治病的过程中，他总是一丝不苟，尽心尽力，不计报酬。由于他苦心钻研医术，许多疑难杂症在他手里都迎刃而解。老百姓为他高明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所深深地折服了，每每提起，赞不绝口。
李时珍的名声越来越大，王公贵族也开始找他看病。武昌楚王听说他医术精湛，聘他为“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之所以接受这个聘请，并不是因为李时珍贪图钱财，而是因为民间的医书已经不能满足李时珍的需求了。他希望能够到王府中接触到以往没有机会看到的医书。即使他身在楚王府，他也从来没有忘记百姓，时常外出给百姓治病。而李时珍高超的医术在楚王府中也得到了运用。一天，楚王的儿子突然昏厥，不省人事。当其他医生束手无策时，李时珍经过诊断后，判断起因来自肠胃，大胆地施用催吐类药物，几付药下来，楚王的儿子从死亡的边缘被救了回来。3年后，因楚王的推荐，李时珍到京师太医院任职。
李时珍满怀一腔热情来到北京，希望利用在太医院供职的好机会，得到朝廷的帮助，用国家的力量编成一部医学巨著。因为李时珍是一个认真钻研、善于思考的人。在长期看病抓药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所看见的医书，有很多不足之处，甚至有相互抵牾的地方。而且从汉代的《神农本草》到宋代的《证类本草》虽有所发展，但到了李时珍时代，已有四百多年没有整理和补充过新的知识。特别是其中的错误很多，“草木不分，鱼虫互混”的现象屡见不鲜。医生按书求药，有时还会闹出人命。李时珍迫切地感到，要有一部新的医书出现。一部包括天下所有药方和药物的书，以改正历代药书中的错误。但是他的提议朝廷根本不予理会，还被顽固守旧的人斥为“擅动古人经典，狂妄至极”，并遭到粗暴的打击和恶意的嘲笑。更为可气的是，当时的皇帝嘉靖帝迷信方术，祈求长生，太医院的医生们为迎合皇帝心意，和方士竞相奉献仙丹不老药，搞得一片乌烟瘴气。原本无心恋官的李时珍失望之极，毅然托病辞官，决定凭一己之力完成这个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