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价值投资人，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努力去了解你的投资标的。如果你愿意比一般投资人付出更多的精力来分析标的公司，你就会掌握更大的竞争优势。巴菲特表示，其实价值投资策略并没有超出任何投资人的理解范围。我们非常同意他的这一说法，因为你甚至不需要有什么财务专业硕士级的评估能力，就能轻易靠价值投资策略赚钱。但是有一条是必须再次强调的，就是花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所投资的标的公司的经营过程，就像巴菲特说的：“投资其实比你想的容易，但看起来很难。成功的投资不需要太艰深的数学和难懂的符号，不需要去了解衍生性金融商品和国际汇率的波动，也不需要费心思去猜测国家金融政策的变化，更不需要去追逐那些市场大师对股价走势的分析预测。”然而遗憾的是，许多投资人宁愿花时间无聊地追逐当下市场状况，也不愿意花时间去研读公司的年度报告。但是请相信，一味相信股票市场上那种东拼西凑的小道消息或惯于用一些旁门左道来作为投资策略，是绝对比不上花几十分钟阅读投资标的公司的最新营运和财务报告来得实用和有效。
10、投资与投机的界限。凯恩斯、格雷厄姆、巴菲特等伟大的投资思想家都曾对投资和投机的差异表示过自己的看法。凯恩斯认为：“投资是赌资产未来报酬率所进行的活动，而投机则是赌市场心理的活动。”格雷厄姆认为：“投资是一种经过深入研究的保本获利行为，而任何没有达到上述要求的理财行为都应被视为投机。”巴菲特深信：“如果你是一名价值投资人，那么，你一定会研究标的公司的未来发展，如果你是投机客，你就不会去理睬标的公司的营运状况，而只会预测它的未来股价的可能走势。”一般说来，这些伟大的投资思想家都同意投机客只在意股票价格未来的走势，而投资人则在意标的公司基本面状况的说法。如果他们的看法无误，那么当今金融市场的主流势力是投机而非投资。
格雷厄姆在最后告别人世之前曾接受查尔斯·埃利斯（Charles Ellis）的访谈。埃利斯是格林威治合伙公司（Greenwich Parters）的合伙人，也是《打败输家》（Winning the Loser"s Game）一书的作者。他于1976年为《财务分析师》期刊访谈格雷厄姆。埃利斯回忆当时格雷厄姆谈投资和投机的看法时似乎并不在意市场上的投机风气，因为他认为市场上本来就存在许多投机客。但使格雷厄姆感到困扰的是，许多原本想真正投资的人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在市场上沾染一些投机习性。
其实，投资和投机两者之间的界限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争议话题，双方的支持者也彼此口诛笔伐。我们则认为，如果从采取价值投资策略的角度来研究投资，投资人必然会对标的公司的营运状况和股票价格表现有更深的认识。而如果投资人采取广泛分散的投资策略，将会发现股票周转率高，交易成本也随之增加。反过来，低周转率投资可以提升可能的获利空间。当投资者发现每天都忙于追涨杀跌，到头来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累积真正的投资知识和策略，也会和投机市场渐行渐远。研究表明，知识的累积绝对可以增加我们的投资报酬，同时降低整体风险。我们还相信知识将最终分隔投资和投机的界限。投资者会发现：随着投资人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他的思考和行为就越不可能被纯粹的投机意念所主导。
知名投资理财作家罗·挈尔诺（Ron Chernow）表示：“金融环境体系反映出社会价值。”我们非常认同这一点，只要我们的价值观开始出现偏差，市场就会指引我们朝向投机行为。投资人在投资这条路上蹒跚独行，跌倒了又调整好自己的步伐再出发，而后再犯错误再次摔倒。而终止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的方法就是教育自己坚定不移地树立起正确的投资理念和方法。
在伯克希尔公司的一次会议中，巴菲特和蒙哥曾被问到是否能教育新一代投资人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和方法时，他们两人颇感到这个问题切中要害。其实他们两人很早就已开始从事这项教育任务。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会议之所以那么出名，就在于它一向简洁明了，没有一点杂七杂八的废话，富有极高的教育价值。我们建议大家参阅亨利·埃默生（Henry Emerson）写的《杰出投资人文摘》（Outstanding Investor Digest）一书来了解这两位投资大师的许多访谈和演讲内容，撷取他们的思想精华。巴菲特和蒙哥在公开场合的一言一行，都在向成千上万的投资人传授他们正确的投资理念，使得投资人受益匪浅；岂止是一时受益，肯定是终身受益。
蒙哥最为人称道的是，“从别人智慧的结晶中吸取精华，而不是自以为可以坐着单凭幻想就知道天下所有的事情，没有人有这么聪明”。巴菲特非常认同蒙哥的这一看法，他说：“我通常都靠自己大量阅读，学习别人的知识和创见，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有很多原创性观念。我之前就说过，我读格雷厄姆的书，也读费雪的书，我的许多观点都是从阅读他们的书中得来的。”他还曾说：“你可以从别人的书中学习到许多东西，而不需要自己动脑筋创造新知，重要的是要充分从别人身上吸取到最好的东西。”
求知的过程就像是旅行。巴菲特和蒙哥把前人的智慧纳为己用，融入自己的认知中，并慷慨地传授给那些充满活力、思想开放又努力好学的投资人。蒙哥曾说：“许多人非常排斥学习任何新知。”巴菲特也表示：“更惊人的是，他们也排斥那些对他们来说有绝大好处的新知。他们排斥多用脑思考，也排斥改变自己的想法。我曾引用过法国思想家伯特兰·卢梭（Bertrand Russell）的话：‘大部分人宁愿死，也不愿花脑筋思考。’”从投资理财的现实环境看，卢梭的看法有道理！
11、学习价值投资学派典范。蒙哥说：“我们的投资策略其实很简单，但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是很少人愿意使用它。伯克希尔公司的许多股东们已经起而效尤，你们大家也都非常清楚这种策略。但是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都不把这种策略当作是操作的标准。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是对的话，那为什么这么多投资人仍然坚持错的一方？”蒙哥的反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为什么人们总是排斥接受一种新观念，或者说为什么人们要拒绝接受已经一再被证明是很成功的投资策略和观念。对这个问题，只有汤姆斯·库恩（Thomas Kuhn）才是最有资格回答的。
库恩于1996年去世，生前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兼哲学家。库恩在1962年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典哲学著作之一。这本书非常畅销，销量超过一百多万本，许多欧美大学的社会科学课程里都将它作为重点书目来阅读。该书主要介绍“典范”（paradigm）的概念和后来衍生的“典范转移“的内容。库恩认为，科学进化的过程并非很顺利，虽然人们在直觉上认为科学发现的过程就是将新的发明像砌砖一样加在已知的发明之上。但库恩表示有时科学的发明是靠危机产生的，只有当危机来临时，科学的发明创造才得以被社会用来治理危机而被承认。因此，构建一门新的科学，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将当时的主流思考模式和典范彻底拆除。
历史的演变似乎和库恩的理论相吻合。哥白尼的理论推翻了当时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看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欧基米德几何学相形失色。库恩认为，从这些例证中可以看出，每个典范在被转移前通常都会经历充满危机的时代。有些人认为现在正在争论不休的广泛分散投资组合和价值投资组合到底孰优孰劣，正是库恩认为的观念准备转移的危机时刻。库恩继续表述道，在典范转移前，我们会先看到一些异常的事物出现。巴菲特说：“我对‘比较异常的事物’这个词非常感兴趣。‘比较异常的事物’指的是通常学术界无法解释的事物，因为学术界宁愿排除这些新的事物和理论，也不愿承认它们。”
一些年来，在美国学术界，一直试图将巴菲特及其投资学派当作是异常人物和流派来看待，他们把巴菲特及其流派仅仅看成是一个成功的特例，未来恐怕很难再出现像巴菲特这样的现象。有些经济学家再度套用他们最经典的猩猩例子来加以比喻，他们说：“如果你将足够多的猩猩放在一间房间里，从统计学观点看，很有可能其中就有一只会有所谓的‘巴菲特现象’。”如果上述经济学家的比喻是合乎逻辑的话，那么他们又如何解释凯恩斯、费雪、蒙哥、辛普森、鲁安等众多投资大师脱颖而出的现象呢？他们又如何解释这些大师间的传承现象呢？
新的典范正在成形的理由之一可能是因为旧的典范开始崩溃，当这种现象开始发生时，旧的典范通常会有崩溃前的奋力一击，企图挽回最后必然要败北的颓势。当托勒密（Ptolemy）的“地球宇宙中心说”无法解释许多星体运行现象时，一些天文学家便开始加油添醋，企图替托勒密理论打圆场，他们坚信托勒密没错，只是他的理论需要稍加修正而已。人们可能幼稚地认为，现在的科学家早已更新换代，他们随时都准备吸收新的或甚至相当不一样的观念，然后共同努力去塑造新的典范。库恩却不这么认为：“虽然旧典范的支持者已经开始丧失信心并且考虑尝试其他的方法，但他们仍然不轻言放弃以前曾将他们带入新典范而现在早已陈旧的典范。”在投资市场上也是如此。早已驾轻就熟的既有的投资模式在投资人脑中根深蒂固，如今要马上接受典范转移，的确是一个不论从心智、情绪和经费上来说，都将是一个代价不菲的风险。
历史上发生过的典范转移和更迭事件，常常需要数年、数十年甚至几个世代才能完成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教育和争取新的支持者。当旧典范已经确定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时，新典范才得以大举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典范转移完成之前，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新典范的创造者和支持者是否能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坚持下来。
要能在一个典范转移中生存，是需要超出常人的反抗精神和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的。巴菲特价值投资学派的那些大师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正是通过亲身的实践磨练了上述这种特质，才有了今天享誉世界的投资绩效。他们的这种在典范转移中表现出来的伟大特质，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的投资者学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