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本章对商业环境中的新情况所引发出的组织形式的多种变化进行了介绍。目的是为将会在后面内容中进行探讨的、有关新的组织形式及流程的特别之处的问题提供一个完整的背景。本章首先回顾了日益增多的、对根据层级制建立起来的传统组织形式的不满情绪，接着又探讨了新情况是如何引发出一股建立新的组织形式的动力的。这些新情况都是与全球化、新技术、知识经济、超级竞争及社会责任有关的情况。最后，本章根据第1章所介绍的组织选择方面的内容，对传统组织形式和新的组织形式进行了比较。
传统组织形式的退却
历史上，军事、政治、宗教活动通常都是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
尽管活动所在地和目的各有不同，但演变而来的各种组织形式却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体现在对集体目标（宪章）的陈述、对纵向和横向的职能和角色（职责和权力）的具体安排、各种行为规则以及控制和协调方面的安排这些方面。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有了根据类似层级制、职能分工和协调制而建立的大型正规组织了…中国的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首先建立起了相当正规的中央政府官僚制度，其生命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该制度包含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与绩效评估和奖励制度两项制度。在中世纪的欧洲，僧侣们一直都在针对角色的具体安排、层级的制定、对规则的依赖以及为解决重大的新问题而组建项目团队，以细化组织原则。尽管他们相当正规的组织没有给自我意识留下多少空间，但它却在财富的积累上发挥了功效。
到了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已经演化为被大型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所普遍采用的官僚式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是建立在行政管理和经营管理合法且合理的原则的基础上的，通常还会以“管理科学之父”泰勒的工作组织原则作为补充。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的条件下，这种形式可以很好地满足组织的需要。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一种要对长期存在的官僚式组织模式进行彻底变革的动力出现了。首先，缜密的案例分析显示，实际上，官僚式组织模式并不一定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在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方面。一般来说，要想做到有效运营，企业就要偏离其正式的规定与结构。事实上，“照规矩做”已经成了对抗雇主的一种行业行为了。
其次，学习组织理论的学生得出的结论是，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而不是采用一种模式，是最能够适应规模、技术及环境方面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的做法。伯恩斯（Bums）和斯托克（Stalker）更是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发现了一种活力大大多于典型的官僚式组织、官僚气息又大大少于它们的有机的组织形式（见表2.1）。他们认为，与普遍采用的“机械形式”（官僚式的）相比，有机形式更有利于组织在纷乱的、无法预测的环境中取得成功。于是，人们开始关注官僚式组织之外的、在某些情况下更为有效的其他组织形式。
除了日益增多的表明官僚式组织功能不佳的例证之外，还有对这种组织形式可能会限制甚至压制个人的担忧。很多在组织中工作的人，连同他们的客户和顾客，越来越反感融合了泰勒主义者工作制度和层级官僚式管理结构的传统组织形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学家们在一些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如阿吉里斯（Argyris）和布劳纳（Blauner）的著作，表达了这些不满。大量的案例分析都暴露出了像管理者这样的利益群体利用组织达到个人目的的事实。于是，人们展开了对传统组织形式的彻底批判，因为它有权力不平等的成分，而这将有利于剥削与利用。这种批判既是针对失效的官僚式组织，又是针对较新的、有关突发性事件的观点的，因为该观点否定了所有可以表明组织是富有效率的功能主义者的做法。该批判还认为，企业是为了追求最佳利益才注重效率的，而这样的倾向是无法对现存的权力和控制结构提出重大挑战的。
20世纪70年代，组织理论家们提出了多种模式和变化形式。其中一些模式来源于对深度案例分析和重要理论中所提到的组织政治问题的日益关注。这意味着有关官僚式组织的理论的合理假设及其注重结构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不知道在组织中工作的人是如何阐释和理解组织及其背景的，就不可能预测组织设计对员工的行为和绩效所产生的影响，更谈不上了解了。儿从较为实际的角度来说，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滑和来自日本的竞争威胁的加剧告诉人们，再也不能借助官僚式的、泰勒主义式的组织模式来追求合理性了，这种做法已陷于危机之中。这就鼓励人们去寻找有利于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和质量以及更多创新的新的组织形式。于是，传统的官僚式组织形式遭到了几方面的猛烈抨击。人们认为，其思想基础是错误的，其形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环境以及不断变化的人们对工作方式的期望了。
在经历了这些发展之后，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后官僚式”组织。至少在原则上，这是在历经百年的、反映了大型层级式的理性企业的原则的官僚式组织形式之外的另一种明确选择。它主张远离层级，回归到规模较小的、较少多元化的、更为有机的单元中，注重个人的判断力和创造力，而不是对规定的服从，并会作出有利于授权、灵活性、学习、创新及团队工作的安排。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由原材料加工型转变为信息流动型的现象变得越发明显了，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中。这种转变将组织的很多方面从过去的物质方面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举例来说，这可以让分散在各处的活动像被集中在一个地方的活动一样，被有效地整合起来。当今世界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就是信息的大量增加，这是新的组织设计必须要应对的问题，因为它对官僚式组织所提出的、经济绩效赖以生存的绝对前提发出了挑战，这个前提就是，经济绩效取决于对一个经济体的资源的有效结合的驾驭能力。
这是一个根本性挑战，因为具有竞争力的知识都来自于像研发团队这样的、由学习者组成的小群体。官僚式组织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快地将这些具有价值的知识系统地编纂起来。在以物质目标为基础的经济体中，组织可以通过运用这些知识来开发出新的、更好的产品，或者可以更高效地生产现有产品，从而获得回报。那些开发出新知识并且将其归为己有的企业可以享受到“伪垄断”所带来的好处，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经济租金，它意味着高于正常水平的利润。
官僚式组织的问题是，对于以知识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来说，这样一个“囤积”知识的战略是不切实际的。一方面，通常来说，知识必将作为实际交易的一部分被泄露出去；另一方面，为了让知识有用武之地而对知识的编纂工作采取非常措施的做法，更容易将知识扩散出去。知识很快就会变为大众商品。于是，人们会看到，在很多行业中，为了控制知识的流动而采取的现有的保护自有知识的制度大多都是无效的。
从中所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保持出众绩效水平的唯一方法就是快速学习。问题是官僚式组织所特有的控制手段及依靠规则的做法已经阻碍了有利于探索性学习的、意外的、极偶然的、富有创新性的流程的发展。而官僚式组织所擅长采用的流程的稳定性、常规性和坚固性却导致了企业核心活动的僵化，进而使绩效表现不佳。
今天所要发现的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可以通过为人们提供能够表现自己、成就自己进而热情地投身于组织学习中的机会，从而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进化。被授权的团队似乎就是符合很多新标准的一种组织模式，它可以为创造力和创新成果的产生营造出一种适宜的环境，而竞争力的提高所依靠的正是创造力和创新成果。此外，它还与回归小范围、专注“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原则相一致。
于是，企业不得不剥离其非核心活动。很多事例似乎都表明，与那些将全部价值链活动及支持性活动内部化、融入一个多层级组织的企业相比，较小的、专注型的企业更能带来出色的经济效益，员工的产出率也更高。作为一种混合组织形式，战略联盟已经成了为收益于国际扩张、规模经济和学习上的协同作用而采取的重要手段了。而最常见的组织形式则是合资，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但它的普遍性及重要性却在近年来得到了显著加强。联盟和网络有其特有的活力，这也就引发了新的管理挑战。
今天，有关组织的前沿性讨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通信技术相互结合的基础之上，由单一的、正式的组织转变为“虚拟的”、网络式的组织的这种变异，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命题。依靠对客户定制要求的迅速反应，戴尔电脑公司及其他企业成功地应对了激烈的竞争环境，它们已经在虚拟的道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了。在世纪之交，借助互联网所提供的信息、将客户与生产者联系在一起的“互联网公司”
出现了，可以将其说成是与有效市场很接近的一种虚拟的组织形式的问世。即使是那些“旧经济体”中的企业，其现在的组织形式也带有了较多的当代色彩。为了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在竞争较为激烈的市场中保留自己的市场份额，企业正面临日益加大的、要求不断重组的压力，只有这样才能重新组合或重复利用其资产及关键性的竞争能力，才能充分利用电子商务所带来的优势。
新情况，新组织
商业环境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这些新情况对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引发了针对新的组织形式的很多尝试性工作。人们普遍认为，传统组织形式已不能充分应对新的挑战。大多数企业中的管理者们都表示，“20世纪中为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基础的公司结构已经陷入长期衰落的境地”。企业所需面对的全球化、新技术、知识型社会、超级竞争以及社会期望都对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新技术也为进行新的组织设计提供了机会。以下将依次对这些新情况及其对组织的启示进行探讨。
全球化
现象
“全球化”这个词已经被用在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它正面临着失去任何用途的危险。全球化已经变成了一个大而散的概念，以至于很难捕捉到其真正的含义，尽管至少已经有了一个由各个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指标所构成的“全球化指标”。从本质上说，全球化代表着全球范围内依存度的增长水平。在商业方面，全球化消除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之间的界限。过去，这些界限存在于法规限制、沟通壁垒及国别和文化的差异之中。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国际协定和现代通信技术是推进全球化的极为重要的力量。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实际上，它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十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世界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加速增长、货币及资本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增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对运输成本的降低、新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最佳做法”的传播。
推动全球化的是强大的经济力量，包括市场、成本、竞争因素，外加政府因素。∞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市场因素，一个是在成功的全球品牌的推动下（如设计师牛仔装、运动鞋及汉堡包品牌）客户共同偏好的增强；另一个则是在全球分销、全球服务渠道方面的发展（如对照相机和个人电脑所作的全球分销与服务）。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为某些产品创造出一种可以跨越文化和地理界线的营销方式。
在成本方面，全球化可以提供规模经济和标准化所产生的成本优势。这种优势不只限于生产方面，广告方面的成本也是如此，因为在采用标准广告时，也是会产生出成本优势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还会产生出采购成本优势。当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在国家或地区进行竞争时，竞争因素就会起作用，这样就可以获得以上提到的优势。贸易自由化已经为全球化增添了力量，但其实用性如何还要看市场是否已被划分得很细。政府也已经认识到，自由贸易与资本流动会带来经济利益。在过去的10～15年间，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开放了本国的经济。自由贸易还进一步增强了各国技术标准的兼容性，这也就推动了生产和营销的全球化。
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些强大动力的作用下，企业一定会义无反顾地进行全球化，实际上，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举例来说，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已经引发出了是否应该限制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自由化及自由流动这样一些问题。一时间，很多有关全球化的站不住脚的笼统说法应运而生，我们需要谨慎地看待它们。全球化是一种趋势，而不是一种既有条件。全球化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均衡发展的，某些行业要比其他行业表现得更明显。全球化主要表现在通信行业和民用航空业，而建筑业、个人服务业和食品业还不是这样。实际上，大部分贸易和投资跨境整合都是在区域贸易范围内进行的，而不是在真正的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毫无疑问，全球化的确是一个大趋势，但它究竟能够走多远、走多快仍旧是个有待观察的问题，因为反对它的势力是很强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