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几天的滂沱大雨，下得天昏地暗，日夜不分。
世界像落进了一个黑沉沉的深渊里。滚滚不尽的浓密的乌云，像从那无底深渊里涌出来的黑雾，在群山和村落的顶上织成了一道厚厚的、阴暗可怖的大网。那黑网紧紧地裹着大地，把所有的山峰都吞没了半截；它像一个魔鬼张着险恶的深不可测的大口，要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吞没下去。大雨倾盆，暴风助着雨势，疯狂地翻滚怒号，似乎要用那密密的、铁豆一般的雨点把一切都击碎、冲毁。一切声音都被哗啦啦的暴雨声掩盖了。看着越下越猛的大雨，人们就会想着在那阴暗的云层中间有一道通天河决了口，洪水像被放开了锁的困兽巨蛟，在乌云中翻江倒海，永无休止了。一切都在昏暗中停顿了，大地只是一片混沌迷蒙；只有不时从云层中滚过一阵轰轰的闷雷，终于在那黑暗的深渊里闪出一道裂痕般的电光，接着便爆出一声惊天劈地的炸响。然而这一切瞬间又消失，天地又复为一片沉沉的黑暗笼罩，依旧是倾盆大雨，依旧是无休止的混沌迷蒙；只有那电光照亮大地的一瞬，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带来对光明的热爱和向往。
就在这样一个暴风雨的傍晚，在平江南乡——安平桥一带的雨雾迷蒙的山野里，走着两个人。四周一片阴暗，一切都在暴风雨的冲击下躲藏起来了，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两个人，仿佛全然没有觉到风雨的猛烈，在山路上径自大步地赶路。他们都头戴斗笠，身披棕麻编织的蓑衣，赤脚草鞋，肩上背着一个蓝布小包袱和几双草鞋。他们的全身都被大雨淋湿了，草鞋和挽着裤管的腿上全是泥浆，大雨打得人睁不开眼。前头走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身材高大，体格壮实，一看就知是担着沉重的劳累成长起来的。多年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把他那能挑起千斤重担的腰和背压弯了。他的脸被山里的风霜吹打得又粗又黑，年复一年的苦难已经在他的额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他就是南乡一带的农民协会委员长——赵柄清。紧跟在后头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圆头大眼、蒜头鼻、厚嘴唇，憨实纯朴。他又黑又结实，个子不高，似乎肌肉都紧紧地攒到了一起。当他平静的时候，像一尊铁打的罗汉；当他发起怒来，又像一头凶猛的小狮子了。他就是十几年前被赵柄清家收养的一个逃荒人家丢下的孤儿，后来一起跟万先廷到三公家做长活的弟兄——黑牯。
提起赵柄清的善良厚道的秉性，跟他那磕头弟兄万东升的急公好义一样，在安平桥的百十里远近，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没有一个人不信服敬仰的。他上无兄姊、下无弟妹，十四岁那年，就双双死去了父母。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村里大田东赵三公家的佃客。父母留给他的，只是一间遮不住风雨的破草屋，和一把磨得比巴掌还小的犁头；还有那一身祖祖辈辈越还越重的债款和田租。
好像生下来就是为了把自己的一切给予别人，赵柄清那忠厚义气的秉性，即便在万分寒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受到丝毫的磨损。这样的人，无论生活对于他们的压力和打击多么沉重，也决不会低头叹气，怨天尤人；可是一看到别人的苦难，只要是看到了，他的心便再也不能平静——直到尽出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让那人满足了，他才能像自己遇到喜事一样地爽快舒服。善良的妻子开初是奇怪，后来触到了丈夫的心灵，她更加钦佩和尊敬他了。她的心就像和丈夫的心共着一条血脉，她那母性的爱也变得有如大海一样广阔；即使自己挨冻受饿，也会把仅有的一粟半缕毫不犹豫地拿给别人。他年轻时候曾有一次，孩子病了，是一种发痧的急症。两口子急得像火烧，家里没有一颗能卖出的粮食，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和衣衫。最后，妻子从髻上拔下了一根包金的银钗，这是她母亲留给她唯一的遗物，也是他们这一家唯一能换钱的宝物。赵柄清拿了银钗连夜赶进城去。妻伴守在孩子的身边，等着丈夫当了银钗抓药回来。她望着孩子烧得发红的两眼，按着孩子被病折磨得乱抓乱蹬的手脚；孩子时而哭叫，时而发着神志不清的呓语，她的心啊，就像有无数只尖锐的利爪在抓搔。她的一切希望，都放在那根银钗上面；寂静的深夜中，她用自己心房的跳动来计算丈夫的脚步。她的眼前，出现了好几次丈夫回来的幻影。她尽力想着丈夫抓药回来后，孩子渐渐好起来的欢乐景象，来驱散眼前的痛苦和恐怖……多么艰难的盼望啊，鸡叫了，天发白了，阳光射进来了，最后，终于听见了丈夫的脚步声，她的心也随着希望跳得更快起来。丈夫走进来了，他的手里……啊，他却空着手。没有了银钗，也没有药……
妻子震动、惊讶，用无言的质问望着他。
赵柄清深陷的眼窝上，围着一道黑圈。他疲乏劳累不堪，痛苦地低着头，像孩子做错了事请求责罚似的，艰难而低沉地说道：
“钗子……我丢了……”
她只觉得头脑“嗡”的一声，眼前顿时发了黑。泪眼模糊中，她触到了丈夫那恳切诚实的目光，她深信丈夫的为人。但这个意外的打击，对母亲是太沉重了，她扑到孩子身上，绝望地痛哭起来。
丈夫默默看着孩子，用负罪的心情摸了摸孩子的额头，轻轻把被子拉到他身上盖好，找了根带子把磨断了绳的草鞋扎上，又默默地向外走去——到门边，他回头看了痛哭的妻子一眼，又走回来到她身边，说道：
“都怪我……我去寻点活做，先支几个钱来抓药……”
妻子忍住了悲痛的眼泪，她知道，丈夫从昨天早晨到现在，还连粒米滴汤也未进口，她想先去弄点野菜来煮汤；丈夫不让她站起来，便又匆匆走出去了。
这样的年月，穷人挣一文钱，比从富人身上扎一滴血还要难啊！赵柄清一大早东奔西问，好容易跟赶集的老板挑一趟脚，拿到了五个银毫子，又紧跑着到城里抓了药，一口气不歇赶回家来——可是，家中突然显得这样地静。低矮的堂屋也在这万籁俱寂中显得又大又空了，似乎天地间的一切都已静止、凝结……他屏息着激烈跳动的心走进房中，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妻的眼泪也已经流干了，望着孩子的尸体在呆呆发怔……
从来没掉过泪的赵柄清，这一回哭了！他痛疚地在孩子面前捶打自己：“都怪我，孩子！……爹对不起你，爹害了你！……”
痛苦啊，眼泪啊，让仇恨的火来代替吧！扼杀这条小生命的，不是你们，善良的母亲和父亲！是压在你们身上的那令人窒息的生活重闸，是那悬挂着无数这样重闸的吃人的社会！
后来才知道，丈夫的银钗不是丢了。他在进城后，从当铺里当出了钱，要到药铺去抓药的时候，遇到了邻近西小村的张老实；他是个六十岁的老人，在长期的苦难折磨中，看去像过了七十的人了。他的腰背佝偻着，一身褴褛，树皮一般枯干多皱的脸上十分愁苦，两眼无神地在街上走着。赵柄清惊讶地问：
“老哥，这样晚了还没回去？”
张老实苦着脸，几乎要哭地说：“心娃病了……先生说再拖不过明天。我出来想挣几个药钱，跑了大半天，都嫌我年纪大，不要……”
赵柄清看着他那痛苦得麻木的脸，也感到一阵心酸。他知道，张老实两夫妇过了大半辈子孤苦生活，到五十多岁才盼来这个孩子，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珍贵，好容易养到这样大；要是这孩子有个好歹，这一对老夫妻怕也活不成了啊！他已经不复想起自己的难处，内心完全被这一家的痛苦占据了。他又问：“你现在预备怎么办？”
张老实茫然地摇摇头，木然地说道：“是办法都想过了，只少当街磕头去讨，可这年月，讨也讨不到啊……”他低下头，似乎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羞愧，声音颤抖地说道，“我怕空手回去，心娃他妈要是……”
赵柄清看着他因极度痛苦而抽搐着的脸，心像刀割一样难受。他的手伸进衣袋，触住了刚才当到的那几个银毫子，他的心也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中：这几个小小的银币，此刻竞决定着两个孩子的生死存亡啊！他刚想把钱抓出来，又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妻的凄苦的眼睛。这一瞬间，他的心受着多么大的折磨啊……
张老实呆了一会，失神地挪动脚步，向前走去——“老哥！”赵柄清突然喊一声，那声音连他自己也觉吃惊。他不再想，一把抓出那几个银毫子来，递过去道：“你拿着……”
“老大，你……”张老实伸过因过度激动和惊喜而显得发颤的手，想接，又急忙缩回去道：“不，你这几个也是活命钱，我……”
“别说了，老哥，要看得起赵大你就收下。”赵柄清尽力镇定地说道，“我，总比你好些；我还年轻力壮，挣得来的……”
泪水在张老实枯竭的老眼中滚动，他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直愣愣地望着赵柄清，说着：“老大，这、这……”
“快救人要紧。”赵柄清把钱塞到他手里，说道，“这点钱抓药是够的。”
“老大，这恩……”张老实拿着钱的手不知怎么放，紧抓着他道，“心娃有救了，我们一家都有救了……”
张老实千恩万谢地去了。望着他轻快走去的背影，赵柄清的心里才松了一口气来。走了几步，立刻又变得沉重了：他想起了孩子的病，想起了妻子那双忧伤期待的眼睛，他又陷入了傍徨和焦急。他想赶紧找个活路做做，兴许能挣几个钱，可已经是夜晚了……
那天，正在东边村里给赵三公家打忙月的万东升夫妇得讯赶回来时，孩子已经草草地埋葬了。万东升的诚实义气，跟赵柄清同样受人尊敬；可他的性情刚强耿直，更是远近闻名。这时他恼火地申斥赵柄清道：
“柄清，是你害了他！伢子病得这样，为什么不去找我？你们两个都是木头墩子？！”
赵柄清歉疚、痛心地说：“大哥，不是我没想到。我知道你手里也留不住钱，比我们还艰难……”
“是人当紧还是钱当紧？”万东升仍然恼火地说，“就是豁出脱层皮也要先救孩子啊！可你……”
责备尽管是责备，万东升看着这情景，怎能忍受得住啊！他把他们两口子累死累活忙了半个多月挣来的一袋糙米，硬给赵柄清留下，一面恨恨地说：“这样世道，光拿点自己的血汗钱能救活几个人？富人照样富！得拿起家伙来跟他们干，毁掉他们！……”
是啊，得毁掉他们！但是万东升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终于为穷苦弟兄们献出了生命。他临死时的话，时刻响在赵柄清的耳边，像战鼓，像号角，他一想起那情景就觉得全身的血液在沸腾，感到身负着一个迫切而沉重的责任。正是这种力量，使他最先信任了那位容先生传布的革命道理；正是这种力量，使他在这荒僻闭塞、族权森严的山村里最先挺身而出，唤起农友们组织农民协会；也正是这种力量，使他在革命遭到挫折、乌云密布的阴暗日子里毫不气馁，到处奔走，坚定穷苦农友们对革命的信心。
自从起义的湘军向南败退，受到吴佩孚支持的另一支湘军——叶开鑫的队伍便连烧带抢地开了过来。村子里，那些刚失去了气焰的豪绅赵五公、赵三公，以及他们的帮闲赖皮松宝、狗三之类，又都直起腰板作威作福起来。县城里隔不几天就有北洋军出来搜山捉人，族长赵五公又指使松宝和狗三到处跟踪参加了农民协会的佃客，好捏住把柄，告到北洋军的衙门里去。南边的信息又封锁得紧，到处流传着可怕的谣言：有的说革命军自己在广东开了仗，******打死了汪精卫，死的人成千上万；有的说叶总司令带的湘军已经打进了广东，吴大帅派飞机到广东丢了三颗炸弹，******跑到俄国去了；还有的说是吴大帅自己坐飞机到了广东，在******的屋顶上转了三个圈就把他吓跑了。……诸如此类，说得逼真逼肖，闹得人心惶惶。
为了揭破这些谣言，安定人心，赵柄清按着党的指示，同农民协会的委员们不分日夜，不颐风雨，分头展开了紧张的活动。这些日子里，担子最重的自然是赵柄清。他是农民办会的委员长，远近几十里的村子都要靠他照应。万先廷一走，他真像失去了一条得力的臂膀。女儿大凤，虽也十分精明能干，人人都说她胜过一个聪明的男伢子，可她到底是个女流之辈，整天在外头跑跑颠颠总有些不方便；再说，安平桥是农协的接头地点，总得有人照应，而且大凤是个女孩儿家，在这族规严厉，男女有别的山乡里，总比男人不受注意些，便让她留在了家里。黑牯虽是憨实些，但出力跑腿是信得过的，而且他知道族长捉人捉得紧后，便一定要天天跟在赵大叔身边，卫护他。赵柄清也怕他在村里容易闯祸，万先廷一走，也没得别人能管住他，便带他一起出来了。
这天，他们在一个村子里开完会，便一同回到安平桥来。他差不多有十多天一直在外头，不知道这边的情形。掌灯时分，才到了村里。四处一片漆黑，只有风雨仍然笼罩着山村。他趁空先到村里负责的几个农协委员家里去了一趟，尔后才摸回自家那熟悉亲切的后门口。赵柄清听听屋里没有声息，便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不一会，里头有了响动。大凤这孩子是机灵的，她这些天一定常注意着门外的动静。从屋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很快地，脚步声走近了，贴着门缝，传出大凤的低声问：“是哪个？”
“凤姑！……”赵柄清带着出远门后归来的激动的低声喊了一声。
“爸！……”几乎是随着她那难以形容的快活的声音，门也一下开了。赵柄清在黑暗里，看得见女儿那双黑亮的大眼睛里闪出来的兴奋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