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融阶段的道教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全在心。
可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从头寻。
南宋至明代中期道教与政治的关系
南宋偏安时期，鉴于大部分士大夫把北宋的亡国归咎于宋徽宗的崇道，宋高宗下诏“罢天下神萧宫”，“籍天下神萧宫钱谷充经费”，没收了林灵素的家产。朝廷对道教已经不像北宋那样狂热。不过，宋高宗企望道教能为它保住半壁江山出一点力，所以对道教还是没有遗忘。他修复了一些道教宫观，乾道六年召见了三十二代天师张守真。一些大臣被任命为宫观使和宫观提举。崔府君和四圣真君被作为皇室的保护神而受崇祀。但高宗对道教予以严格的管理。此后孝宗、宁宗、理宗、度宗对道教的政策大体上也是如此。孝宗曾作《原道论》，提出了“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的观点（《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第五十七卷二氏部），又下诏抄写《政和万寿道藏》六部，题名为《琼章道藏》颁赐各大道观。绍定六年（1233年），理宗亲自为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题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于卷首，并由朱熹弟子、名儒真德秀作序和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广为传播。后来道教劝善书的兴盛，与这直接有关。
金代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士人，对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均给予了一定的扶植。熙宗、世宗、章宗均召见了这些新道派的领袖并给予了他们一些赏赐。世宗时期，曾诏令以宋代《政和道藏》为基础，于1191年编成《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但十年后（1202年）因天长观火灾被毁。卫绍王执政时期和宣宗时期，道教也同样受到重视。
元代，早在成吉思汉时期，就于1219年宣召全真教首领邱处机。邱处机为成吉思汉统一天下出谋划策，符合成吉思汉的心意，因而邱处机得到殊宠，受命掌管天下道教事，享有特殊的地位，这为日后全真教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丘处机之后，尹志平（1169～1251年）、李志常（1193～1256年）、张志敬（1220～1270年）、王志坦（1200～1272年）、祁志诚（1219～1293年）等等相继嗣教。成吉思汗、窝阔台、宪宗时期，丘处机、李志常还充当了蒙古朝廷学习汉法以统治汉族地区的儒学老师的角色。有元一代，全真教均受到尊宠。不过，元代朝廷处理与道教的关系，前后期有所不同。灭南宋之前，侧重在争取、拉拢、利用北方的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等道教宗派，尤其是以推尊势力最大的全真教为重点，为其收拢人心、统一中国服务。在灭南宋之后，其重点则转向南方道教宗派，如茅山宗、龙虎山天师道，并力促南方各道教宗派融合归并为正一道，目的在于限制全真教势力过渡膨胀，同时为其稳定在汉族地区的统治服务。在政策上，也由前期的争取、利用为主转向限制与利用相结合的两手政策。
这个转折的标志，是1255年的佛教和道教缘于宫观寺庙的占用引起的《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图》之争。在这次佛道辩论中，蒙古统治者鉴于全真教发展迅速，在民间影响太大、势力过于强盛，猜疑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企图通过抬高佛教而对它进行限制，有意偏袒佛教，致使道教败诉，被勒令焚毁一部分道经，全真教的鼎盛局面从此结束。此后，佛道之争持续不断，在元宪宗八年（1258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又展开了两次规模巨大的辩论，以全真教为首的道教一方仍然败北，导致道教经藏除了斋醮祭祀方面的经籍外，几乎全被焚毁。这充分说明了部分御用佛教徒的猖獗和蒙古统治者文化意识的落后。1295年后，已颓丧多年的全真教方在成宗的支持下重新获得元室的信任，其组织再次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元代统治者对太一教、大道教和南方各道派也有些扶持的举动。‘
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政权时，便积极利用道教制造舆论，如宣扬道士的说法，称他的祖坟风水好，“当出天子”。又说出生前他母亲服食了道士的丹药，所以他降生后与众不同。还说他贫病无依时有神人护理。在征战过程中，道士周颠仙和铁冠道人张中等经常为他出谋划策，后来洪武（1368～1398年）年间，他亲自撰写了《周颠仙传》记载了此事。早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统大将亲取江南”时，朱元璋便命人招聘正一道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得到了张正常表示归顺的“天运有归”之符，所以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即位时，张正常入贺，得到了褒封和赏赐。
洪武五年，朱元璋命立中都城隍庙，对宋濂说：“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明·全登善，《典故纪闻》卷三）。这坦白了其目的并非真的相信道教，而是为了让老百姓服服贴贴的接受他的统治。洪武六年，朱元璋诏令限定寺观僧道数额，各府、州、县只能留存大的寺观一所，僧道人数规定府四十、州三十、县二十，道士度牒必须由州里所司堪实，呈文审批，考核合格，方可发放。诏令还禁止僧道娶妻。为了免伤风化，禁止斋醮中“杂男女恣饮食”。对僧道的管理之严，为历史所罕见。
朱元璋在洪武七年为《道德经》作御注，颁布天下。同年又命道士宋宗真，突出斋醮中有关忠孝的内容，编成《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统一斋醮仪式，颁行全国道观，朱元璋亲自作序，在序中把道教分为正一和全真两派，尤其重视正一，认为正一派“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道藏·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他看重正一的原因，是正一道士以行斋醮祭炼为业，为死人丧葬做道场，无论士大夫还是普通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离不开，有宣扬忠孝的作用。洪武十四年，设立僧道管理机构。道教方面，中央设道录司，正一二员，秩正六品，府设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编“黄册”登记僧道户藉，发给度牒。洪武二十四年，下诏整顿僧道。洪武二十七、二十八年，朱元璋勒令有妻妾的道士还俗，对道士进行考核，还规定僧道只能在寺观内编班活动，不得出外活动，只准一二人在深山修禅和全真。这是把道士纳入准军事化的管理。不过，朱元璋对道教的重视也还是比对佛教差不了多少。其中原因，他御撰的《三教论》中说得很清楚：“佛仙之幽暗，暗助王纲，益世无穷”。佛教、道教之所以具有“暗助王纲”的作用，是因为“愚民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大藏经补编》卷二九《御制集》）由此可见，朱元璋利用道教，并非真的相信道教，而纯粹是从伦理教化的政治目的出发的。
明成祖夺建文皇帝的权时，曾经利用过真武神灵显现辅护的神话，即位后，曾经诏命刊刻《大明玄天上帝瑞严图》，颁布天下，目的也只是借助神灵来神化和抬高自己。为了利用道教，他对正一道首领张宇初等道士也给予了优厚的待遇。永乐十年（1412年）起，历时七年在武当山修道教宫观建筑。这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怀疑建文皇帝躲在武当山而借机搜捕，其二是褒崇、祭祀真武大帝，神化自己的统治。同时，他还诏令在北京建真武庙等。与朱元璋不同，成祖对道教还是有所相信的。他奉王灵官为自己的保护神，凡是出征，总要带着灵官藤像，还赏善行灵官法的道士周思得一个“真人”的称号。他一旦得病，总要求神和乞用“仙方”。他对道士张三丰确实很钦佩，曾经亲笔致信，历时十年，谴使寻访张三丰。成祖还为道教斋醮谱写乐章、撰词，即《大明御制玄教乐章》。此外，成祖积极编修《道藏》，可惜没有完工就伸腿归西了。此后的仁宗、宣宗嗣位时间很短，无暇顾及，英宗继承成祖遗志，在正统九年（1444年）命邵以正督修，于正统十年完毕，共五千三百零五卷，称《正统道藏》，颁赐天下。
这对道教经籍的保存和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正统道藏》一直流传至今。
受明成祖影响，此后明代皇帝多迷信扶乩、丹药、房中术等道术，宠信道士，目的多在于满足自己的私欲。从宣德皇帝开始，道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宠信，其中以明世宗嘉靖为最。明世宗即位时还禁止斋醮，中年后就逐渐变成一个继宋徽宗之后迷信斋醮，喜好青词（又称绿章，是斋醮时进献神柢的奏章，多为骈丽体，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叫青词），追求长生，酷好房中术的昏君。他自封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又不断加号，成为道教教主，道教也成了国教。在宫中大搞炼丹、斋醮、扶乩、驱鬼斩妖、房中御女等方术，弄得宫中乌烟瘴气。
他宠信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徒方士，授予他们高官厚禄。他大力兴建道教宫观，不惜劳民伤财。世宗迷信道教，在位四十五年却有近二十年基本不理朝政，劝诫者往往遭到贬黜甚至刑罚，朝廷政治秩序也因此混乱不堪，严嵩之类的佞臣得以大售其奸，祸国殃民。明世宗自己也因服丹中毒而一命呜呼。
太一教
太一教是金代在北方出现的一个道教宗派。它的创始人是萧抱诊（？～1166年）。萧抱诊创立太一教之前就是道士，擅长“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太一，是秦汉以来信仰中居北极宫统御五帝、下临中原的尊神。北宋时，在京城开封内外先后建东、西、中三大太一宫崇祀太一，视为中原地区的保护神，有象征北宋皇权之意。所以，太一教似乎在初期顺应过中原人民对河山破碎的失落、对外族入侵不满的心理，所以传播很快。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萧抱诊受召见，太一教获得金廷承认。太一教创立之时，内丹学已经很兴盛。第二代祖师萧道熙（1156～？）顺应时势，把符策斋醮与玄理并重。有人问他仙道，他说：“做仙佛不难，只依一‘弱’字便是。日：弱者道之用也。”（《秋涧集》卷四十七）由此开始，太一教也重视内炼，形成内炼修身为主，符箓御世为辅，重视儒家伦理，强调周济贫苦的教旨。第三代祖师萧志冲（1151～1216年）更加倾向于老庄，“常静坐无为”。总体来看，太一教此后的教祖四祖萧辅道（1191～1252年）、五祖萧居寿（1221～1280年）、六祖萧全佑、七祖萧天佑均受金、元统治者的重视。但七祖之后掌教宗师的名字和活动情况就不再见于史籍，可见太一教在元末即衰微绝传。这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太一教很强调儒家伦理规范，掌教者一律改姓萧，以示对师徒之间尽父子之礼，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太一教具有浓厚的民间宗教的特点，教徒文化、宗教素养甚为低劣。
大道教和真大道
与太一教产生几乎同时，在黄河流域又出现了另一个新的道教派别——大道教，其创始人是刘德仁。刘德仁（1122～1180年），号无忧子，沧州乐陵（今山东乐陵）人，幼年随母迁居盐山（今河北盐山县北）。他在创立大道教之前是读书人。北宋灭亡，他躲到盐山太平乡。据说有一天，一个乘青牛车，白胡须白头发的老头路过，教他读《道德经》，于是他“玄学顿进，从游者众”。这显然是为了壮大传教的威信而自己编造的谎言。不过，大道教似乎是与此前的道教宗派都没有直接相承关系的一个派别，所以刘德仁读《道德经》有所感悟而创教的说法大体上还是可信的。大道教的创教宗旨是让人在谋生活动和伦理实践中“清静其心”，归返“众妙之门”的大道。大道教要求信众“苦节危行”，“不妄取于人，不苟奢于己”（《元史·释老传》），“勤力耕种，自给自足”（《吴草庐集》卷二十六《天宝宫碑》），不搞符箓斋醮，结庐而居，联络表树，互相保护（《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大道教的戒律也很简单适用，只有九条：一是视物犹己，二是忠君孝亲；三是除邪守静；四是安贱守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是不赌不偷；六是不饮酒食荤；七是虚心弱志，和光同尘；八是守弱谦卑；九是知足知止。
这基本上是伦理规范和处世信条。刘德仁具有很深厚的内养守神的气功功夫，以祈祷、驱逐鬼神的手段为人治病，但不用符箓，不搞斋醮祭祀，也不谈飞升成仙，清新简易，因而吸引了一大批中下层信众。大定七年（1167年），刘德仁受金世宗之召入居天长观，大道教遂得到金廷承认，传播速度加快。刘德仁之后，二祖陈师正、三祖张信真相继嗣教。四祖毛希琮死后，大道教发生内讧，分裂为天宝宫、玉希观两派。天宝宫一派以郦希成（1181～1259年）为五祖，他大概于1238年左右知见于蒙古，被蒙古宪宗赐号太玄真人，大道教也被赐名“真大道”。玉虚宫一派以李虚安为五祖，到七祖杜福春后，传承遂不明，天宝宫一派于是成为大道教的正宗。大道教实行出家的教团制度，历任掌教多出身贫寒，作风平易朴实，颇有农民乡村自治的味道，这决定了它难以普及到上层社会，在元代初期兵荒马乱刚刚结束时还有一些吸引力，此后就逐渐归并到其它道教宗派中去，到元代末期已难以见到活动情况的记载了。
两宗两派的全真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