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
我半生没有什么成就，即使说有一些成就，也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我觉得半生以来我的治学精神，有可供青年同志学习的地方。我心里常有几个宇，就是“在缺陷中努力”。我总是“感到知识不够，不如别人，因此要求自己要加倍努力。另外，我有一股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劲儿，明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做某一件事，但勇于担负起做那件事的责任，不怕困难，不怕辛苦。我总觉得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这就是我的一点长处。
我也有不可学习的一面，这就是我没有把力量放在革命事业上。在我做学问的时期，正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时期。我做研究工作，没有跟革命配合，而是努力争个人的名利；没有发扬革命英雄主义，而是发展了个人英雄主义。希望大家不要学我，应当把研究工作跟革命事业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
下面我谈一谈我是怎么走上研究语言学这条路的。
一.根基薄弱，我家不是地主、资本家或官僚家庭，而是一没落的封建家庭。我的父兄都不是读书人。我小时候读“私塾”，到9岁上小学。魏（建功）先生14岁就能读《说文》，我到20岁还不知道有《说文》这么一部书。所以说我的根基薄，不是家学渊源的。旧书我只读了《四书》、（《诗经》、《书经》和半部《左传》。中学毕业以后，没有上预科就考入北大文科本科。我是躐等生，程度比同班同学都差，傅斯年能背半部《文选》，能读英、法、德文的书。我在中学上学时，英文还不错，上大学不要求学外文，我选了丁班外文，读Royal Reader第四册，教师教的不好，我也没有好好学。现在有的同志觉得在大学时期没有能够认真读书，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这不要紧，假如及时努力，仍可以学到所要学的东西。
二.我研究语言学的萌芽。我研究语言学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在中学读书时，利用业余时间跟人学习速记，学会了20个声母，32个韵母的记法。本来我是想要用速记来记笔记的。正赶上1917年黎元洪当大总统，恢复旧国会，我的速记老师约我到国会用速记作记录，每月工资大洋80元。我每次记30分钟，会后要用4个小时整理，我学会了声、韵母符号，并用来作会议记录，记音就有了训练。另外，国会里有各省的人，他们说各种不同的方言，我很喜欢听外省人讲话，也愿意学他们的话，我记得当时我学会了汤化龙的湖北话。后来，我学习了王照的《官话字母》，又学习了注音字母，我对拼音、记音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打下了研究语言学的基础。
三.在上大学时期的暗中摸索。我的基础不好，旧学问、洋学问都不够。
当时我的大学同学都比我强。朱希祖讲文学史，我听不懂，夏溪奇讲课，我也听不懂。只有钱玄同（名夏，字仲季，号玄同，后改“疑古老爹”）年轻，讲话清楚。文字学，一部为音韵篇，钱玄同著，一部为形义篇，朱宗莱著，因为我有记音训练，我对他讲的东西有了兴趣。当时我对古书知道的很少，先生和同学们提到的书名我都不知道。那时我手中有国会给的薪水，他们说一部，我就去买一部。只有陈澧的《切韵考》买不到，这书是广东木刻版，木版烧了，所以不易买到，我只好到理学院去抄。后来我到广东教书时，才买到了《切韵考》。
大学时期我听刘师培的课，用速记记笔记。由于我不是书香门第，不会做学问，尽管有著名的学者做老师，我未能提纲挈领地去找参考书，发现问题向老师求教，我只是暗中摸索。
四.教书以后的锻炼。1924年我虚岁26岁，大学毕业后在西北大学做教授，校址在西安。我兼国学专修科主任，前任是胡光炜，很难接，我的确有点心虚。但我打定主意埋头苦干，还是接下来了。我教的课是文字学，兼教中国文学史、修辞学。课程多，备课很苦。文字学没有教完，只教了一年，因军阀刘镇华和胡景翼打仗，我回到北京。谈到教书，起初我想什么都可以教，只要好好备课，写出讲义就行了。但事后证明，教书不能专凭讲义，因为上课时，学生要提问，超出讲义所讲的范围，就回答不上来了，所以自己必须把问题都弄清楚，才能教学生。举一个例子：钱玄同讲音韵学时引劳乃宣《等韵一得》上的话说戛音作戛击之势，透音作透出之势，轹音作轹过之势，捺音作按捺之势，我自己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给学生也这么讲，学生怎么能懂？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后来我看高元的《国音学》，才给我解决了问题，高元引用Henry Sweet的话给端、透、来、泥作了形象的描写，我对劳乃宣的戛、透、轹、捺就明白多了，所以，我觉得遇到问题应当多找几本书，看各家是怎么讲的，这非常重要。从这时起，我就开始摸索语音学了。我的头一本语音学的书是从丸善株式会社买的。这是1924年的事。
就在这个时候，陈嘉庚请鲁迅、张星娘、顾颉刚、陈万里到厦门大学去教书，我也被请去了。到那里以后；听当地人说“去哪里？”是k‘ito lo，我觉得厦门方音很有意思，我就存心要学厦门话。当时我开的课有经学通论，中国音韵学史。课余之暇，请人给我发厦门音。
1927年，我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开声韵学、等韵研究、声韵学史等课，搜集材料很多，现在还保留着一些讲义，在广州，我为了研究《广韵》，每月出30元港币跟人学广州话。因为我对劳乃宣把音分为戛、透、轹、捺四组有很多疑问，看了高元的《国音学》，也只是明白了一些，并不是彻底明白。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调查方言。我就向赵请教戛、透、轹、捺的问题，赵先生在三天之内把我三年的疑问都解决了。赵和我的关系是介于师友之间的。赵记音的时候，我也记，记完以后，如果发现自己记的和赵记的相同，就非常高兴，增加了记音的自信心；如果自己记的和赵记的不相同，知道自己记的差，应当向赵学习。
五.在中研院七年。在中山大学教书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的学问不充实，应当先充实自己再去教书。于是我辞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职务，进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那时研究所只是一个筹备处，设在广州东山，傅斯年任所长。我主要想整理音韵学史，我想把汉语发展史全部列入计划。我又想研究广州话的虚词，又想学瑶语，东西乱抓，不知道先搞什么好。后来有人说我的坏话，我就打定主意发愤努力。我记得在1929年元旦我有意保险20年，我要玩儿命。非干出个名堂不可。那时候我的文章都不离开汉语音韵发展史，第一篇文章是《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写这篇文章，我是先整理《西儒耳目资》和《程氏墨苑》。我手边没有《西儒耳目资》，托人到东方图书馆把《西儒耳目资》中的音韵部分抄录出来，每日苦干，废寝忘食。
不久研究所搬到北京。我想写《厦门音系》，请林立光发音半年。我手边还有1927年在厦门记的材料，我利用那些材料作了一个字表，请发音人校正，厦门话文言与白话相差很远。我只问文言的音。请发音人把音灌在蜡筒上，我先把灌的音用国际音标记出来，然后请赵元任先生听蜡筒上的音，给我校正。
赵先生记音非常有经验。特别是声调，赵先生记的最准确，经常改正我的错误。
后来，我考学生也是在蜡筒上灌音，让他们记音，然后评定正确与否。《厦门音系》这本书我自己并不太满意，现在苏联要翻译我的（《厦门音系》、《临川音系》和（唐五代西北方音》这三本书，我认为只有《唐五代西北方音》写得较好，可以翻译。
我写的第二本书是《唐五代西北方音》。写这本书，完全出于偶然，同时觉得导师非常重要。有一天我到团城古籁堂去找罗庸，在他那里我见到《敦煌遗书》，其中有羽田亨搜集的被伯希和拿走的《藏汉对译千字文》（伯希和敦煌文件第3419号），我正在研究汉语语音演变史，就向罗庸借了这本书，把每个字都抄在卡片上。当时陈寅恪先生在北京，我得到他很大的帮助。他指导我读参考书，找其他材料。我埋头钻研，以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一本书。当时正是长城战役猛烈进行，北京可以听到炮声的时候！
第三本书是（《临川音系》，1933年我到青岛去讲演，见到游国恩，他是临川人，我觉得他说的话很有特点，我就记了他的音。回到北京以后我又找辅仁大学的黄森梁记音。我认为如果把江西客家话研究清楚，可以解决民族迁徙的一些问题。
第四本书是《徽州方言调查》，共调查了6个县46个点的材料，稿子尚未整理。
另外还有几件未完成的工作：
1.《两汉三国南北朝韵谱》，1933年已开始作，参加工作的有丁声树、周韂《经典释文音切考》，声韵类已有百分之八十完成。
3.《唐五代宋金元词韵谱》。
4.《韵镜校释》，共搜集了二三十个本子。
我在中国音韵学方面的底子不是在上大学时期打的，而是在中央研究院摸到的门。我不是读好了书再写书，而是用剥茧抽丝法和磁石吸铁法为写书而搜集材料，材料越集越多，1928年至1934年这七年间写了一些文章。大家如果把自我培植和工作结合起来，在工作中磨炼，就会随时有所发现，引出问题，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你们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