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信仰才为人开辟通向生命之树的道路，但要有信仰，需丧失理性。只有这时，或在悖论的照耀下，或在其阴面才能发生“重复”的奇迹；幻影将变成活的生物，人将从知识称为“不可能”或“必然”的无能状态中痊愈。因为罪的对立概念是自由。克尔凯郭尔处处感觉到“罪”的重负，同时他又感到《圣经》中罪的思想是唯一的，能给人添翼，使人凌驾我们思维所通过的平面的自明性并到达新的境界，那里神圣的可能对于人像晨曦一样美妙。思辨哲学竭力忘却，确切地说，使我们忘却罪和对人世罪恶生活的恐惧，因而竭力把原罪纳入道德范畴，即像摆脱痛苦而无意义的引诱一样。相反，存在哲学却把罪看成我们最需要的东西的启示。克尔凯郭尔喜不自胜，大概，现代没有一个受过文明教育的人会像《重复》那样借助约伯来叙述自己的观点，在《重复》中，他袒露了自己的无能和每一个用生命之树果实换取知识之树果实的人的无能，当他闻讯他心爱的女人无缘无故地变成了幻影时，突然更切身地感到了无能。“我需要你：我需要能向苍天呐喊的人，因为在那里，上帝和魔鬼正在制定反对人的阴险计谋。抱怨吧，呼吁吧。
上帝不会害怕。，说吧，拉开嗓门呐喊吧。但上帝的话更洪亮，因为他拥有所有的雷霆。雷霆就是回答，就是解释，正确的、肯定的、一成不变的解释。甚至上帝把人打得粉碎时，他的回答也比全部人类的智慧及对上帝公正的担心要更漂亮。”甚至克尔凯郭尔也很少说出这样真正表达同《圣经》秘密接触的人内心状态的话：上帝的雷霆是人类的智慧，是我们的逻辑和真理的回答。他粉碎的不是人，而是人类智慧（也是人类的怯懦）用来隔开自己和上帝的“不可能”。《圣经》中所有“可怕”的东西皆不可怕，因为这来自上帝。甚至相反：《圣经》中“可怕”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了克尔凯郭尔。众所周知，克尔凯郭尔的父亲对人们的贫穷和残酷深恶痛绝，早在童年给别人干活时就诅咒了上帝。这位老人不会、也不想对孩子隐瞒童年的可怕事件，年轻的索伦不得不终生把父亲的罪当成自己的罪并为此寝食不安。上帝令他对他未做过的事负责，他不仅不争辩，而且连争辩的可能想也不想。
他写道：“生活大声地证实了《圣经》的教诲：上帝把父辈的责任迁移到下一代，甚至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认为这是以色列学说并试图摆脱隐藏的恐惧是徒劳的。基督教从不肯定他使人地位优越，让他可能在所有的外部事务中从头开始。”他总是这样认为，只要“健全思维”
和“自然公正”反对“可怕”，反对《圣经》中传来的上帝的雷霆，他就能找到人最需要的东西，“唯一需要”的东西。当然，如果指责他夸大而又绝对化的易接受性和不断的神经质病态错乱，那是很容易摆脱克尔凯郭尔的观点的。如果我们用平常的标准来研究克尔凯郭尔的思维，那么它什么自己的东西也没有。这时很容易排除他所经受的恐惧。
他自己说过，人们不能忍受疯狂和死亡的故事。可能，在一定意义上，即“在实践上”，人们是正确的。但他们不能使疯狂和死亡沉默。只能暂时摆脱它们。但它们会回来，会依然故我，向人们提出他认为应忘记的问题。克尔凯郭尔对此十分清楚。他在《生活道路诸阶段》中写道：“我讨厌匆匆出家的神甫和谋士，他们想解除人对可怕的恐惧。谁想在这个生活中得到美好的东西，他就应忘却可怕，但是，欲以宗教为己任，就应对可怕敞开自己的心扉。”
无疑，“宗教”和可怕有神秘的联系。这对古希腊人也不是秘密。
柏拉图甚至把哲学定义为“对死亡的研究”，克尔凯郭尔曾提到过的那位宣扬死亡的古希腊哲学家很接近柏拉图，尽管有时看来不是这样，而克尔凯郭尔则认为他是克勒尔沃的圣·贝纳尔的先驱者。这里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基本问题：人在存在的恐惧面前能做些什么？古希腊人在净化中寻求解脱，即在对实质上注定灭亡的暂时和有限依附的摆脱中。古希腊人认为，对征服众神的必然作任何反抗都是不理智的。
他们的智慧寻致摆脱，没有它就找不到出路。克尔凯郭尔认为古希腊智慧是不适用的。他想认为，他想使大家都认为上帝就是没有必然。
但他仍代表基督教号召人们追求“净化”的享乐。但神秘的是，同古希腊人和绝大多数皈依基督教的教士相反，他用极其阴暗的色彩描写了经过净化的人们的“享乐”，这使人们，甚至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们也不寒而栗，而且这恐惧不是神圣的，而是平庸的、几近动物的。克尔凯郭尔不能不偏不倚，不能“或多或少”，这是人们习惯用来躲避存在的召唤和秘密的。如果必然是亘古永恒的，非受造的，如果没有制约它的章法，那么不仅为人准备的极乐比所能想象的痛苦更糟糕，而且上帝的极乐也不例外。
耶稣的生活是一段不间断但又不成功的爱，索伦·克尔凯郭尔的生活亦是如此，在耶酥，即上帝的独子身上有“默默的绝望”。同人一样，他的头上也悬着诅咒，他也无能为力，他想，但又不能，把手伸向生命之树却摘下了知识之树的果实，于是全部现实变成了过眼烟云。没有其他出路，只能接受人的无能和上帝的无能并视之为极乐。不要为生活的恐惧忧伤，而要像上帝那样找到它们，上帝正是为此变成了人的形象。永生和亘古永存的生活在伦理之中。自我牺牲的思想凌驾一切之上。但这仍是那个促使亚伯拉罕举刀杀子的自我牺牲。亚伯拉罕相信。即使他杀死儿子，儿子也会被归还，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这样的牺牲是对上帝有益的，但伦理不接受这样的牺牲。伦理以无能为荣，禁止人想起万能的上帝。亚伯拉罕应为上帝牺牲儿子，因为他和人们一样，绝对不能起死回生，上帝会惺惺落泪，悲痛欲绝。’除此而外，他什么也不会。这就是需要的一切，只有当爱和慈善注定一事无成时，它们才能得以纯粹的表现。他在一八五四年，即最后一年的日记中写道：“当耶稣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遗弃我’时，这对耶稣十分可怕。人们通常都是这样说的。但我觉得，上帝若听见这个喊声将更为可怕。做一个如此至死不渝的人太可怕了！但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至死不渝地爱着他，这才是无限深重的痛苦！啊，我，可怜的人，也经受了某种这类东西，经历了这个矛盾——不能背叛同时又得爱，我的经历使我模糊地，当然，极其模糊地形成了对上帝爱的概念”。当上帝听到历尽苦难的儿子的喊声时，甚至不能答应一声，就像克尔凯郭尔不能答应丽琪娜·奥尔森一样。统治他的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伦理及其毫无怜悯之心的“你应该”：你应该至死不渝，甚至不能问：伦理这个无上权力来自何处？唯一剩下的是模仿上帝及其变成人的儿子：对什么都不要问，忍受恩赐的恐惧，从中寻找极乐。应该认为，就是上帝，在儿子尝尽苦难之后，也感到了极乐，因为他逢迎了伦理。克尔凯郭尔教导说，这就是基督教带给人们的福音的内容，基督教的任务是在人世间实现“伦理”。但是，那么基督教和古希腊智慧有什么区别呢？古希腊先哲也教导说：乐善好施者将极乐。他们认为，哲学不仅是理论思维，更是某种行动。如上所述，柏拉图的净化就是行动，而具有柏拉图思想的爱比克泰德以苏格拉底式的简洁和尖刻揭发了不模仿芝诺和克里西普，却死记硬背和解释他们著作的哲学家。如果存在哲学不能想出别的东西，那为什么要抛弃苏格拉底并用《圣经》的启示来替换古希腊智慧呢？为什么要放弃雅典而把希望寄托在耶路撒冷之上呢？
令人惊讶的是，帕斯卡尔虽然真诚地追随爱比克泰德，因为后者生活严肃，淡泊名利，至今仍令人羡慕，但仍认为爱比克泰德身上有某种极端对立、不容接受的东西，他称之为“superbe diabolique”（魔鬼般的兀傲）。克尔凯郭尔也神秘地同爱比克泰德划清了界限并称之为奴隶。虽然他从未说明自己的尖锐判断，但这样的假设是不会错的：他像帕斯卡尔一样觉察到爱比克泰德心灵中的“superbe diabolique”（魔鬼般的兀傲）成分。爱比克泰德像苏格拉底一样，认为伦理是最高的，自己则是伦理的奴隶。作为忠实的奴隶，他迫使自己生活于思维的范围内。并把这种“哲学”生活作为理性动物所允许的幸福，他甚至还命令别人也这样做。应该认为，克尔凯郭尔在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时，想起了使徒保罗的一句话：一切非信仰的东西皆为罪（帕斯卡尔很可能也想起了这句话）；他或许还回忆起自己对信仰之父所说的话：如果伦理是最高的，亚伯拉罕就完了。．亚伯拉罕之所以完了是因为，如果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以撒：是伦理扭曲了他，比任何残忍的刽子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爱比克泰德，克尔凯郭尔最忧虑不安的是爱比克泰德生活在思维的范围内并认为这是完全的满足。爱比克泰德愈是言行一致，其生活愈是符合理性和伦理的命令，克尔凯郭尔就愈烦躁不安，愈疑窦丛生。我们看到，克尔凯郭尔几乎从不提及斯宾诺莎，尽管众所周知他藏有并熟读了斯宾诺莎的全部著作。但一切可能都说明斯宾诺莎比爱比克泰德更触痛、更侮辱克尔凯郭尔的心灵。“Aquies—centia in se ipsoex ratione oriri potest et ea aquiescentia qua ex ratione orit，一ur maxima est quae adri potest”（内心世界能从理性诞生，而诞生自理性的世界是最可能伟大的世界），斯宾诺莎的这些话如同代表其伦理学的话“beatitudo non est proemium virtutis，sed ipsa virtus”（享乐不是对美德的奖赏，而是美德本身），在克尔凯郭尔听来应像死刑判决书一样。
人的所有希望寄托于美德，寄托于同时又是意志的理性：斯宾诺莎的伦理大获全胜。再说一下，克尔凯郭尔极少提及斯宾诺莎，但从不敢攻击他，可能，部分是因为他评价很高的施列耶尔马赫尔对斯宾诺莎崇拜得五体投地，也可能是这位荷兰隐居者的深刻思想和不染俗尘使他肃然起敬，因为斯宾诺莎鄙视人们所看重的一切（divitiae，honores，libidines，财富，荣誉，’欲望），他认为，为了“amor dei intellectualis”（理性地爱上帝），人类豹日常利益都可归结于此。但斯宾诺莎无疑用自己的无所事事和享乐比爱比克泰德更大程度地唤醒了克尔凯郭尔的心灵。如果近代有谁接近实现最困难的戒律“爱自己的上帝”，无疑，这就是斯宾诺莎。对于那些已从美德获得享乐的人，他仍是首屈一指的。正因如此，他给克尔凯郭尔的恐惧要比爱比克泰德给帕斯卡尔的更多，因为，从人的意义上讲，他越是完美，则越表现“superbe dia bolique”（魔鬼般的兀傲）。实际上，他能忍受并已心明气平地忍受了“utramque。faciem fortunae”（命运的两面性）。一切都退居二位，失去了“sub specie aeternitatis”（永恒的观念）意义，除了对上帝的精神的爱及对美德同样从精神上的欢迎。最伟大的天才同时又是最大的罪人：“很难”承认这一点，克尔凯郭尔解释说，但不能对此缄默不语。苏格拉底，斯宾诺莎甚至谦谨的爱比克泰德都不是我们一贯认为的规矩人。而是用自己的规矩行为对自己和别人掩饰不信仰的无能。可能，再重复一遍，这就是在上界比几十个规矩人更受欢迎的罪人，但《圣经》中讲述此事的地方仍令人难解，就像A：m一般照耀善人和恶人的说法一样，或像加利利的迦拿一样希望我们相信上帝甚至为招待参加婚礼的人这类小事操心。无怪乎黑格尔在谈到加利利的迦拿时想起了伏尔泰对《圣经》最苛薄尖酸、大逆不道的嘲笑。苏格拉底、爱比克泰德和斯宾诺莎也许会站在黑格尔一边。黑格尔说这番话不是孤立的，他代表了理性和伦理，代表了智慧。智慧是“superbe diabolique”
（魔鬼般的兀傲）的表达吗？是最大的罪？对此古人云：“initiums om—nis peccati superbia”（万罪皆源于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