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亚当和夏娃不受蛇的诱惑、没有摘吃禁果的话会怎样呢？问题不在这愚蠢的提问中。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始祖从未受过蛇的诱惑，蛇也从未诱惑过他们，甚至，知识之树的果实并无危害，而比伊甸园中其他树上的果实更有益，更必需。概言之，如果从自己的理解、观察能力出发，就得承认，罪是起源于某种与亚当和夏娃故事毫不相干的东西，它不起源于亚当，而是起源于弑弟的该隐。这里，我们亲眼——“cculis ment（聪慧的视觉）看到罪的存在，过错的存在，没有必要求助于哲学中完全不可能的、虚幻的“deus exmachina”（机械降神术），像诱惑者蛇和叛徒一样。与此相应，罪的思想失去了圣经故事赋予的虚幻特点，完全无愧于真理的光荣称号，因为可以用攻击它的论据来为之辩护。
显然，克尔凯郭尔也未避免此难：《圣经》中始祖堕落的故事也诱惑了他。而且谁又能避免此难，谁又能战胜诱惑呢？我们所有“理智”的生物发自肺腑地呐喊着：随便罪来自哪里，但千万别来自知识之树和恶。蛇能瓦解、粉碎人的意志，这个思想也同样使我们难堪。因此，需要无论如何找出另外一个对罪的更恰当的解释。但任何“解释”，尤其是克尔凯郭尔嘲笑过的“解释一切”的企图，莫非也证明了“自由的昏厥”？只要人还自由，人的自由尚完整，只要人还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就不能解释。只有不能随心所欲、不屈服其他力量的人才能解释。自由的人不仅不寻找解释，而且臆测解释的可能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
这样，不仅可能，而且应该问：若亚当没犯罪的话，会怎样呢？
如果人注定要从昏厥中苏醒过来，摆脱蛇的诱惑，或许，他敢于这样问：亚当堕落的故事真是“永恒的真理”吗？还归他自己真正的、同在天堂存在中与上帝共享的自由的那一刻能否到来？他能否违背理性的一切禁令，“突然”看到陷入罪恶的真理像经验给我们的一切一样，根据创造所有真理的人的意志产生并可能终止？当然，理性会暴跳如雷，因为这种假设是它统治的结束，而它一贯认为，它的统治不能、也不应结束，就像没有开始一样。但克尔凯郭尔到底是写了许多关于荒谬的鼓舞人心的话！难道理性的抗议和愤怒会害怕或可怜他吗？难道存在哲学在关键时刻会哆哆嗦嗦并屈服于狂怒的敌人吗？
这里需强调，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有双重意思，确切地说，负有两个任务，且是两个乍看起来对立的甚或互相排斥的任务。这在于他不是偶然的、不是“任意的矛盾”，这同他的“间接表述”法有密切有机的联系。这个方法我们曾多次谈到，对耐心的读者来说，它使克尔凯郭尔复杂而混乱的思路变得有时不可理解。
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我们步步会碰到人们习以为常、不仅不刺耳，甚至悦耳的“宗教伦理”的说法。可以毫不牵强地援引他著作中的许多话来证明存在哲学的目的是宗教伦理。确实，也正是从他那里我们听到信仰之父亚伯拉罕在生活可怕而重要关头，在命运攸关的时候，即当“生存或死亡”的问题不是作为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作为同存在联系的某种东西面临他时，不得不“摆脱”阻挡通往上帝的“伦理”。“如果伦理是永恒的，亚伯拉罕就完了。”克尔凯郭尔对此十分清楚，而且确实是这样：如果伦理是最高和最后一级，如果它是永恒的、非受造的、不起源于上帝或它是“veritas a Deo”（摆脱了上帝的真理），亚伯拉罕就完了。克尔凯郭尔本身就是这种（在新哲学中称为自治的、自律的）伦理的揭露者：当亚伯拉罕举刀对向以撒时，他相信以撒终将重归自己身边。在宗教的法庭上，这是对亚伯拉罕有利的不可动摇的“证据”，但在拥有自己的法律的理性和伦理的法庭（再次提醒诸位：理性和伦理都是自治的）上，亚伯拉罕的信仰使他名誉扫地，剥夺了其行为的全部价值。理性坚定地声称，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以撒起死回生，而伦理，虽不太坚定，但也要求亚伯拉罕杀死儿子时不要寄予任何希望，不要期望儿子会回到身边。只是在遵守这个条件的情况下，伦理才愿视其行为为牺牲，只有用这个牺牲作代价，才能获得它的称赞和鼓励。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问道：伦理能还人断臂吗？不能。可见，伦理只是想象而已。但是，克尔凯郭尔使亚伯拉罕又重提了福斯塔夫的问题。“伦理”能归还死去的以撒吗？如果不能，那么伦理就应被“取缔”。亚伯拉罕敢于举刀弑子只是因为上帝不是一无所能的伦理，因为上帝能还其子，也会还其子。那么，“信仰之父”和莎氏剧中的喜剧人物之间究竟有何区别？信仰具有唯一的、无比的价值，在宗教存在的范围里（一切非信仰的东西皆为罪）成了理性思维方面的弊病，而且是巨大的弊病。“伦理”的任务就是庇护、辩护理性真理，虽然它不能还人断臂，并且除了称赞或否定之外，不能给人任何东西，但它应把自己的全部否定、雷霆和革出教门的威胁同时撒向亚伯拉罕和福斯塔夫。
还应补充一下：福斯塔夫还嘲笑伦理的威胁。若它不能还人断臂残肢，那么它就没有势力，它只是幻影或想象。它的雷霆也只是幻影而已。因为，不能祝福的人有何权力诅咒呢？我们没有忘记，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伦理会镇压敢于反抗自己的人。Seine effu sione sanguinis（并未血流如注）当然和它虔诚的客观性一样，但比最残酷无情的刽子手和最疯狂的凶手更糟糕。这就是克尔凯郭尔“神秘的双重意思”：在伦理面前亚伯拉罕平静了；在约伯面前，虽然经过持久的反抗，伦理被取缔了。如果苏格拉底求助约伯，那么无论他的讽刺，还是他的辩证法都无济于事。约伯摆脱伦理而转向上帝，上帝无所不能，能还人断臂，能使亚伯拉罕死去的以撤回生，能给穷小伙子皇帝的女儿，能归还克尔凯郭尔的丽琪娜·奥尔森。他推翻了斯宾诺莎、即思辨哲学的遗训：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人将不靠“理解”生活。“理解”是可怕的“bel—lua，qua IIOD＿occisa homo lIon，potest viver”（它不死，人就不能生活的怪物）。在人的眼泪和诅咒中产生了新的、迟早能帮助人战胜仇敌的力量。用圣诗歌者的话说，“de profundis adte，Domine，clamav，（当你涌现时，主呵，我大声呼喊），克尔凯郭尔称之为存在哲学：“信仰为争取可能而疯狂斗争。”思辨思维静静地流淌着，在二维平面中流淌着。存在哲学思维则知道第三维，这对理性是不存在的：信仰……
但是，只要摆脱约伯和亚伯拉罕，稍微接触日常，克尔凯郭尔就被不可遏制的恐惧笼罩上了：随着理性和伦理的取缔，福斯塔夫之流将成为存在的主宰。于是他重返伦理。但伦理却不能归还他的丽琪娜·奥尔森，它几乎不能给人任何东西。但它能剥夺；能破坏、摧毁顺服于它的人的生活，因为它是理性高墙掩护下的必然的盟友和战友。无论福斯塔夫多么勇敢、自夸，它终究会使他不耐烦。它将回到无限，回到永恒，并带来毁灭和死亡。最无忧无虑的人处于伦理控制下的恐怖面前也会绝望并投降。于是，当克尔凯郭尔感到（用他的话说）“不能使信仰最后移动”时，他转向伦理严厉地说：“你应该”。这样，他的存在哲学就获得了完全另外的意义。这不是争取可能的疯狂斗争，而是可能战胜不同政见者的有计划的（或好或坏）的斗争。他不去攻击可怕的敌人“必然”，却攻击虽也可怕、但毕竟只是像人那样武装的敌人。恐惧置人于死地：它破坏了克尔凯郭尔的自由，用他的话说，使自由昏厥。取代《圣经》启示的是理性的自明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