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莫斯科公国的东正教会开始编制《皇室系谱》，东正教的主教将莫斯科大公的祖先、基辅罗斯的缔造者留里克推为伟大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直系后裔，以此来强调俄罗斯同拜占庭—罗马皇室之间非同寻常的亲缘关系。1492年，大主教佐西姆将莫斯科称为“君士坦丁的新城市”，把伊凡三世称为“君士坦丁的新君主”，以论证上帝已经从拜占庭转到了罗斯。16世纪时，耶利扎罗夫修道院的长老菲洛费伊在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提出了“第三罗马”的学说，将整个人类历史概括为三个罗马的历史： 第一罗马即已经没落的西罗马帝国； 第二罗马即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也已没落； 第三罗马即莫斯科，作为东正教的中心，将永远存在；而第四罗马则永远也不会再有。菲洛费伊对大公瓦西里三世说道：“所有信仰东正教的国家都会归于俄罗斯王国之下。两个罗马已经消失， 第三个罗马（莫斯科）永远存在。”他认为“俄罗斯的沙皇是天下唯一的基督教的皇帝”，“莫斯科王国的人民将会是上帝的选民”，同时，“俄罗斯的沙皇也将会是全斯拉夫人的皇帝”。与此相关，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俄罗斯国内出版了大量与“第三罗马”学说思想相关的著作。
至此，东正教从宗教的角度强化了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精神。“俄罗斯注定要成为各民族的解放者。这一使命是由它特殊的精神所决定的，俄罗斯所担负的世界性任务的正义性是由历史的精神力量所预先设定的。”就连许多普通的俄罗斯人也认为，只有俄罗斯民族才是上帝最优秀的选民，只有俄国才能实现基督的救赎使命。俄罗斯开始以东正教的正统传人自居，同时将上帝救赎的观念发挥到极致，充当“欧洲宪兵”，扮演“人类拯救者”的角色等都是这一观念的体现。这种观念不仅对俄罗斯帝国和沙皇的扩张行为加以神话，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俄罗斯民众（包含了大部分进步的民族精英分子在内）对国家某些极端政策的容忍和默许。历代沙皇在扩张领土、追求世界霸权的时候都宣称这是宗教赋予俄罗斯的神圣职责，是“和平的仲裁人”。“帝国——这是历史和********所决定的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形式”，“俄罗斯天生就应该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这就是俄罗斯的特殊性所在”。
第三罗马的学说给俄罗斯民族注入了“特殊使命意识”，对以后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轨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宗教的理念上来讲，无论是罗马王朝还是拜占庭王朝，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盛极一时的大帝国，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史学家波哥金认为：“绝对精神”会在“上帝的选民”身上得到体现，这些民族注定要实现“某种‘神’所赋予的历史使命”，而俄罗斯民族即是这类被上帝选定的优秀民族。别尔嘉耶夫也写道：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的内涵在于“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真正的基督教、东正教的体现者与捍卫者。……俄罗斯是唯一的东正教王国，同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全天下的王国，正如同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一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正教王国的强烈的民族性”。俄罗斯人注定负有继承和捍卫基督教的历史使命，“使命意识使得俄罗斯将会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斯拉夫种族应该在俄罗斯的带领下挖掘出自己的精神潜能，展示自己的精神实质。斯拉夫民族将会替代那些已经在世界上发挥过作用的种族，它是属于未来的种族”。1453年君士坦丁堡没落，促使俄罗斯作为基督教真正的信仰者和保护者登上了历史舞台，它从“东正教强国之一变成了最后一个东正教王国”，而第三罗马的学说更是从理论上论证了莫斯科就是拜占庭王朝的直接继承人，俄罗斯东正教随之成为基督救赎的中心，俄罗斯民族也成为具有弥赛亚精神的“神圣罗斯”。从三个罗马的学说开始，俄罗斯人的精神中开始浸透了一种特殊的使命意识，认为俄罗斯民族生来就担负弥赛亚的使命，对整个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而拥有了罗马皇室后裔的光辉头衔后，俄罗斯的统治者顺理成章成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直系继承人，因而可以堂而皇之地要求收复“祖传的世袭领地”，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庞大版图。俄罗斯国家和统治者为自己不断对外扩张的行为寻找到了合法性的政治理论基础。
其实，早在“第三罗马”的学说出台之前，在和蒙古人的对抗中俄罗斯人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宣称自己救赎斯拉夫民族的特殊角色了。这一点为莫斯科君主寻找罗马皇室的亲缘关系以及论证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努力提供了实际意义上的有力证据。1480年，俄罗斯人依靠本民族的力量在“乌格拉河”战役中获得了胜利，最终摆脱了蒙古人对俄罗斯长达200多年的统治。这一史实对于整个斯拉夫人来讲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莫斯科是第一个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异族统治，完成民族独立的国家；俄罗斯民族是自拜占庭陷落以来第一个打败不信上帝的异教徒的东正教民族。这些给当时还被处于被外族，尤其是非东正教民族统治中的所有斯拉夫人带来了希望，俄罗斯民族扮演了东正教其他民族“救世主”的角色。当其他东正教民族受到异族奴役和宗教压迫的时候，唯有俄罗斯民族高举上帝的旗帜，成为黑暗时期唯一的亮点。因此，俄罗斯民族相信自己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承担着弥赛亚的使命，肩负着救赎世界的任务。
“第三罗马”的学说和弥赛亚精神不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并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对以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在社会政治观点的形成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加固了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东正教的统一性”；它使整个俄罗斯民族相信，“俄罗斯民族担负有实现社会公正、人类友好的使命”；“俄罗斯民族是属于未来的民族，它将会解决欧洲无力解决，甚至未曾意识到的问题”。
三、民族英雄与民族精英的推动
（一）民族英雄的出现及影响
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及“第三罗马”学说的出现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出现提供了极为可靠和必需的政治理论基础，而“民族英雄”的出现则代表俄罗斯人已经开始具有深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民族主义的理念开始被广大的俄罗斯人所接受。
俄罗斯在伊凡三世时代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其版图包含了“基辅罗斯时代的东北和西北面的土地，南边和西南面的土地依旧被波兰、立陶宛及匈牙利把持着”。为了恢复自己在“神圣罗斯”时代的领土面积，也为了履行拯救东正教世界的神圣义务，俄罗斯民族一直将进行对外扩张作为自己的目标。16世纪开始，刚刚完成了统一的莫斯科开始了对外扩张的征程，先后同自己的邻居波兰、立陶宛以及土耳其展开了长年的征战。新兴的俄罗斯首先向南方边界展开了冲击，冲击的结果是俄罗斯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打败了克里米亚汗国，并将这些地区直接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就使俄罗斯直接同土耳其帝国接壤。
面向南方的第一次胜利使俄罗斯从一个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多元的帝国，俄罗斯的特殊使命意识、“第三罗马”的学说成为凝结这一帝国的精神纽带。对外扩张的不断胜利、国家版图的不断扩展从实践的角度为“特殊使命意识”提供了事实上的论据。弥赛亚意识在俄罗斯日益发展强盛，成为支撑俄罗斯社会从领导阶层到普通民众的重要精神内涵。正如乌法罗夫所说：“自从我们的国家建立以来，我们俄国人这个盛名，已经而且正在被千百万人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反复传诵，难道我们对俄国人这个名声不感到更光荣吗？”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伴随着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脚步的不断加大而发展起来，在社会上具有深厚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民众支持。缺少天然屏障的地理环境，曾经经受异族奴役和统治的痛苦记忆，让俄罗斯民族以“先发制人”作为自己的生存原则。另外，尽管与西欧国家相比，俄罗斯国家总体实力不强，但同它周边的一些国家相比，依然具备一定的优势。这些因素促使俄罗斯民族选择了依靠武力吞并和强力侵占的方式获得大量的土地来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尽可能地拓展本民族的生存和战略空间。这样一种理念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共识，因此不仅是处在领导阶层的贵族、地主和商人是沙皇政府对外扩张和殖民政策的鼓动者和支持者，“任何人都会成为沙皇的勇士”，“任何人都会挺胸御敌，粉碎敌人兵团，视死如归，为自己取得荣誉”。包括俄罗斯的普通民众也认为，沙皇政府的对外扩张是正义的，是俄罗斯民族特殊使命的体现，目的是为了救赎那些异教徒，而对外扩张的不断胜利更是加深了这样的情绪。
当然，胜利并不会总属于俄罗斯，在对外扩张的进程中，俄罗斯很快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伊凡四世时代俄罗斯军队在与波兰进行的里沃尼亚战争中严重受挫，历时25年的里沃尼亚战争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为俄罗斯获得西部出海口的目的，相反在国内引发了两次伪季米特里叛乱并导致了波兰军队的大举入侵，这一段时期被称为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混乱时期”，“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严重威胁”。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对外战争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发出了俄罗斯民众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加强了他们相互间的凝聚力。在反抗外侮的斗争中，刚刚形成的俄罗斯民族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顽强的民族信念，全民总动员，以各种形式同入侵俄罗斯的波兰人展开了斗争，出现了以库兹马·米宁和伊凡·苏萨宁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英雄。“只有依靠人民，才能捍卫和保障俄罗斯国家的独立性。”波兰人入侵俄罗斯并组建傀儡政府之后，梁赞地区的贵族。梁普诺夫于1611年初领导组建了第一支民兵组织对莫斯科展开进攻，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对波兰人造成了一定的威胁。1611年秋天，下诺夫哥罗德的大商人库兹马·米宁捐出了自己的所有财产组建了第二支民兵队伍，开始正面抵抗波兰军队。除此以外，投身战争的还有很多普普通通的俄罗斯人民，如伊凡·苏萨宁就是一个普通农民，他在波兰入侵俄罗斯时被迫为波兰军队引路，他佯装同意，凭借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将波兰军队故意带入歧途，最后被波兰军队所杀害。
这些“民族英雄式”人物的出现充分说明了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已经成为整个俄罗斯民族共同的精神基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萌芽已经产生并发展起来。1598年到1613年的“混乱时期”对于俄罗斯来说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从一方面来说，这一时期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丧失了大量的领土和人口，相关数据显示这一时期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是“俄罗斯社会进行的一次全民总动员，因为所有阶层和阶级都参与了俄罗斯国家生存问题的参决，都参加了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中被充分地调动和激发出来，并随着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建立产生而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俄罗斯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民族传统和社会心理，它日益广泛地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广大的俄罗斯民众思想中形成记忆，然后再以民族心态、社会心理、价值标准和政治倾向等无形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在俄罗斯民族中世代传承，影响深刻，作用巨大。
（二）民族精英的选择
民族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普通民众只能提供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氛围和土壤，而知识分子则充当了民族文化的制造者和民族主义理论的宣传者角色。“民族主义是民族问题中的一种思想和政策，也是一种心理。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优越性和民族特殊性的观念。”在俄国，知识分子向来就有思考“怎么办”等哲学问题的传统，对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认识。“俄罗斯的情感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身上表现得是最为强烈的。”他们对于民族主义精神的探求是与帝国的扩张实践，与西方文明的对话碰撞密切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