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7年，起自布衣的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洪武，定国号明，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大明帝国。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戡乱摧强，一统华夏。太祖励精图治，多所创革，使明帝国日趋富强。
15世纪中叶，明帝国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开始由盛转衰，社会弊端丛生，政治腐败，法纪不行，财政拮据，库府空虚；土地高度集中，民不聊生，流民日多；边防废弛，蒙古骑兵几度蹂躏畿辅，兵困京师。内忧与外患使明帝国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中。
汉、唐两朝季世，国家政治的腐败，都与宦官擅权密切相关。宦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心不全又处于奴才地位，但是由于直接亲近君主，在一定条件下，便可以插手政治。昏庸无能的君主在位时，多以宴游为事，懒于亲自处理国家政务，宦官往往乘便从中行事，参与国家机要，甚或权势熏天，以至廷臣都不得不听命于宦官，宦官不正常的心态，导致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常常采取极端的作法，奴才的身份，主子的威风，二者的矛盾，使他们潜在的自卑心理，表现为专横的霸道作风，不允许别人有丝毫的抵忤、蔑视、甚至不恭，因而用人行政，多党同伐异，往往逞一己之私欲，滥用权势，无所顾忌，丝毫不以国家社稷为念。宦官的参政、擅权，就像催化剂一样，加速了王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明中叶政治的腐败，与此直接相关。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鉴于汉、唐末世宦官败政的恶果，在宫内镑铁牌，严禁内臣干政。朱成朱棣在靖难之役中，以宦宫有功，称帝之后，遂委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等军政大权。又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太监掌管，他们凌驾于司法机构之上，可随意缉杀臣民，明代宦官干政，肇始于此。但是，在正统（1436-1449年）以前，皇帝皆亲自视政，宦官还不敢擅权。正统以后，皇帝多昏聩，宦官权势日炽。
明代宦官有24衙门，即12监、4局、8司。其中司礼监掌奏章，皇帝的最高裁决意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批写在奏章上，因用朱笔，称“批红”。这样一来，秉笔太监成为皇帝的代言人，他们可以乘机擅作威福。英宗时，宦官开始插手司法，参与大理寺等三法司的案件审理，掌握了一部分司法权，以至司法部门审判量罪“俱视中官意，不敢忤也”。景泰（1450-1456年）时，为抗击瓦刺，建立了京军的精锐“团营”，由太监曹吉祥、刘永诚节制，开宦官总领京军之例。正德（1506-1521年）时，权宦刘瑾亦以内官监总督团营。宦官还出任各镇监军，掌握了一部分军权。同时，镇守各地的太监兼理民事，得以干预所在地的行政。
成化（1465-1487年）时，在东厂之外，又设立西厂，由太监汪直提督。正统以前，厂、卫分立，正德时，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支义是刘瑾的爪牙，致使厂、卫合势。东厂、西厂、锦衣卫是明代特务统治的主要机构。正统三年（1508年），刘瑾又设立内行厂，作为特务统治的号令机关，东、西厂的特务活动也在其伺察之中。特务机构可以“不时考察京官”，以笞捶、重枷之法对待言官。宦官还利用特务统治引进私人，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正统时，刘瑾、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等8人得宠于武宗，跋扈朝中，时称“八虎”。刘瑾的党羽布满朝廷，太监钱能的家奴钱宁，因投到刘瑾门路，得武宗赐姓朱，称义子，掌锦衣卫事，钱宁又引进江彬，亦得锦衣卫官。刘瑾曾志满得意地说：“满朝公卿，皆出我门。”阁臣焦芳等依附刘瑾，斥退大学士刘健、谢迁等数十人，因谢迁为余姚人，至令余姚人不许做京官，其专横如此。刘瑾为陕西人，便特别扩充陕西等地的科举名额，以培植家乡势力。朝廷奏章，要“光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奏章的批答，亦持归私第与亲人孙聪等人商决，以至当时人称刘瑾为“立地皇帝”。
宦官不仅在朝中弄权，而且布满各地，刺探民间私事，荼毒百姓。“所逮捕一家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江西南康县吴登显等三家，于端午节划船竞渡，被诬以擅造龙舟，抄没其家，“自是四方传闻，远近大怖，偏邑下州，见有华衣怒马，作京师语言者，辄相惊告蹰蹐……天下皆重足屏息，嚣然表其乐生之心”。
宦官还广收贿赂，刘瑾当权时，官吏“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与贬斥，与之则迁擢”。明孝宗时太监李广，家有纳贿簿，记载得黄米、白米各千百石，黄、白即指黄金、白银。宦官还四出剥敛民财，成为“第宅达云，田园遍野”的大地主。刘瑾家仅黄金就有24万锭，又57800两，元宝500万锭，又158万两，还有宝石2斗，玉带4000余束。王振家有金银60余库，珊瑚高60尺者20余株。钱宁被抄家时，得黄金10余万两，白银3000箱，胡椒数千石。江彬家藏黄金70柜，白银2200柜。
宣德以来，明朝的吏治渐趋腐败，索贿受贿成为官场习气。“臣僚宴乐，以奢相尚”。连负有监察职责的御史也贪纵无忌。明朝各级官吏，“入朝视事，循例取索”，“假公用而科敛任情，文书非贿吏不行”，司法机关则“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有权有利的官位，冗员充斥，无利或言事诸官，竟至有罢免者后，不再补充，以免聒耳之烦，甚至出现“都御史数年空署”的现象。嘉靖时，严嵩专权21年，“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同时，权贵又巧取豪夺，聚敛财富。正德时大学士梁储之子在广州顺德原籍，因与人争田百余顷，杀200余人。大学士焦芳在河南泌阳营造府第，劳役数郡百姓。世宗时，权臣严嵩抄家后得银200万两以上，在当时几乎和国家一年的总收入相当。另黄金30万两，其他珍品无数。
内阁中，阁臣明争暗斗，相互攻忤，政权的中枢，成为权臣倾轧的场所。政治的腐败，导致“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国家机器运转失控，处于半瘫痪状态。
土地的高度集中，是明中叶以后的重要社会问题。朱棣为燕王时，曾在京郊宛平县黄垡、东庄营等地建立王庄，称帝后改称皇庄。弘治二年（1489年），北京周围皇庄有5处，占地12800余顷，武宗时，竟扩至300余处。洪武时，除燕王以熟田为王庄外，其他亲王只赐予牧马草场、废壤、河滩、山场、湖陂淤田。但是，宣德（1426-1435年）以后，亲王田庄逐渐增多。亲王占田的主要方式是钦赐、奏讨、纳献、夺买，或者直接劫夺。奏讨是扩充庄田的主要方式，他们把农民的土地指为“闲地”“空地”、“荒地”，向皇帝奏请，然后占为已有。通过这些手段，各地的王庄土地迅速膨胀。四川蜀王府庄田自灌县至彭山县，占据了成都平原70％的沃壤，楚王庄田不仅遍布湖广，还远至陕西平凉府固原州。成化十年（1474年），隆庆长公主奏请栾州、玉田、丰润“闲地”40余万亩，其中20万亩是农民和屯军耕种的土地。正德时，江西宁王宸濠强夺民田以万计，杀平民千数，外戚也借权势力侵吞土地，景泰时都督汪泉的庄田有16300余顷，弘治时，宪宗皇后弟王源夺静海县民田2000余顷，外戚寿宁侯张延龄侵占土地16700余顷。官僚、缙绅也多方巧取豪夺，占据土地。首辅徐阶在苏松占田24万亩，有佣户几万人。严嵩的土地，遍于江西数郡。扬州地主赵穆一次就强夺民田3000余亩，南京附近权豪霸占民地62300余亩。“公私庄田逾乡跨邑，小民恒产岁朘月削”，便是当时土地集中情况的真实反映。
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民，并不因其丧失养家活口的基本生活条件，而能够逃避赋役、田租的敲扑，相反，徭役、赋税、地租反而越来越重，而且因富豪的优免、逃避，都转嫁到平民的身上。为躲避徭役、赋税、地租，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当时全国流民大约有600万之众，占在籍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中很多人死于饥寒，迫于生计，各地农民纷纷起而反抗，从逃亡到抗赋抗役，从“盗矿”到武装反抗“矿禁”、“封山”，从抗租到武装“踞田夺地”。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在两广、江西、湖广、四川、陕四、河南、河北等地不断爆发，刘六、刘七的起义军曾三次进逼北京，威胁到明王朝统治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