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强调，人应当凭借理性正确认识自己，并且在理智活动中确立道德价值和社会生活准则。他对“认识自己”提出了新的观点：认识自己并不是认识人的外表和身体，而是要认识人的灵魂；而认识人的灵魂，不在于认识灵魂的其他方面，而在于认识灵魂的理性部分。只有认识到了灵魂的理性部分，才算真正认识了自己。那么，所谓“理性”又指什么呢？可以肯定，它不是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那种“工具理性”，而是一种“价值理性”。更明确地说，就是一种道德理性。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只有通过接受良好教育，认识到自己内心的道德理性，才算明白了人之为人的特性，从而为道德培养确立了一种人性根据。这表明苏格拉底的人性论是一种人文主义人性论，这种人文主义人性论又为其道德主义政治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格拉底从知识论的角度表达了人的理性有限性，他的名言是：“人的最高智慧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正因为如此，人在道德上要听命于神而非听命于人，在政治上既要防止个人暴政又要警惕多数暴政。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是著名的先验论者，但他对人性和政治的理解却具有强烈的经验论色彩。由此他的人性理论与其师在某些方面有极大的差异。他从伦理学的角度表述了人性的弱点。他认为，人性天然地倾向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任何场合之下，一个人只要能干坏事，他总会去干的。大家一目了然，从不正义那里比从正义那里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他从政治学的角度表述了约束统治者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性之弱点使掌握权力的人尤其容易作恶。他说：“如果谁有了权而不为非作歹，不夺人钱财，那他就要被人当成天下第一号的傻瓜。”所以，在道德上，不能过分地相信人的善良；在政治上，尤其“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
抑止人性恶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发作依赖于制约。在道德上抑恶主要依靠理性的自律，在政治上的抑恶必须依赖法治的约束。他认为：社会意义上的最大不正义乃“没有约束的权力”，而社会正义只能来自法律对人性和掌权者的约束。他说：“人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之下，才走到正义这条路上来的。”如果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理想国》）
虽然如此，但柏拉图仍是在继承其师苏格拉底的人性理论上，对人性进行更深层次的思索。他对“至善”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对终极人性的统一认识。
八、苏格拉底的哲学中的神秘主义色彩
苏格拉底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反对研究自然界，认为那是亵渎神灵的。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己知道自己无知。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智慧的……”
苏格拉底评价神道：神，虽是我们人眼所不能看见，但神是使人有美德的创始者。神如何管理自然界，他也照样引导人类各方面的生活。只要人享有神的智能，人的灵魂便享有神部分的性情。人的灵魂脱离身躯之后，其灵魂是永生不朽的。
《申辩篇》描绘了一幅明晰的图画：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头脑高超而不介意于世俗的成败，相信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并且深信清晰的思想乃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件。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确是宣称自己被神论或者命运之神所引导的。那究竟是不是像基督徒所称之为良心的声音，还是那对苏格拉底来说乃是一个真正的声音，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苏格拉底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反对研究自然界，认为那是亵渎神灵的。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己知道自己无知。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智慧的……”
苏格拉底确实主张了一个新神，他是道德善、智慧真的源泉：宇宙理性的神。这个宇宙理性神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真正的善——终极根据，人能有知识，是因为人得到了神的特别关爱，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爱智的心灵和理智。但是人应当明白，人所具有的那点灵魂同神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个新的理性神的观念和关于人当“自知无知”的教导，就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与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
在古希腊，法律被视作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可以说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在此神灵的保护下，古希腊的城邦按法律治理，任何人的地位都不得高于法律。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律最初体现为自然法，自然法也就是自然规律，它纯粹是一种神的意志或神有意的安排。后来城邦颁布的法律称为人定法。虽然人定法不像自然法那样具有普遍性，而具有易变性，但是，由于人定法来源于自然法，人们接受和服从人定法的指导就意味着人们接受和服从自然法的约束，也就是服从神的意志。一个城邦的理想状态必须是人人从内心守法的状态，这既是苏格拉底一生的理想和信仰，也是他最后慷慨以身殉法的内在动力。
神的观念一直是希腊哲学的起源地和归宿，而希腊哲学在其发展中也不断改变和净化了人们原有的神观念，两方面是彼此互动的。作为一位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从敬畏神吸取了他变革哲学的智慧和力量。他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肩负着神的使命助人从善爱智的使者。这是他对神的敬畏虔诚，也是他对人的热爱鞭策。只有联系到他的神观念，我们才能认识他所主张的“自知无知”命题的深刻含义。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史上意义深远的事件，仿佛一则寓言，一个谜。他策划了自己的死亡方式，以一场浩大的审判，以法律正义的名义判处自己死刑，把自己生命的余烬，凝成一个死亡之谜，给后人留下了一道人文学科的“歌德巴赫猜想”。苏格拉底好像在为自己申辩，可是他又有意在死亡之中觅求真理，他的死仿佛是道德与法律的合谋。
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同他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而他个人的命运同雅典的命运是不可分的。他为了祖国追求善的理想，而他的祖国则用死刑酬答了他的贡献，成全了他的哲学。苏格拉底没有丝毫的激愤、畏惧或是悲哀，而是依旧用他智慧的语调诚挚地奉劝着一切。他明白他是神的使者，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他还有他生命未完成的部分，而死恰恰能给他一个完美的结局。
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更不允许最神圣的理想有丝毫的被亵渎，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灵魂，他相信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万事万物都是神有意识有目的的巧妙的安排。他没有背叛神，既然如此，死亡也就是神对他的召唤，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黑格尔说：“希腊精神的观点，在道德方面，是具有淳朴伦理的特性的。人还没有达到自己对自己进行反思，自己对自己作出规定的境地。”克尔恺郭尔论述道：“在旧希腊文化中，人们的法律是曾得到神灵认可的，对于个体具有传统的威仪……为此希腊人求助于神谕，占卜。这样一个环节是很重要的：人们并不是决定者，主体并不能作出决定，而是让另一个外在的东西给自己决定；只要在一个地方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是如此独立，如此自由的，那个地方神谕就是必要的——这是因为缺乏主观自由。”苏格拉底的神恰好取代了通常的神谕。更重要的，守护神作为主体的内在的东西进行认知的产物，意味着从神谕与个体外在关系向自由的彻底的内在性的转向。然而，这样的转向是不彻底的，正如克氏指出的那样，苏格拉底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思辨，而是沉浸在这样一种临界状态的欢乐当中。于是，我们没有看到纯然自由的内在的主体出现，而只是一个处于过渡阶段的内在主体的隐现。
哪怕只是过渡阶段，也意味着一种质的跨越。由此，苏格拉底不再信奉城邦的神是和他的整个立场紧密联系的（于是，苏格拉底被控渎神，不信神）。进而，他还将自身的立场刻画为无知。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有句名言：all that I know is that I know nothing。由此，苏格拉底被尊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因为，在这里面包含着反省与谦卑。然而，在克氏看来，苏格拉底的这句话并非全然是反讽。他更多的是一句实话，也正是基于此，反讽的立场才成为一种可能。认为苏格拉底的名言是实话，并非是认为他在经验意义上是无知的。相反，在经验意义上，他是知识广博的。然而，他对万物的根基，对永恒的，神圣的东西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但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在他的意识中，又不在他的意识中，因为他就此能够作出的惟一判断是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于是，又一次，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来到了一个边界，过渡的位置。于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热衷于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的苏格拉底。
在这样一种带有否定性的无知背后，隐隐有种肯定性。因为，通常而言，既然知道自己的无知，那么，这个知道背后应该有一种别的知识。不可能仅仅是否定性而已。换言之，作为否定性的无知暗示着一种肯定性的存在。然而，苏格拉底却在这样的肯定性前止步。他聆听来自内心守护神的提示，又一次立足于边界，没有深入思辨这种肯定性。在他看来，他来到世上不是为了拯救世人，而是为了审判世人。
苏格拉底基于无知的反讽是绝对的，是带有毁灭性的。因为，苏格拉底没有丝毫的肯定性，也不愿与那些智者同坐。他要做的是将神殿清扫干净，虚位以待。既然这样的否定是绝对性的，那么，苏格拉底所驱逐的也并不仅仅是那些智者，同样也包括自身。正如克尔恺郭尔在书中写的那样：“恰恰相反，它也驱除自身，以便神圣的东西不被自身抵挡回去，而是径直灌注到由虔诚所打开的神志中去。实际上，在深刻彻底的修身读物中我们也看到，虔敬的神志恰恰把自身的人格看作万物中最可恶的东西。”
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圣徒和殉道者，至今，没有哪位哲学家像他那样痴迷于过一种正义的生活。他把一个人的生命充分活了出来，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人生总是会面临各种遭遇，会有得意失意，即使面对不义时，都要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把关注的重点由外在转向内在。苏格拉底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一大批激烈的反对者。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