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作协编印作家辞典，要我交一份简历，忽然我就写下一句：父亲为泥水匠，母亲是幼儿园老师。后来看了同侪填写的，都没有交代出身，已经付印，改不了了。
父母的印记，这样深刻！哪怕他们早已远去，哪怕几乎连音容笑貌都想不起，那样一种感觉，却是永远留在心中，自觉不自觉的，就要想起他们来。
母亲是一把伞，荫蔽我整个的童年。父亲呢？关于父亲，实在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他的身体和性子都如同张飞，从来不会小声说话，因为常年在外地，对于我们的成长，他的影响力不很大。伯父说：“你们的父亲，蛮鬼的！”似乎说他聪明。可是在我印象中，他几乎文盲，从来没有叫人感兴趣的话语出来，当他喝了酒，醉咪咪要对我们说什么的时候，我们都找着岔子走远些。
那次伯父从东北回来，想请几个老战友叙旧，伯父住在宾馆里，社会上，餐饮业极不发达，一条街几乎没有一家餐馆，伯父便和我父母商量，在我家里请客。
母亲做了几个可口的菜，几个战友，衣冠楚楚，气度不凡，昔日刀枪剑戟中共度岁月，如今再相逢，亲切异常，欢笑声不绝于耳。这些人，不是局长，就是院长、处长，谈起过去的战友，有在北京办公厅工作的，有在部队带兵的，都肩负重任。他们谈的话题，绝少家长里短，都是尺度很大的，亚非拉美，政治经济，天南地北，就是个人经历，也都富有传奇性，叫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忽然，父亲发言了。他高高挽着袖子，青筋暴露的手臂端着酒杯，绘声绘色地介绍起他们泥水匠来，说到他们建高楼，豪气冲天：“那样高的楼，你就是空手上去，也会累得够呛！我们挑着满满的一担混凝土，一百多斤，每天上下一百多趟！”“下雨，楼梯都是滑的，脚要踩紧，腰要躬一点，手要带着劲，不能叫搅拌好的灰料漏在地上呀！”那几位初听不免愕然，马上便亲切地说：“工人阶级，就是了不起！来，敬你一杯！”父亲笑呵呵的和人碰杯，伯父看着，只是笑。
我在一边，忽然觉得不舒服。父亲的言词，在这样的场合，多么突兀！我虽然年纪小，也知道父亲和这些人，不是一个层级的，彼此关心的事物，大相径庭，你引以为傲的“每天一百多担，”在人家眼里，值什么呀？他们手下，管理着无数的“一百多担！”尽管他们对父亲礼貌有加，恭恭敬敬，我知道，只是因为伯父的缘故。幸好饭很快就吃完了，父亲笑呵呵的送客，那笑容是真切的，满意的。
母亲能够娓娓动听的给我讲故事，父亲相反，说话很少成章节。有一回，家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说讲故事我听，我兴致勃勃地过去，父亲将我揽在怀里，想了半天，想不起说什么，问我愿不愿意猜谜？不等我回答，他仰起头，一字一板地念白：“下雨好似珍珠网，起风好似浪在波。”只这两句，叫我猜。现在我知道，父亲没有把这个谜语说完全，那是奶奶在父亲童年时说给他猜的，过了这么多年，他只记得其中两句了。我还是猜出了：“蜘蛛网！”父亲高兴地笑了，说：“我的儿子，就是聪明！”这是少有的父亲和我亲昵的例子。其余大多数时间，父亲是威严而沉默寡言的。冬天，他早晨起来看看天，说句“冬至以后一天长一线”就打住了。父亲的言论，大多这个节奏。
父亲有一双有力的手。这双手，能很灵巧的使用钳子，为我弯铁环钩。也是这双手，能用木头削出砍刀、矛头来给我玩。有一阵我迷上了踢球。那时候物资金贵，一条街，没有一个孩子有皮球。我在家念叨了几次。母亲说，一个皮球，可以够一家人喝一次汤了！这话使我失望，情知对于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皮球是奢侈品。谁料那天下午，我和伙伴在巷子口玩耍，父亲忽然从远处走来，到跟前，他大声叫着我：“和平，和平！”脸上一副得意的神色。正诧异，父亲从身后拎出一个网兜，里面一只绿色的皮球！“给你的，拿去！”父亲大声宣布。那一刻我喜疯了！接过网兜，迫不及待地拿出皮球，马上在地上踢起来。回望父亲，笑眯眯的，抱着双手看我们。
那只皮球，两块八毛钱！可以买四斤猪肉。我一辈子记得这个价格。
我读中学时，父亲常年在外，除了过年，只在我下放前夕回来过一次。那年冬天，好冷！父亲呵着白气进来，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吃饭时，默默给我夹菜，说了句：“到了外面，自己照顾自己！”临出门时他又照样说了一句。父亲给我捆扎行李。垫絮盖絮合在一起，看起来十分臃肿，父亲拿根麻绳，“嗨！”一声，麻绳勒进去好几寸！三下两下，一个紧紧扎扎的背包就捆好了。我在一边看着，暗暗惊叹，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捆扎背包呢？有件新棉袄，我死活不肯带走，父亲见我执拗，说那就算了。当着我的面将棉袄从箱子里拿出，捆好箱盖。可是到了农村，打开箱子，就见那棉袄叠得整整齐齐地码在面上！父亲，言词不多的父亲……
父亲崇仰张飞。人都说他的性格暴烈，我倒真没见到什么。叔父说：“你们的父亲，就是拿根钉子放在他嘴里，他也敢把钉子咬断！”听得人玄乎。据说爷爷是个武师，一次想把祖传的拳术传给儿子，请内行挑了半天，伯父叔父，一个都不中，只有父亲的身体条件合乎练武。可是奶奶坚决反对，说这个老三，不会武功就够叫人担心了，要是学了武功，还不害死我们！这样我家祖传的猴拳就此失传。后来证明，奶奶是有远见的。父亲的一生，老是演绎“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他自己，也因此吃了不少的亏。
父亲历史上有一件极其辉煌的事。那是在抗战时候，日本兵忽然围了衡阳，全城人都去逃难。一路颠簸，一家人死了几个。大婶娘临终，对父亲和二伯托付了自己的一儿一女，也就是我现在的大哥大姐。父亲挑着担子，一头装着姐姐，一头装着锅碗瓢盆，和二伯两人，跋涉五千多里，翻山越岭，餐风露宿，硬是把孩子带到了重庆。一路上，因为饥饿和劳累，无数孩子都被遗弃了！父亲和二伯哪怕稍微动摇一下，大哥大姐就没有今天。付家人谈起这，没有不感动的。
还有一件，二伯参加地下党，被当局通缉，巨款买他的人头。组织指令他去香港，但是没有盘费。父亲慷慨解囊，典卖全部家当，凑了三百块钱，连夜送二伯逃出武汉。好笑的是，你要是问他是不是同情革命？父亲会认真地说：“不是！就是帮自家兄弟！”
父亲晚年凄凉。卧床一年半，不能自理，昔日健壮的父亲，瘦的只有一把骨头！那天，父亲忽然不吃了！我到父亲的小屋里，将父亲拥在怀里，喂牛奶他喝。父亲喝不进。我对父亲说：“您喝啊，喝了救您的命！”父亲已经没有反应了，但听了这话，喉咙动了动，喝下了牛奶。半夜时分，父亲在我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料理父亲的后事，我没怎么难过，因为忙，也因为这是早知的结果。只是在送父亲去墓地的车上，我一个人静静坐在后排，忽然想到那个“下雨好似珍珠网，起风好似浪在波！”眼泪止不住潸潸落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