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的中央银行总裁的辞职和长达四个月的西方之行，无疑给后来居上的孔祥熙带来某种契机。就像一位长期坐冷板凳的运动员一样，一旦上场他会全身心的投入。与运动员所不同的是这种契机是孔祥熙自己挖苦心思挣得的。因此他会百倍地珍惜，以示他与对手宋子文的高低。
新官上任三把火。孔祥熙走马上任，大报蒋介石知遇之恩。老蒋要“剿共”，他凭经商的精干，鞍前马后，为主子筹备充足的经费。
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逐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将近赤字1200万元。
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商讨筹措经费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发行1亿新公债。
接着，孔祥熙飞抵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有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打内战的军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给战车注满油，孔祥熙又发行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这些钱都被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
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很低，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烟草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益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到工农业发展生产上，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反革命“围剿”的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工农业生产陷入困境的深渊，一位有识之士当即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导致工业萧条、农业破产。”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
很快，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一个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
这股萧条之风也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工业国家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商议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惟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以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名义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公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立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平，白银外流的现象受到了遏制。
孔祥熙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蒋介石让中央银行享受了多种特权，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金券，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赚了一大笔钱。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祥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获利润最高的金融机构，可以说超过了宋子文时代。
平常，孔祥熙一个劲地支持中央银行在金融界大捞特捞。他命令中央银行大量吸收公债，将相当一部分赢利给南京政府贷款。
依靠中央银行吸收公债勉强支撑了一阵，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并将此存入中央银行特设账户做储备之用。
《储蓄银行法》遭到了上海银行家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做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
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
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所垄断。但是，孔祥熙要坚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本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政权。
春去秋来。四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对孔祥熙越权十分恼怒，对蒋介石的偏袒更是极为生气。宋、蒋矛盾加剧，一场久育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那是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宋子文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关于实行预算审计制，这是宋子文采取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杰作。实行国家预算，对中国来说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国君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销无度，怎么会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直到清末、北洋军阀时期均为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
宋子文留学西方，对欧美等国家施行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施行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角度出发，非常认真地搞起国家预算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做到收支平衡的工具的手段。
蒋介石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四年过去仍无结果。宋子文凭着国舅地位和牛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次年9月24颁布《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宋子文的主张了。
两人就严格执行预算问题出现冲突。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有意见，例如1929年支出为6.19亿元，军费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6亿元，经济建设分文不支。1933年度支出为8.28亿元，军费支出高达4.16亿元，行政费用为1.71亿元，经济建设分文不支，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美国培养出来的经济博士，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支出各项比例不合适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比重；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预算、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