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五年己卯四月二十日云：“李菊圃由山右来，盖一年查振，只身跨驴，辛苦特甚，可敬可敬。”十二年丙戌八月四日云：“李菊圃来，蔼然仁人哉。”十四年戊子三月二十五日云：“陕藩李用清，赣藩李嘉乐，皆另简。两李皆贤者，而不容于时，何也？”于二李之罢，亦致惋惜。李慈铭则甚恶用清，其《荀学斋日记》庚集上光绪十一年乙酉六月十三日，录贵州布政使李用清开缺来京另候简用之谕，注其下云：“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乙丑翰林，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而都中人如李鸿藻、崇绮、张之洞等，皆力延誉之，以为圣人复出。其实尺八骽捷足鬼之流，在《宣和遗事》中亦为劣驷，本非圣门所尚也。张树声素附名士为捷径，及任桂抚，遂奏请差委。用清实热中，且望得朝官清要，不乐赴广西。既奉旨发往，过天津乞合肥为疏留。合肥不许，乃赴桂。而树声已移抚广东，旋督两广，皆携之幕府，荐剡日至，遂擢惠州知府。不二年骤至贵州布政使，署巡抚。所至惟禁酒食宴会，以敝衣率僚友，而力禁罂粟，操之过急，吏缘为奸。今年（按：此下空数字，盖备访填者）民变，用清闻之大惧，急撤知县任，召还委员，且告谕民仍种罂粟。时先已下檄将往阅兵，不敢复出。将改期，署布政使曾纪泽（按：泽字为凤字笔误）强之，不得已而往。复出示言此行惟阅伍，非查办民亦事，黔人大哗。御史汪鉴列款纠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用清为人，纵有可訾，慈铭所论，则语涉不伦，未足以服之。兹铭嗟贫，时见于《日记》，而颇讲甘美享用，宜不以用清之耐苦恶衣食为然。其诋之之词，近于宋人《辩奸论》之以“衣夷虏之衣，食太彘之食”等语诋王安石矣。《辩奸论》成于宋人朋党风气甚盛之时，推为攻王名作，而议论实谬，有识者多非之。且疑其非出苏洵手，即慈铭亦论及。其《荀学斋日记》壬集下戊子二月初九日云：“老苏《辩奸论》，不特立言太过，文亦不高。且老苏卒时（治平二年），荆公尚未大用，何由知其后必误国？故昔贤以此论为伪作，或子由兄弟欲示其父先见之明，托辞为之。即真出老苏，亦是一时快其笔舌，以报荆公斥为策士之怨，固不足为定论。 ”三月十七日云：“考老苏此论，本自可疑，昔人多辩之。且其立言太过，荆公之学行，自有本末，其才当日亦无能及之者，无论老苏卒时荆公未有所施行，即出老苏，亦岂足为定论哉。”汪鉴所云，诚足传为笑柄，然可笑实即在汪措词之谬诞也。关于二李，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七云：“阎文介……所荐达，悉多俭刻，一时有‘天下俭一国俭’之目。天下俭者，为李公用清，相传其自原籍起复入京时，徒步三千余里，未雇一车骑，都下闻者咸大惊怪。官云南巡抚时，日坐堂皇理事，夫人即坐其旁小室中。将产时不雇接生媪，既产遂毙。公之仆怜之，为市棺稍美，公以为费，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仆更为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乃启夫人棺纳之云。一国俭者，为李公嘉乐。其为江西布政使也，尝呼剃发者，剃毕与以二十文，已而呼问其仆曰：‘吾与此人二十文，亦得意否？’仆曰：‘外间剃发一次亦须四十文，今为大人剃头乃才二十文，殊不满所望，已垫付数十文使去矣。’公怒曰：‘吾家中剃发才须十二文，今与廿文，已大过，汝乃更私增之乎？嗣后吾不须彼矣。’盖公夫人亦能供待诏之役，不假他人手也。后二李均被言官劾去。或曰：李公嘉乐官江苏时，有县绅某公将入都，群谋赆之。公独曰：‘某公京朝官，吾辈何宜如是？’事遂已。后某公至津。一日忽出银票一纸，凡千金，遍觅其取银之肆不得，托人询之，人视之，乃不著名之小银号也。人问所从来，曰李某所赠也。人始知李虽阳却阴实赠之，且厚天他人云。”斯亦一时之传说。（用清以达官而徒步长途，正是美德。据《清史稿》，似即丁忧扶榇返葬时事，尤何可议。以是而彼惊怪，适见世风之靡耳。用清尝署黔抚，未官滇抚。二人之由陕赣藩司解职，亦非由言官劾去。）二李以俭刻闻，俭而不中礼，刻而拂人情，盖所不免，传者亦或过甚其词耳。二李人品，据闻嘉乐不逮用清，而有谓用清不孝其母者。其说云，用清在陕藩任，阖家蔬食，其母亦不获一尝肉味。偶患病，思食肉，其妻私购熟肉少许以进，为用清所见，怒而掷诸地。母遂携媳至长安县署。语知县以用清不孝状，嘱代雇车辆，俾返原籍。用清闻之，亟恳臬道首府转圜，各遣妻至县劝说，始由用清迎回藩署。巡抚叶伯英素不慊于用清，由是益恶之，故藉年终密考劾去之云。又闻嘉乐官山东某府知府时，亦禁眷属食肉，令打扫夫于署中后园种蔓菁，即以此一味为常蔬。灯油自掌，每晚各室亲舀一小勺畀之，不许添，二鼓不息灯者，必严加诃詈。尝责其妻浪费，呼役欲笞之，传为笑谈。与《庄谐选录》所云可类观也。用清《清史稿》有传（列传二百三十八）。据云：“同治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出大学士倭仁门，散馆授编修，安贫厉节，日研四子书、朱子小学，旁稽掌故，于物力丰瘠，尤所留意。大婚礼成，加侍讲衔。十二年丁父忧，徒步扶梓返葬，服阕入都，仍课生徒自给。光绪三年记名御史。会山西奇荒，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按：阎以前工部右侍郎衔命治晋赈，固大臣而钦差者，然不可遽称为钦差大臣。以无以示别于奉颁钦差大臣关防者也）奏调用清襄赈务。骑一驴，周历全境，无间寒暑。一仆荷装从，凡灾情轻重食粮转输要道，悉记之册。深穷病源，以为晋省罂粟花田弥望无际，必改花田而种五谷，然后生聚有期，元气可复，上书国荃详论之。国荃疑晋新荒，禁烟效缓，且全国未禁，徒敛怨，说竟不行。赈竣，却保奖还京，传补御史引见有日矣。法越事萌芽，张树声以广西边防奏调，树声督两广，复调广东，任海防厘榷，洗手奉职。七年授惠州知府。境故多盗，喜博喜私斗，用清推诚化之，俗乃稍革。八年迁贵州贵西道，明年超擢布政使，署巡抚，实仓储，兴农利，裁冗员，劾缺额之提镇，禽粤匪莫梦弼等置诸法。巡阅所至，召士子讲说经传，将吏环听，相与动容。黔地土瘠，多种罂粟，畅行湘、鄂、赣、粤诸省，用清奏陈禁种之法，分区限年时，自出巡刈铲烟苗，言者疑其操之过急。十一年秋，有旨来京候简，召对犹痛陈罂粟疚国殃民状，冀可挽回万一。旋命署陕西布政使，荒燹之后，休养生息，仍严烟禁。十四年复命来京候简，遂以疾归。主讲晋阳书院凡十年。用清严于自治，勇于奉公，藩黔时库储六万，年余存十六万，陕库三十万，再期六十余万矣。所至尤措意桑棉组织，尝浚三原县龙渠，溉田千余亩。俸入不以自润，于黔以购粟六千石，于陕购万石，备不虞。郑州河决，捐工需二万两。二十四年卒。子贵阳扶柩归，以毁殇。”如所云，用清行谊政绩，乃卓有可传，大异慈铭之说，亦与江说不同，容更考之。嘉乐，河南光州人，同治癸亥进士，亦以翰林起。或谓其见恶德馨，因德馨陛见时护抚篆，省政有所改革，并绌德馨所亲云。
其述戴熙事云：“陈仲恕云，穆彰阿当国时，索画于戴醇士，戴临吴墨井山水一幅畀之，意极矜重。穆彰阿大怒，以其为水墨不设色也。谓人曰：‘戴为某优画扇尚设色，视我宁不如优人耶。’竟短戴于文宗，斥其行止不检，戴遂以侍郎降三品京堂候补，后虽殉难得予谥文节，然请建专祠卒不准。盖穆彰阿指摘其临终诗‘撒手白云堆里去，从今不复到人间’二句为怨望也。”按：此有未谛。穆彰阿为宣宗所倚畀，文宗则深恶之。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嗣位，至十月即严旨罪责，革职永不叙用。戴熙以兵部右侍郎引疾辞职，命以三品顶带休致，实道光二十九年已酉七月事（先于闰四月罢直南斋），非降三品亦堂，亦与文宗无涉。戴于咸丰十年庚申二月在籍殉难。（先以办团练之劳赏二品顶带。）五月文宗降谕优恤，予尚书衔，祭葬世职加等，谥文节，建立专祠，其眷属等同殉，一并旌恤附祀，事有明文，非不准建祠（穆彰阿已前卒于咸丰六年丙辰，不及知矣）。至戴氏获昝之由，欧阳昱《见闻琐录》前集卷六云：“浙江戴公熙，性高傲，不谐俗，工诗，尤精画法，名重一时，宣宗时以翰林在南书房行走。同供职者，有数人，性情言论皆格格不相入，争嫉之。尝訾毁其短，宣宗颇不悦。
值端节，发团扇一柄，命南书房写，当时未分别何人，戴得而恭敬书上。宜宗谓某某何为不书，戴某何以书之，及细阅，内有一束字，写成棘字一边，怒曰：‘胡为中不写一横，不恭敬如是，岂足称南书房之任。’命退归旧职，戴翌日遂告病。宣宗愈怒，谓其负气，即命开缺归。”所述情事，虽未尽吻合，而大体似有因。又胡思敬《九朝新语》方正类云：“戴文节在南书房时，不善事内竖，一日题画误一字，上令内竖持令改之。内竖但令别书，而不告以故。戴便别写一纸，而误字如故，上以为有意拂忤，遂撤差。”亦可参阅。（又其“謇谔类”）
云：“咸丰初，戴文节直南书房，上命讲授画法。文节面奏曰：‘方今四方多事，上正宜究心治平之道，绘事末技，不足学也。’时论称其得礼。”咸丰初戴岂尚在南书房乎。
其述樊增祥等之记女子典故云：“王书衡语余曰：‘天下记女子典故最多者，莫如吴向之、樊云门、易实甫三人，然三人所记又各不同，易专记美女子，樊专记坏女人，吴专记老太太，可发一噱。”录供噱助。
其记赵秉钧祠云：“梁格庄有赵公祠，赵公为赵秉钧智庵，赵曾监崇陵工程，殁葬梁格庄。祠当系赵氏家庙，祠内悬挽联甚夥，内有项城手书挽联：‘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夏殊勋楙管箫。’字殊豪放，项城书公牍外罕见，楹帖则仅睹抱存处一联。袁赵交深，挽联故新笔书之。智庵之死，传闻为项城所酖，殆一疑案。”赵秉钧饶智略，久从袁世凯，多参与其阴事（宋教仁被刺一案，尤为世所注意），驯见畏忌。其卒于直隶都督任，说者颇疑袁氏有以致之。死耗甫传，即由总统府医官处发表症状经过，送各报登载，盖袁亦以人言可畏，藉防物议耳。（后营帝制，先颁爵封之制，追封赵一等忠襄公。忠襄颇似予谥也。）严复与熊纯如书，论及袁氏有云：“项城之败著夥矣，而莫厉于暗杀，……生性好用诡谋以锄异己。往者勿论，乃革命军动，再行出山。至今，若吴禄贞，若宋教仁，若赵秉钧，若应桂馨，最后若郑汝成，若张思仁，若黄远庸。海宇哗然，皆以为项城主之。夫杀吴宋，虽公孙子阳而外之所不为，然犹可为说，至于赵秉钧、郑汝成，皆平日所谓心腹股肱，徒以杜泄秘密之口，忍于出此，又况段祺瑞以不同意称帝，杜门不动，数见危机，人间口语，怪怪奇奇，则群下几何其不解体乎。”赵郑并举，以著袁之喜暗杀焉。（其实郑之被刺，非袁主使）袁不工书，故罕为人书联，余所见者，为挽郑汝成一联，文曰：“沪海竟失岑彭，衔悲千古；苍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 ”殆即袁氏最后所书之联矣。辞甚粗豪，而饶有雄健挺拔之致。（咸丰间官文、胡林翼奏报李续宾三河镇阵亡情形，文宗硃批云：“详览奏牍，不觉陨涕，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其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故曾国藩挽李联云：“八月妖星，半壁东南摧上将；九重温语，再生申甫佐中兴。”袁挽郑下联，似由此及汉高帝《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语而出）。书法犷率，似败笔蘸淡墨所书，亦深具悍霸之气，肖其为人。并书一额，为“河山壮气”四字，若由“气”字逆读，即常用之“气壮山河”一语也，化熟为生，亦见倔强。此额盖可称为回文体。（袁氏追封郑为一等彰威候，其柩抵京，治丧仪节极隆重，承袁命也。在先农坛追悼，吊者云集，盛极一时。未几袁卒，亦追悼于先农坛，则所亲昵者多星散，余人亦率避嫌弗往，景象殊凄凉萧瑟。炎凉异态，益足令人兴“一世之雄”之感。）
赵秉钧之卒，挽词中忆有丁某一联云：“盖世功名工策画，一生论定是权谋。”意寓不满，而赵氏智略过人，固为不虚。（赵氏少年以走卒隶张曜部曲，获保武弁，后弃之而入赀为文职，以佐杂微员官直隶，受知于袁世凯，洊至大用。既贵，不能自道其世系，而又无子，或戏称为“空前绝后。）
光绪十六年庚寅，名臣多逝世者，户部右侍郎曾纪泽，前兵部尚书彭玉麟，两江总督曾国荃相继卒。国荃谥忠襄，挽词有“辅国失三贤，去大司马少司农才数月；易名足千古，合胡文忠左文襄为一人。”一联，传诵一时。闻联出臬司陈某，似即江苏按察使陈湜。陈与曾同乡，关系素深也。曩为笔记，尝及之。江氏不谓然，据云：“陈湜字朗仙，已前卒，此联乃易实甫丈所撰，曾闻家父诵之。”按：陈字舫仙，湘军宿将，曾卒后，实犹健在。甲午之役，躬与军事，至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始卒于山海关差次（时以江西布政使驻山海关办理湘军操防事宜），寿六十有六，赐恤如例，赠太子少保，荫子建祠距曾氏之卒，又六年矣。江氏《趋庭》所闻，疑亦有因，此联如是易顺鼎手笔，或代陈所撰，亦未可知。
其论记马其昶传吴汝纶云：“马通伯作《桐城耆旧传》，于其师吴挚甫云，张廉卿辞莲池书院院长，吴为冀州知州，谒合肥李相，李忧其继。吴曰：‘无若某矣。’李当欣许之，明日，吴即以院长名义拜李。此殆非事实，意欲扬吴，反涉于妄。闻家父云，旧制：藩司初擢巡抚，其见督抚，仍由甬道东角门入，坐官所，然后开暖阁门延之。吴任冀州知州，未交卸前固犹是督抚属吏也，况吴本师事李者乎。”所论甚允。文人纵笔，往往只图写得兴会，遂致乖于事实。马氏文颇谨饬，亦有此失。陈三立评其《抱润轩文集》云：“曾张而后，吴先生之文至矣。然过求壮观，稍涉矜气，作者之不逮吴先生，而淡简天素，或反掩吴先生者，以此也。环堵私言，敢质诸天下后世。 ”如江氏所云，此作盖亦以过求壮观涉于矜气为累矣。《抱润轩文集》中有《吴先生墓志铭》一文，叙及此节，谓：“任冀州八年，方叙迁，一旦投劾去。
李公留之不可，则处以宾师，聘为莲池书院山长。”较传语为记实，未作张致。（书院主讲，旧称山长，乾隆三十年命改称院长。谕谓：“各省书院延师训课，向有山长之称，名义殊为未协。既曰书院，则主讲席者自应称为院长。 ”俗虽犹沿山长称谓，传志文字以称院长为宜。）
披览江氏此书，介述引申之余，间以管见略有商订，旨在壤流之助，藉副冲怀，非敢过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