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所描述的三种情节在情景规划中都是最为常见的，但这三种情节并不能包含所有的情况，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调剂性情节也应纳入考虑的范围，我发现这些情节也可以带来启发。突发性事件：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而且根本无法预测。彼得·德鲁克称之为“不连续的突发性事件”，如地震、火山爆发、政治革命、水门事件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突然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等，这种突发性事件很少发生，但必须加以考虑，情景规划者通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最严重的突发性事件可能是什么？
思考这种可能的突发性事件是很有趣的，但有时也会带来一些恐慌。突发性事件包括人为的自然灾害，如污染导致的气候变化；也包括普通的自然灾难，如巨大的陨石撞击地球或者一系列地震等。突发性事件还包括公众态度的突然转变，人们可能突然认为太空探索令人厌烦且毫无价值，从而导致空间技术研发失去巨大的财政支持和研究灵感的推动。
当原教旨主义者与世界上日益增长的非宗教力量发生冲突的时候，新的信仰和文化之战就会突然爆发。或者新的瘟疫流行将会带来比艾滋病更为严重的冲击，因为这种疾病不仅可以通过血液传播，而且还可以通过正常接触进行传播，并且会因全球交通网络的膨胀和城市的日益拥挤而进一步加剧。
在很少的情况下，仍存在这样的可能，那就是，因为民众对政府治理国家的不满，从而导致一个国家的政府倒台，谁也不能保证所有政府都是民主和慈善的。
突发性事件因为其带来的后果而显得非常重要，人们对其可能性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想想1929年的经济大衰退是怎样影响一代人的乐观情绪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人们突然认识到核事故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加州第13号创制案(Proposit13incalifomia)后，美国的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将再也不能从选举人那里获得足够的信任以支撑高额的税收；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也不会再有人用老眼光来看待前苏联或德国了。
1989年10月17日早晨，旧金山发生了地震。由于事先毫无预兆，人们也毫无准备，地震发生时，五金商店里所有的气扳手、瓶装水和电池都被抢购一空。那一次我正好在海湾国家旅行，我发现自己几乎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今天，我们家里随时都准备有气扳手和瓶装水，甚至我们还做好了如果地震发生我们该如何逃离城市的计划，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情景规划。循环：20年代，就在旧金山外面，坐落着一个叫艾莫
里维尔的小城，那是一个毗邻盐沼的人口稀少的工业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小城成为了主要的工业中心，一个个欣欣向荣的蓝领之家，到处是钢厂、化工厂以及相关研发实验室。在随后的20年里，伴随着美国重工业逐步衰退，艾莫里维尔又变成了人烟稀少的地方，只留下空空的工厂，空旷的街道，几个尚在用的仓库及很少的居民。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艾莫里维尔又恢复了活力。万国收割机公司的老厂区变成了空气清新、阳光充足、电子设施齐全、办公空间舒适的现代化办公区，软件设计公司和生物科技公司在这里云集，以前，这里可是桥梁制造和拖拉机生产的厂房。
生物技术公司塞特斯(cetus)取代了原来的壳牌公司的实验室，这时的租金和房价在同时上涨。艾莫里维尔的发展体现了衰退和再生的一种循环。许多城市都会经历这种循环，例如，纽约下一个很有前途的区域可能就是南布朗克斯，由于交通堵塞使乘车上下班的成本增加，所以那里即便是中心位置的房价也很便宜。
经济问题经常循环发生，也正是这个原因，熟悉经济理论对情景规划者来说会很有好处。如果联邦储备局增加了货币供给，你就能判断出利率将可能下降，也就意味着人们会更多地贷款和消费，而这通常会刺激通货膨胀，继而又会带来对货币供给的限制。
市场经济中的这种循环在其他领域也存在。举例来说，罗纳德·里根的毒品政策不经意间创造了裂毒(Crack)。当禁毒署对可卡因的经销商施加压力时，毒品价格开始上涨，
当毒品价格上涨超过了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时，毒品交易成为了一项更富利润的生意。在经典的市场经济理论中，价格上升，供给也将会增加。更多的经销商加入了毒品交易，他们遍布于已经成为相当高档的市场的各个角落，可卡因变得如此昂贵，于是，经销商又增加了另外一项新的价格低廉的产品——裂毒。
现在，每当一场禁毒战役打响时，执法就会变得更加严厉，同样的故事线索就开始发挥作用。可卡因变得越昂贵，交易就越诱人，供应量就会越大。但是不会持续地保持如此高额的交易数量，因为毒品市场的需求是有限的(如古典经济学所解释的那样)。当市场饱和时，价格就下降。很明显，禁毒署的主要角色就变成了保证毒品交易收益率了。试想假如美国禁毒署停止执法，每个人都可以销售可卡因，那情况又会如何呢？
循环的时机很重要，但也是不可预测的，除非你找到线索。在起起落落的房地产循环中，要想知道邻居居住于何处，你就该去亲自走访一下。头脑灵活的房地产投资者经常这样做，用他们的洞察力来购买房产并作为长期投资。在这种循环中，个人的唯一武器就是要去关注；他们独自决策，不受任何人的控制。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循环经常会出现误导，当事情显得很容易时，常常就到了危险的边缘，反之亦然。结果，循环的情节经常带来稀缺的效果，因此也是一种“赢家和输家”情节。
无限可能：每个10年的末尾，《经济学家》都会出一期特刊来展望下一个10年。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的腔调是谨慎、保守的，并有一点点震颤的感觉：“我们希望世界不再像过去的10年那样。”《经济学家》杂志期待着一个不是为了富足或增长，而仅仅是一个和平的、过得去的世界。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它认为，富裕而不平衡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发展的速度有多快，期望能达到怎样的水平。《经济学家》已经进入“无限可能”情节了。
“无限可能”始于公众的感觉，他们认为世界会无限地扩大与发展，这是一种诱人的感知，受其影响，其他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也发生了。货币涌入到研究领域，人们尽情消费而不是为将来储蓄(如同他们面临挑战与反应一样)，形成了各种形式的过度繁荣。在约翰逊时代，“无限可能”产生了向贫穷的宣战。里根时代，产生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丑闻。汤姆·沃尔夫在《虚荣的篝火》(TheBonfreoftheVani—ties)一书中击破了“无限可能”的感觉，书中的英雄——债券经纪人谢尔曼·莫考——就想象自己是潜在的“世界主宰”，这并非偶然。
“无限可能”也许是一个诱人的故事，但并不总是伴随着坏结局。1975年，计算机行业由于这种“无限可能”而快速发展。很多人和公司一起繁荣和发达，但最终，很多人失败了，从总体而言，个人电脑却毫无疑问地造就了经济的繁荣。施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他们的管理者是这样说的，“我们不认为这里有很多的可能，没有人会在办公
桌上放一台电脑”。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遵循了演化的情节，即把个人电脑看成了大型机的自然延展。
“无限可能”的力量是强大的。在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美国人都不敢想象这样一种情节，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们生活在拥有两辆汽车、三个车库的家庭里，甚至每人还拥有一套门前有草坪环绕的小型房产。对“无限可能”的追求使那种变化成为了可能。
孤独的突击员：1982年，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着手处理英国的经济不景气时，在她的内心深处，有着一个围绕“个人对一个系统”创建的情景。她看到自己是在与处于优势地位的自私自利的劳工以及战后过度的“是的，大臣”风格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斗争着(《是的，大臣》一书是一部著名的英国政治讽刺小说，叙述了行政事务部的新任大臣吉姆·哈特的政治生涯，此书针砭时弊地讽刺了英国的官僚体制。社会福利国家模式指的是一国政府以国家的力量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准，如教育、医疗等的国家治理模式——译者注)。撒切尔夫人的战略动摇了当时的系统，提供了正确的激励，让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得到发扬，她的这种“孤独的突击员”情节被证明大部分是正确的。
“孤独的突击员”情节主要是一种社会逻辑，被以一种不连续出现的大众化元素所驱动。这种情节认为，政策、贸易及技术的定序原则不能触及到个人心灵的基本个性。圣经中，牧羊人大卫面对着腓力斯的巨人戈利亚，他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孤独的突击员”。在影片《无因的背叛》
中，迪安·吉姆也是一个英雄，如同“孤独的突击员”一样，面对腐败的社会，想通过彼此的爱来反叛家庭和社会并获得胜利。面临着客户对IBM的无限忠诚，苹果公司就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孤独的突击员”。
尽管怀着对“孤独的突击员”英雄主义的浪漫想象，但是这种态度的后果则是经常招惹麻烦。当两个或更多的“孤独的突击员”碰到一起，就形成了“赢家和输家”的恶性冲突。双方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英雄，各方都深信自己的优势，都坚信自己一定会胜利。
“我的一代”1963年，情景规划家兼未来学家唐·迈克尔在仔细研究了60年代早期的人口数据后，预测出世界将永远不会相同。迈克尔的研究专著名叫《下一代：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年轻人的前途》。他认为，战后的年轻一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与以往任何一代都不同的社会阅历，即富裕、和平与自由。当对生存、安全、工作及伙伴关系的需要都得到满足时，他们开始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地位以及生命的意义。看到这点，迈克尔能够预料出年轻人的叛逆和广泛的社会实验，紧接着就会进入这样的情景。
他同时也认为，妇女将像年轻人一样拥有足够的自由和日益增加的财富，而这已足以让他们去质疑自身的传统角色。
情景规划应当总要包括文化对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数量庞大的一代人的文化。在美国，过去常有以下四种生存状态，即贫困阶层、工人阶层、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但是现在，通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实践，婴儿潮一代的普遍经历
已经形成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史蒂夫·巴尼特在国际商业网络公司的会议上描述说，人们是“白天的银行家，晚上的摇滚乐迷”，在不连续的生活方式问舒适地转换。广告商和雇主们将再也不能把他们的市场和劳动力视作是简单和始终如一的。
当然，我们的全球青少年情景(如第7章所述)则是另外一种“我这一代”的工作场景。因为这一情景的影响力，全球青少年依靠其人口统计因素，将足以使一代人感觉到他们的文化将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