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求人口和文化的经济影响时,我们能够发现某些较长期的驱动力。当美国婴儿出生高峰期到来时,也成就了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或更长的时间里,全球青少年将会成就世界经济。虽然全球20亿青少年的存
在是先定的,但他们的特点却是不确定的。我们不清楚他们有多么富裕或贫困,但确实存在一种诱惑,即在那些工业公司中,去设想最糟糕的情形出现。毫无疑问,许多人从保罗·霍肯那里将会发现这种类似的情绪:
我所看到的被称作第三世界国家的青年人,使我想起当年主宰世界的饥饿和贪婪猛然间成了世界极大的不确定因素。他们对确定性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能以十分具有破坏性的方式满足它,这种破坏性既是针对他们自己的文化的——他们内在的文化——同时又是针对环境的。
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十年后,保罗的担心成为了现实。全球青少年要么失学、失业、营养不良并最终绝望或者街头犯罪——像巴西英雄青少年赫克特·
巴本科的电影彼克斯托》里的情节一样,要么对贫困的恐惧令他们燃起了雄心壮志,促使其产生其他的想法。作为一个情景规划者,这种悲观的设想总是鼓舞着我提出疑问,要使这种情景不发生,那什么必将发生呢?加大教育的力度并且发展新技术将被证明是问题的答案。
当上述假设发生时,世界上将出现三种驱动力量,而这i种力量合在一起则足以促进教育的发展,但三种力量中没有一个会与正式的教育设施有任何关系。首先是抱负,即在前文中已提到的,在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把事情做得更好的雄心。其次是廉价的通讯联络方式的出现,即便是玩简单的电脑游戏,也要先熟悉编程的习惯和心智模式,并且对编程教育来说(其他教育主题也一样),假定下一个15年后的青少年们想掌握它,则存在多种原因使该种教育的传播要通过交互式通信来进行。第三个因素是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因素直接源自人口这一驱动力量。世界各国将如何处理因移民而导致的压倒一切的压力呢?
例如,墨西哥有一半的人口正处在20岁以下。在下一个20年,墨西哥的人口将比现在翻一番,从7000万上升到14个亿,十几二十几岁年龄段的青少年将占总人口的更大比例,这些年轻人多数将在墨西哥找不到工作。但与此同时,边境那边的美国却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特别是一些初级岗位,欧洲东西部的每个国家几乎也是如此。当威尔·贝克询问青少年们:“从现在起的十年你愿意干什么?”他几乎总是得到相同的回答:去美国旅行。“这不是少数人,”他写道,“可以预见,从美国回到其母国的青少年人数将下降。”在过去的移民浪潮中,从发展中国家来美国的非技术劳动力受到了欢迎。然而现在,工业化国家的新职位则需要经过培训并具有沟通技巧的劳动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移民除非已经自学成才,否则他们将是不合格的。移民将会增加学习压力,当然也为部分人提供了机会。第三世界的年轻人将终止在瑞典汽车工厂的劳作,然后返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创业。印度年轻的软件设计人员开始按合同为位于芝加哥的美国银行二[作,并在公司总部发放的工资单中结束工作。
先前供职于沃尔沃公司,现在是SIFO研究咨询公司(瑞典一家大型的研究和咨询公司)领袖的波·埃克曼说:“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种人才流动的新时期,欧洲如何能够阻止来自北非、土尔其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移民压力?
这些地区60%的人口的年龄低于20岁,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受过教育,我们只有为这些年轻人大声叹息。形势极为严峻,因为欧洲反对移民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在每个欧洲国家,几乎都有一些关注种族主义的新政党。”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和大多数企业集团)还没有学会应对文化的多样化。全球青少年人口的压力表明这些国家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难题。许多雇主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仍然是白人男性,但超过85%的劳动力将来自那些年轻的、具有文化多样化的非白种人。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管理者来说,管理跨文化的公司或许将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数字是先定的,而管理者和雇员的反应却具有关键的不确定性。
看清这些驱动力将有望帮助管理者意识到,他们的劳动力配置中的变化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事实上,在观念中它可能是一个永久的变化,青少年认为国界的划分对其志向抱负来说是毫不相关的,移民将不再意味着受压迫。在全球青少年的情景中,移民的青少年的数量可能要超过那些待在国内的青少年的数量。
当然,全球青少年依赖的所有经济机会源于健康的世界经济。而现在,最重大的不确定性也许正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问题。第9章将会展示,对于当今的全球经济来说,至少有
三个可能的情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将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对下一个全球青少年浪潮,如果有且仅有一个情景,那将意味着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