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特的手机仍然是语音留言，于是我再次给海恩打电话。电话里，我大声地批驳露西·奥多内尔所说的一切。值得称赞的是，海恩一直没有指出她曾经阻止我不去见露西的事实。
打完电话后，我感到极度的疲惫和受伤。还不到正午，但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坐在电脑面前。我需要整理一份这周的课程计划，还要查看邮件，希望这些能够让我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
有一些来自艺术与传媒学院的邮件，都是些行政事务。有一封是我的代理发来的，邀请我参加五月份的一个酒会。读信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太舒服——信看起来是友好和闲聊式的，但最后一句“希望很快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的话语含有几分讥讽，当然她指的是我的作品，贝丝死的时候我正打算写第四本书，但自那以后我只字未动。我查看了合同，里面并没有明确规定我要在某个日期前提交自己的新想法。但是八年以来什么事儿也没做，也没有任何作品诞生，我在想她是不是最终会觉得厌烦，把我抛弃在她发现我的废稿堆上。
最后一封邮件是阿尔特的姐姐——摩根写来的。我把这封信留到最后看，是因为每次跟摩根的接触都会让我觉得非常不自信。其实并不都是她的错——她只是过于精致，过于有条理。她和阿尔特在童年阶段相互并不太了解，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摩根出身于显赫的特权家庭，在爱丁堡长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阿尔特是摩根父亲与一位漂亮的伦敦服务员的私生子，在阿契威一个贫困的单亲家庭长大。
我强迫自己读完摩根的邮件。可以肯定的是，她问及阿尔特四十岁生日会筹备的事情。在此之前海恩也提醒过我是这个周五。我深吸了口气，这个并不是问题。我已经通知了我们的朋友，并且计划某个时间到玛莎百货去采购生日会所需的食物。我们的iPod上有许多音乐，也有足够的酒——阿尔特为了生意经常会买大量的红酒和啤酒，而我们的餐厅基本上就是一个巨大的酒柜。
但显然我的这些安排无法使摩根满意。带着愧疚甚至是愤懑的心情，我读完了她的邮件。
嘿，简！最近如何？我打算周五午饭的时候来见你（参加完纽约的会议之后，我将乘坐红眼航班飞回伦敦）。这个安排还合适吗？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带到阿尔特的生日会呢？我急切地想知道生日会的安排——你什么时候发出的邀请？我猜给我的邀请信应该已经在家中等着我了吧——或者说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开玩笑啦。谁是宴会的负责人？你准备了什么样的音乐？你是打算设计新的装饰方案呢，还是沿用以前的传统设计？你订的是哪种蛋糕？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保密的惊喜？
等等，等等。我开始回复邮件，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根本无法在邮件里跟摩根解释清楚，因为她对于宴会的安排与我们低调的想法相去甚远。
在恼怒之余，我只是简单地回复她两天后见。接下来，我蜷缩在沙发上，决定花十分钟的时间在脑子里面列出购物清单。鹰嘴豆泥、橄榄、皮塔饼……也许可以安排某种类似于露营的活动，七十年代的主题，配以鲜虾鸡尾酒或奶酪菠萝……但是我的脑子里还在想着露西·奥多内尔跟我讲的话。
她的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贝丝还活着。你的丈夫知道这件事。
屋外晴朗而明亮，洋溢着我喜欢的初春的气息。但今天这些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今天，我无法正确地思考。或者说，我根本无法思考。那个女人在说谎……那是个骗局……这是唯一的解释。阿尔特不会，永远也不可能跟他们串通撒谎的。
但是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些疑虑。奥多内尔说的会不会也有一部分是真的呢？
电话铃响了。虽然我一直都在等电话，但电话铃声还是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伸手去取沙发旁的电话。
“简？你还好吗？”阿尔特的声音里充满了关爱。
“哦，阿尔特。”一听到他的声音，我的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海恩刚才给我打电话了，”阿尔特说，“她告诉我关于那个女人的事情……”他狠狠地说，“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有一些吃惊。当然，海恩非常了解阿尔特，但我还是更希望他能亲自从我这里听到这么私密的消息，而不是从其他人那里。
“告诉我那个女人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他问道。
我回述了整件事情。但是在提到奥多内尔关于阿尔特也卷入此事的论断时，我迟疑了一下，但随后还是脱口而出。阿尔特发出的声音近乎咆哮。
“我不敢相信他们会这样做。”他说。
“谁？”我在沙发上坐直了起来。“阿尔特，你知道谁……那个女人是谁吗？”
他叹了口气。“不是很确定，但我猜应该是联合软件公司的约翰·维泽派她来的。上周我们将他们完全击败。”
我感到一阵晕眩。“为什么你生意上的对手要假装成……”
“维泽曾威胁我说如果我还想在界内混下去，就不要跟他们抢生意。”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我问。
“我想这只不过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威胁罢了，但……”阿尔特的呼吸声很浅，“我从没想过他会做这么残酷的事情……或者说……或者把你作为攻击的目标。”
我仔细想了想。这十四年来，我听阿尔特讲过太多关于生意场上的事情，以至于我都失去了想象力；貌似平静的投资公司总是会采用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毁灭性的甚至是阴险的手段。“但是……但是他怎么会认识医院手术室护士的妹妹呢？这太让人费解了。”
“这是个骗局，简。”阿尔特痛苦地说，“你都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护士的妹妹。你自己也说了你甚至都不能确定照片里的女人是不是医院的护士。”
这是真的。在奥多内尔给我带来恐惧的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可以应对这件事了。她说的这一切都是设计好了要伤害我，确切地说是通过我来伤害阿尔特。
“不管怎么样，不管她是什么人，你都没有敌人。你甚至连一份正经工作都没有。”阿尔特继续道。
在我对阿尔特的话做出回应之前，有片刻的寂静。当然，他说得没错——我每周仅在大学工作八小时——但是这样太直接了，即便是从阿尔特这样从来不甜言蜜语的人嘴里说出来。显然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声音变得柔和。
“关键是，每个人都很爱你。这只不过是生意上的事情罢了。”
我在电话的另一边点着头，近乎绝望地想要相信他。但是露西·奥多内尔焦虑的脸仍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不过……她看上去非常的真诚，就像……即便整件事情都是编造的，她看上去是认真的。”
“太愚蠢了。”阿尔特的声音相当的严厉，“不要再有任何的幻想了。记得吗？我当时也在现场。贝丝在你腹内就已经死了。”
我退缩了。
“怎么会有人认为她还活着？”阿尔特坚持说。“手术室里有整整一个团队的人都说她已经死了。”
“露西·奥多内尔说罗德里格斯医生在孩子出生之前把大多数人都弄出了房间；他让他们食物中毒或什么的，因此他们当时都没有在手术室里——”
“你不觉得这个听起来非常的牵强附会吗？”阿尔特问道，“那扫描检查又该作何解释？没有运动，没有心跳。他们后来对贝丝做的检查又说明了什么？”
“他们可以篡改影像，关闭声音，替换尸体。”我固执地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阿尔特说，“医生从你身体内将她取出。他看到了她。”
“我没有看见她。”我说。记得当我从麻醉中醒过来的时候，医生建议不要让我看尸体，因为贝丝变形得太厉害了。耳边的电话都开始发烫了。
“不对，”阿尔特犹豫了，“但是我亲眼看见了。”
有女人的声音隐约从电话里传来，带着轻微的法国口音。她要阿尔特跟她走。阿尔特用手捂住话筒。
“好的，桑德琳。”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自然。这不太像他。接着他又对我说，“抱歉，简，我得走了。十分钟前我就该去开会了。”
“没关系的。”我说。
“你确定你没事吗？为什么不让海恩或者是苏，或别人过来？”
“我很好，真的，阿尔特。”
挂断电话后，我蜷缩在沙发里。一直封存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停药几个月后我们就轻易地怀上了贝丝。我告诉阿尔特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是那么高兴：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如孩子般地咧嘴而笑。我当时感觉那么的疲倦，但当我看到B超扫描仪上贝丝吮吸大拇指的情景时，又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当时我不知道她是个女孩；我问过，但是他们说她当时的姿势很难判断性别。我给她唱儿时父亲曾给我唱的歌曲。我还记得我洗澡的时候，贝丝踢我的情形，以及我和阿尔特看到当时肚皮变化时的狂喜——我们笑着彼此确认——我们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
最后一个月，我们搬至牛津出租房的那一天，我的荷尔蒙分泌完全发生变化，我会由于环境的变化而大声尖叫，担心自己不能适应，甚至认为我们不应该离开伦敦和当地的医院。但是房间非常可爱，而且罗德里格斯医生让人完全放心，所以到达后几小时我就感到非常自在了。
我的记忆跳到了六月十一日当天。那一整天我都感觉头晕晕的，浑身无力，而且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感觉到宝宝的活动。起初，我并没有为此特别地担忧——到三十七周的时候，她的活动明显减少很多。当时阿尔特非常担心，甚至有些紧张不安。他努力表现得不是那么的担忧，只是不停地建议我到医院进行例行检查。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做B超扫描了，而罗德里格斯医生也说那天下午稍晚一点他们可以安排。我们很早就到了医院，在顺产病房旁溜达，那天并没有人使用病房。那间病房的设计非常有创意。整个房间就是模拟子宫的形状——你可以复制自己希望选择的自然场景：只要轻按一下按钮，墙壁上就会出现海洋、树林或者开阔的田野——或者如果你愿意花更多钱的话，也可以是自己想要的画面——并配以相应的声音与气味。房间里的分娩池是柔软而厚实的地面，可以根据不同的坡度倾斜，有各种尺寸和质地的枕头和垫子。在那个时候，我还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在那里生产。我记得我和阿尔特决定把周边是海洋、上方是星空的分娩池作为我们的首选——因为我们都喜欢波浪的翻腾声和温暖空气中咸咸的味道。
因为一直都觉得头晕，而且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感觉到宝宝的运动，我变得越来越急躁。我和阿尔特走到主楼去做检查。罗德里格斯医生让我等等，因为他房间里的超声扫描仪出现故障。我们等了近两个小时才有其他机器空出来。外面天空渐渐暗了下来。阿尔特变得焦虑、烦躁不安。罗德里格斯医生终于来了。但B超医生已经下班，于是他亲自做检查。我记得他看着屏幕，脸上挂着担心的表情。接下来，他转向我们，说他感到非常抱歉。他说了三遍我才听清楚：我们的孩子已经胎死腹中。
我和阿尔特都悲痛欲绝。接下来，阿尔特坚持让医院做剖腹产，尽快将贝丝取出。他争辩说，我已经好多个小时没有进食，因此没有理由不赶紧进行手术。医生坚持说我应当有几个小时——也许几天的时间才能从这个噩耗中恢复过来。阿尔特听不进任何建议。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有任何意见。我已经完全麻木，一切都由阿尔特的愤怒和决定所控制。
医生建议我自然生产，但阿尔特和我坚持剖腹产。阿尔特对此的决定非常果断。那时有人为我而战，我觉得非常感激。
而现在，我在想他为什么会如此的坚决呢？
我们离开了四周都很柔和的洽谈室，进入充斥着钢铁和防腐剂味道的手术室。进行全身麻醉前，我害怕极了，双手都在发抖。我记得阿尔特温暖的手握着我的手，眼睛湿润了。
“我在这儿，简，一切都会好的。”他说。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康复室里一片寂静。我的眼皮那么重，感觉都无法睁开。我试图看清楚墙上的钟表，想知道顷刻之间我到了哪里。我瞥到护士疾步朝外走去，她的脸朝向一边。我把头转向另外一边，看见阿尔特坐在我旁边，身体稍向前倾，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孩子没了，孩子没了。罗德里格斯医生走了过来……在阿尔特身后……非常模糊的身影。
“我很遗憾我们失去了她。”阿尔特说。他的话使我一阵天旋地转，陷入黑暗的深渊。
在那之后又是一片模糊：我记得窗外的景象——柳枝拂过草地，远处产房弯曲的玻璃屋顶让我痛苦地想起我一直期盼的生产。我一直盯着柳树、草地和玻璃屋顶，想要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罗德里格斯医生解释了他的怀疑——后来通过贝丝的DNA检验也得到证实——染色体异常。数周之后我们才知道详情。18三体综合征，非遗传性的基因异常，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后果。它使得贝丝没有存活下来的机会。
很多天我一直都处于麻木状态，就这样贝丝的葬礼过去了，检查的结果也过去了。接着，悲痛慢慢地向我袭来。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妖魔在与我抗争，即便是阿尔特、海恩或者妈妈都无法靠近。悲痛，愤怒。当那些带着孩子的人和善意的女人想通过自己流产的经历表达对我的同情时，我甚至会无缘无故地对他们大发脾气。
那种疼痛无法想象、不可控制地向我渗透，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现实。我想前行，但是又不愿意将贝丝忘却。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写作。如同行尸走肉。过去八年一直如此。
我从沙发上坐起来。现在才刚到下午。阿尔特要晚上才能回来。我无精打采地走进厨房，却没有一点胃口，于是又从厨房走了出来。随着时间慢慢的消逝，我心中的疑虑再一次席卷而来。
我在房里踱来踱去，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后来我发现自己再次走到了房子的顶楼——阿尔特的办公室。我不想看什么但是我必须要看点什么。如果我们现在还保留有任何我在“美丽天使”的资料的话，那肯定就在这间房间无疑。
我站在门口，环顾着大大的办公桌和一排排的书架和文件柜。阳光在木地板上形成道道条纹。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在死产后不久，阿尔特就负责了所有的一切，安排所有的事务，签署文件。那时候我还很高兴，但回过头来看，那似乎就确定了之后这些年的基调，阿尔特逐渐掌控了自己，而我却日益低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俩的差异将我们吸引到一起——我被阿尔特旺盛的精力和明确的目的所吸引，阿尔特为我的创造力所折服，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失去贝丝之后，正是这些使我们走在了两条平行线上。
走过办公室的时候，地板发出吱吱的声音。刚搬进来的时候我们重铺了地板，看来又需要重新铺设地板了。今年我承诺要抽出时间来进行整理的，但至今还没有动手。感谢阿尔特，他从来没有对此或者我的其他过错抱怨过。
我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于是我随意地打开了抽屉。阿尔特的文件管理得井井有条，但是没有标签。他的记忆力非凡，总是知道——或者自称知道——东西的确切位置。除了墙角壁柜上了锁之外，其他的东西都可以随意翻看，因此有许多东西要看。当然，我可以再打电话给他，询问“美丽天使”的资料放在什么地方，但是他不会理解我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不管怎么样，他现在还在开会，更可况是在异国。
一会儿，我就弄清楚了东西放置的规律。所有与他个人税收相关的资料放在一个壁柜里，个人投资的资料在另一个壁柜里，还有家庭物件、合同……我在壁柜的一个区间停留了下来，这一部分看上去比其他地方都要随意。我抽出一些文件，都是证书、执照、文凭之类。
半小时之后，我把阿尔特存放的每个官方文件都检查了一遍，从他童年时的50米游泳证书（“你已达到可以使用脚蹼的水平”）、在伦敦上学时的各种学校报告单——到他赢得的奖学金——到他的经济学学位证书，但是没有任何与贝丝相关的东西。
我重新开始查看，系统地检查四个壁柜里每一个单独的文件。里面有多年前的生意记录和多名财务顾问的信件。我解开一捆以前会计师的文件——商业贷款、透支款、增值税票……数量如此之多，而且大部分都看不太懂。
我打开一个上面标记着“私人”的文件夹。里面是一小沓阿尔特的银行对账单，账户是我不曾知道的。这个账户的年份是在贝丝死后，名字是“L.B.Plus”。据我所知，这不是洛克斯利·本森的交易姓名，尽管财务经理丹给公司开设过许多商业账户。但是文件夹写的是“私人”。我忍不住往下看了看交易记录，胃里有轻微的恶心感。我知道阿尔特是爱我的。我知道他是忠诚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是不是从这儿能发现些什么。种种想法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也许是在一家浪漫餐厅用餐的证据？或者是招妓的付款凭证？我告诫自己不要如此愚蠢。
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东西。这个账户上的收支金额比较大——似乎没有低于过10000英镑——许多开支都以万计数：有些是阿尔特在线支付给酒庄的，有些是阿尔特经常出差的旅行开支……
突然，我看到了一张总计50000英镑的票据，在八年前的六月十六日支付，也就是在贝丝死后，而且几天之后又有一次支付。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收款人的姓名是“MDO”。我不认识这个姓名的首字母。我努力地回忆。八年前，洛克斯利·本森已经确立了一定的地位，并且有了体面的收入，每月都有数十万英镑的业务往来。我和阿尔特打算在贝丝出生后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这个计划最终被搁置了两年。阿尔特在生意上花了五万英镑我不知道是极有可能的，但我认为如果是私用的话，阿尔特不应该不告诉我这笔钱用在什么地方。
我翻看了更多的银行对账单，想找到更多给MDO的付款。但是再也没有发现。
我往后坐到自己的后脚跟上，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住手吧，简，你太笨、太多疑、太疯狂了。这笔钱可能用于任何用途。这肯定不够付给医生伪造孩子死亡的事实。
几个小时又过去了，我变得疲惫不堪。里面有我们度假和商务旅行的证明，甚至有我和阿尔特出生证明的复印件。但是没有任何与贝丝相关的物件和我在“美丽天使”医院的东西。
我揉了揉眼睛。由于长时间地盯着印刷品，我的眼睛和头都很痛。我把所有的文件都放回原处，迅速地查看东西是否都已放回原位，并且确认没有留下明显翻看的痕迹。然后我下楼，开车前往玛莎百货。我在恍惚中花了一个小时采购，置办生日会要用的食物和饮料。我心事重重，以至于差点快走出商店门口了还没有付账。
开车回家后，我吃了几根小香肠和一些生菜沙拉，就关掉手机上床睡觉了。白天我一般不会小睡，但今天我实在是太累了。卧室是我俩品味的综合——简单、整洁而朴实是我的风格，而阿尔特喜欢浓重而大胆的色彩。
我躺在被子下，却毫无睡意。相反，记忆如同潮水般向我涌来——根本无法停止。
我的父亲在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去世了。由于时间的流逝，我对他的记忆并不深刻——但是从别人那里得知，他和阿尔特有许多共同点。和阿尔特一样，我的父亲很有魅力、激情四射、非常有天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成功的。
但是阿尔特可以说走到了人生的最高点，而我父亲从来没有过。
我的父亲是一位音乐家——一位出色的吉他手，曾经与七十年代主要的乐团包括品克·弗洛伊德和滚石乐队合作过。他经常不在家，但是在家的时候，他使一切都变得那么欢快。他总是带给我新奇的礼物，用大大的微笑迎接我，为我创作傻傻的歌谣。他总是称呼我为“我的女王”，一切都那么像模像样。他的头发又黑又长，弹吉他的时候总是会遮住脸，他的手总是会在早上发抖。
我伸出自己的双手。妈妈说我的手很像父亲的——修长、呈锥形的手指。我的嘴也很像父亲。下嘴唇薄，上嘴唇圆润。我想贝丝应该有我们这样的嘴。我在想父亲做祖父会是什么样呢。
我闭上眼睛，回忆着每晚他跟我道晚安吻时那甜美的呼吸。等我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伏特加的甜味。他在家里到处都藏有酒瓶。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尝过一次——在浴室壁橱里的毛巾下，我找到了一瓶。只是小小地啜了一口。那种味道让我很恶心，就像母亲用的发胶所散发出的那种味道。
他们给我起名杰妮芙，那是我出生前他们去印度旅行时看的一场电影里主人公的名字。我无法想象我的母亲——从照片里看到的年轻的嬉皮士——会喜欢印度式艰苦的自由，但是我非常喜欢父亲给我讲述他们的经历——在飘荡着豆蔻和茴香的湿润空气中，他们漫步在村落的庆典和市场中。
在我九岁生日前，父亲醉酒而死。他在途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返回印度的途中——跟一个早已被人忘却的星火乐队一起。你可以听到父亲在他们唯一的单曲“洞穴中的火光”中的吉他独奏。显然，死的那天，他录制了这首歌曲，然后与乐队经理发生争吵。这是他长达十小时饮酒的开始，而最终在一家夜总会外的小巷子里，由于自己的呕吐物窒息而死。
他们在他宾馆的房间里找到了他带给我的一小块纱丽。至今我还保存着。
冲动之下，我起床走向卧室的步入式衣柜。阿尔特的东西占据三分之一不到的空间。其余的地方都堆满了我的衣服，大部分都是我不再穿的——或者是不再适合穿的。
我在柜子的最底层翻寻，找寻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从妈妈的房子里带来的一堆旧衣服。我找到了我的童子军制服，上面还有徽章，然后是上学时蓝色和栗色条纹相间的领带。下面就是父亲给我的纱丽。那是一块红色的丝绸。我从未戴过。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之内，它还是合适我戴的，但是戴上它带给我太多的痛苦。如果我弄破了呢？或者弄了什么脏东西在上面？我把它当作一份原始的、珍贵的记忆。有一天我在镜子前想戴上它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长大了，再也戴不了了。那时我哭了，想到了孤独地客死异国他乡的父亲，非常地想念他。
有趣的是，我从来没有他喝醉的记忆。有时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母亲说的那么糟糕。毕竟，音乐家是可以允许有一些特权的。毕竟，要融入某一团体就得努力去适应。
阿尔特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在他的童年，父亲也很少陪伴他左右。他能理解你年幼时没有父亲的感受，以及你对父母的盲目崇拜，以及偶尔因他们的缺席而受到责备的那种感受。
从纱丽下面，我取出了另一件东西：一块小小的、白色的婴儿包裹布。这是我保存的唯一一件贝丝的婴儿衣物。我把其他的东西都给了海恩——因为那时候她没有什么钱给南森买东西。
我拿起这块婴儿包裹布，轻轻地贴放在脸上。在失去贝丝之后，我有一年的时间都随身带着它，即便是睡觉的时候。抛撒完贝丝的骨灰那天起，我就把它收藏了起来。已经有好多年我都没有再看过它。当我的脸颊感触到它的柔软的时候，我意识到它对我再也没有任何的力量。这只不过是一块布而已。从来没有穿过，从来没有使用过。而我曾经对它投入了那么多情感，现在想来确实有些令人费解。
关于贝丝的事情，阿尔特有没有可能对我撒谎呢？
这个问题不停地出现在我的脑海。
太荒谬了。不可能。即便他不诚实，他也没有理由设计这样的阴谋把我们急切盼望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夺走。
我把婴儿包裹布和纱丽收起来，然后泡到了浴缸里。
我拼命地回忆，想要记起阿尔特告诉我贝丝死讯的那一刻。我们失去了她。这句话突然变得有歧义了。失去了她，到谁那里去了呢？
我闭上眼睛，想起阿尔特和我两人抱头痛哭的情景。我们没有了宝宝，但每天都会有事情让我们想起她——我的肚子瘪了下来，刚做过剖腹产的长长的粉色伤疤处隐隐作痛，同时还有不必要的乳汁从乳头沁出。每天上午，阿尔特都会沿河行走，双手揣兜，弯腰驼背。我透过窗户能看见他，他身体的每一部分无不在诉说着他的绝望。在葬礼上他也悲痛欲绝。在悲痛之余，我看到他的双腿都几乎支撑不住，是摩根搀扶着他两眼通红、步履蹒跚地走出火葬场。
我不可能相信露西·奥多内尔说的每一句话。但是直觉告诉我她不是在撒谎。我把自己沉得更低，任凭水轻轻地拍打我的肚子，那里是贝丝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最后我在温暖的浴缸里睡着了。在梦中，我又回到了我长大的屋子。我躲在床底下，像孩子拽安全带一般地抱着父亲的吉他，这时有个声音在叫我出来。那是贝丝去世九个月后，我和阿尔特试图再次怀孕时去的第一家诊所的医生的声音。说真的，我一点也不着急。毕竟，我第一次就轻易地怀孕了。医生转向我，笑着说，“一切都很正常。你们都还年轻，再次怀孕只是需要些时间罢了。”她摇摇我的胳膊，说，“相信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孩子会有的，只是需要些时间罢了。”她摇着我的胳膊。“杰妮芙。需要点时间。时间。简……”
“简。”
我醒过来，迷迷糊糊的。阿尔特正轻轻地摇着我的胳膊。外面已经天黑了，我躺在床上，只盖了一条毛巾……好冷。
“你还好吗？”阿尔特坐在床边。黑暗之中，他的眼睛显得非常温柔。
我拽了拽毛巾，想把肩膀包裹住。我甚至都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从浴缸里出来，躺到了床上。看着阿尔特的脸，我才意识到自己任凭一个陌生人就怀疑自己的丈夫是一件多么疯狂的事情。
“你肯定累了吧，”我含糊地说，“现在什么时候了？”
“快七点了。”他做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我整天都没有一分钟的空闲，而且回来的航班也是早就定好了的。”他停了下来，俯身亲了亲我的前额。“但是我一直都在担心你。你怎么样了？”他细声说道。
我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手指滑过眼角的皱纹。一年前这里还没有皱纹。阿尔特老了。我也老了。没有什么比时间和苦难铸就的纽带更为强大。
“今天上午的事情，我很抱歉，阿尔特，那个女人欺骗了我。”
“我明白。”我哆嗦了一下，阿尔特用毛巾将我裹紧。“我打电话给维泽了。他没有接我电话，但是我给他留言了。”他停了一下，说，“畜生。”
我抬起眉毛。
“别担心。我不会真的威胁他，只是让他知道，如果他想在我们之间挑起是非的话，他最好趁早收手。在我们这儿这些起不到任何作用。”
“是的。”我握紧他的手，“你今天的会谈怎么样？”
“很好。”阿尔特笑了，“你想听听好消息吗？”
我坐了起来，“是什么？”
“事实上有两件事情。”他笑着说，“听着。第一，今天的项目进展得不错，应该说是非常顺利。客户基本上已经确定我们为合作伙伴。”
“太棒了。”我微笑着，看起来好像我知道他指的是哪一个客户。事实上我早已忘记，只记得这家公司是在布鲁塞尔。说老实话，自从阿尔特出现在《审讯》栏目之后，就有很多项目接踵而至。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今天与我合作的桑德琳——是唐宁街10号的政策委员会成员。”阿尔特停下来吸了口气，“简，‘唐宁街10号’。她说过她想跟我谈一项首创性的项目，记得吗？很显然，首相在《审讯》节目上看到了我，他希望我也能加入那个政策委员会。我与桑德琳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首相对我印象很深，希望我能进入这个‘团队’，这是一个高级别的、做大事业的队伍，首相基本上每周都会出席他们的会议。我，首相，桑德琳和另外三个人。想想看，简，我和首相在一起开会。从明天就开始。”他兴奋地脱掉夹克。
“太棒了。”我说。
“超级棒。”阿尔特笑了。他坐下来，松了松领带。“最棒的就是我将对政策起到影响力。你明白吗，简？他们会听取我的建议，因为我的公司经营得非常好——跟我的对手相比——我在这个行业一往无前。所有的一切都是符合道德规范的，是可持续的……他们知道我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他们想有所发展，希望把我吸纳进去。”他满脸笑容地看着我，“这个比洛克斯利·本森公司要重要得多；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我要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了，而你也要努力再次怀孕……对了，我们要庆祝一下，把你喜欢的那尊可回收的舞蹈雕塑买回来，怎么样？”
我看着他：“那个可得要近五万英镑呢。”
那张支付给MDO五万英镑的银行对账单闪现在我的脑海。我的脉搏跳动加速，脑子突然警觉起来，以飞快的速度运转着。我必须要向阿尔特问清楚，不然我会被逼疯的。
阿尔特笑着说：“那么好吧，来一次环保的烧烤宴会如何？”
“事实上……”我尽量让自己听上去自然一点，“今天我在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张奇怪的对账单。那个文件夹标记的是‘私人物品’，但是账户却是支付给L.B.Plus的。”
阿尔特耸耸肩，说：“那有可能只是丹给洛克斯利·本森设立的交易名字吧。你知道他设立过许多的名字……支付的款项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但那是一笔五万英镑的开销。”我顿了顿，仔细地看着他的脸，“收款方的名字是MDO。”
“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阿尔特的表情有些冷淡。
“大概是八年前的事情。正好在……之后，你知道的……”
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阿尔特吸了一口气，“这个跟今天上午来的那个愚蠢的婊子有什么关联吗？”
“没有，当然没有。”我轻触他的胳膊，试图强调我没有任何的谴责之意。“老实说，阿尔特，它只是让我想起了那一刻。我不知道那时候的旧文件放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张奇怪的对账单……”我有些吞吞吐吐了，希望阿尔特没有将我看穿，没有看到怀疑之下我那颗不信任的心。
阿尔特从我身边走开。他的脸显得非常警觉，“我记不清这个是什么款项了。但也许是出于意外把它归档到私人文件夹里了。我会再查一查的。”
我们之间的这段距离让我的心又沉到了谷底。“对不起，阿尔特。那个女人真的让我心烦意乱。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正视着你，而且……这真的很难。”
“这使得你会出奇愤怒地指控自己的丈夫，难道你不能百分百地信任自己的丈夫吗？”阿尔特的声音很轻，但是我能听出其间的紧张。
“不，我知道那不是真的。只不过……”我的声音跟耳语一般。“只是……我们的孩子……我从没见过她，阿尔特。假如……”
他盯着我。“是的，但是上帝啊，简。”他的声音比之前更加温柔。他在我身边蹲下，握住我的手，说，“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看见。但是我真的看见了她。”
我看向另外一边。我没有看见贝丝是因为她变形得太厉害，所以罗德里格斯医生建议我不看。染色体异常，18三体综合征对她的心脏和肾脏造成极大的损害，导致头部严重变形。
阿尔特说他真希望自己没有看过她。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直到听取验尸报告结果时，我要求罗德里格斯医生给我们看看B超检查的照片。那些照片跟出生报告钉在一起。我希望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了。我全都看到了，扭曲变形的脸如融化的蜡烛一般。
我没有看见贝丝本人，但是我看到了她已死的证据。
而阿尔特，可怜的阿尔特，他看到了真实的贝丝。
“她长得什么样子，阿尔特？”我双眼凝视着阿尔特的脸。“我们的孩子……你见过她的……她长什么样？”
我屏住呼吸。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贝丝的长相。我知道，罗德里格斯医生告诉过我她的变形，之后我也看过她的照片。但是阿尔特总是拒绝告诉我我们的宝宝长什么样。我注意到他的脸变得僵硬。他还没有张口我就知道他没有要讨论这件事的意思。
“我们别谈这个，简。”阿尔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他的手紧紧地握着门把手。“也许你该给海恩打个电话。或者是苏。或者是你的妈妈。看看她们对这件事情怎么说。”
我摇摇头。我已经知道海恩的想法。海恩从不掩饰自己的情感。相反，我的朋友苏会安慰我，对我表示同情，然后会想方设法让我发笑。但是她也不会真正地明白我的感受。在我告诉她发生什么事情之前，妈妈就会立即驱散我的恐惧。她一直认为我继承了父亲的神经质和强迫症的特点，“至少你不必在瓶底找寻生活的答案。”更何况，她是非常欣赏阿尔特的。
这些都不重要。我知道像我这般去质疑过去是有些疯狂的。
“妈妈在澳大利亚。”我说话的时候声音断断续续。
“那又怎样？他们那儿有电话，不是吗？”阿尔特的语气突然之间变得非常严厉，呼吸也不太均匀。他大步走回床边，咬紧牙关，说道，“上帝啊，我希望约翰·维泽，或者是其他任何唆使那个女人来欺骗你的人，都要下地狱，因为他们给你这种虚无的希望。”他猛地一掌打在床上方的墙壁上。
我跳了起来，心都悬到了嗓子眼。阿尔特从来不会失控。他总是能完全控制住自己。我看着他，整个身体都僵硬了。我从未见他如此生气过。就在这时，当我看着他——一半害怕，一半惊愕——的时候，阿尔特跌倒到床上我的身旁。
“抱歉，简。”他把头埋在双手间，然后抬起头来，眼里含着泪水。“我很抱歉，但是你真的应该放开了，因为……因为……对我而言，最难的事情就是在宝宝死后我必须回到那间房间面对你。我不会——你听见我说话吗——那一刻已经毁了我们的过去，但我绝不会让它毁了我们的将来。”
他停了下来，但是胸口依然在起伏。那一刻我感到很愧疚。我应该记住，阿尔特也同样失去了贝丝。
“我明白，”我说，“要来杯茶吗？”
阿尔特点了点头，“不是茶，要香槟。”他坚持道。我能听出他是竭力想让自己听起来显得欢快一点，“我们有事情要庆祝，不是吗？”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香槟，但阿尔特又重新回到兴奋的状态之中，从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这时候最好不要拒绝。“好的，你去拿酒和杯子吧。”我微笑着回答，“我去穿衣服。”
阿尔特扬起眉毛，他的表情里闪现出对性的渴望。“不必了。”说话的时候，他的手指滑过我裸露的肩膀。
“以后吧……”我微笑着把他推开。“下楼吧。我马上下来。”
阿尔特离开了。我迅速地穿上牛仔裤和T恤衫，来到厨房。睡了整整一下午，我感觉有些昏昏沉沉的。阿尔特已经准备好了两只香槟杯。见我过来，阿尔特砰地打开酒瓶，把酒倒入两个玻璃杯中。他递给我一杯，然后举起自己的杯子。
“为将来干杯，”他说，“为了我们的将来。”
我又笑了，小啜了一口，坐了下来。阿尔特跟在后面，把酒杯放下，开始按摩我的肩膀。“听着，简。我知道这很难，但是你一定要把那个女人说的话忘得干干净净。我们把今天作为我们新的开始吧。”
厨房窗户透过来的昏暗的灯光正好投射在两个香槟杯的杯口处。
阿尔特又拿起杯子。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警察报警呢？”我问。
“以什么原因呢？”阿尔特弹了下响指，否决了我的建议。“没有证据。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或者她的住址。”
我想起了外套口袋里揉成一团的那张纸，上面写有露西的电话号码。“是啊。”我说。
阿尔特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发。“我想我们要做的就是忘记她的存在。我们继续做人工授精，你会怀孕的，我们也将会有自己的孩子。”他朝我举杯，咧嘴而笑。“让我们一起期盼。”
我犹豫着。我知道阿尔特是属于理性的类型，而我希望相信不可能的事情。我愿意相信贝丝还在什么地方，等着我去找到她。
“一起期盼吧。”我回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