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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城南的宣武门外，右安门附近，有一座著名的陶然亭。这里园亭清幽，林木葱茂。清朝时候，中、南、北海、天、地、日、月坛，景山和颐和园等风景胜地，都是皇家的御苑禁囿，一般臣民是无法进去的。因此，陶然亭这一片在京城内惟一可供士民游览的园林亭榭，就成了当时北京的文人名士们，经常集会唱游的所在。
这一天，陶然亭内又是衣冠济济，笑语声声。原来是强学会的会友们，正在这里集会唱和，为刚从南方来京的湖湘名士谭嗣同和张立人二人洗尘接风。
却说这谭嗣同，自从在岳州阻粜，回到长沙后，因痛感中日战争失利，国势危急，对李鸿章与日本签订的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万分愤慨；加上又听说康有为等一千多举子在北京公车上书，主张维新变法，使他心情十分振奋；所以他匆匆忙忙地把妻子李润娘送回长沙娘家后，就带了罗英，经过武汉、上海、天津等地，一路车船，赶到了北京。由于在武昌他父亲衙门内，被留下住了七八天，沿路又碰到一些亲友，挽留唱和，也耽误了一些时间，因此，等他到达北京时，已是一八九五年的秋天了。
他家在北京孏眠胡同原有一处宅院，那是他的生母徐夫人居住过的地方，也是他同两位兄长一起度过童年的地方。自从他母亲和两位哥哥相继去世之后，那宅院已是人去楼空，一片凄凉，交给家人去看守。他自己也因害怕触动内心的悲痛，许多年来，始终没有再到那儿去过。这一次，他也还是不忍到那里去住。好在，他的朋友张立人也一同来到了北京。张之洞自任总督以来，在京中新建的第宅园林十分宽敞。张立人又是一个最重朋友、最爱热闹的人，便再三挽留他到张府去同住。他也就满口答应，带着罗英住到张寓中去了。
谭嗣同这次进京，本来是想会一会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和他一同商讨救国之策的。谁知，待他到达北京时，那康有为却已经离京南下，到上海去了。自从《马关条约》用宝，割地赔款之后，日军已从辽东撤退，解除了关外的威胁，北京城内也再度恢复了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景象。这令他感到十分懊恼和烦闷。所以，当他接到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领衔发来的强学会的请帖时，他就决定到陶然亭去走走，一来散一散胸中的郁闷，同时，也想乘此机会见一见驰名一时的强学会中的人物，看是否能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早餐后，谭嗣同让罗英留在家里，并给了他一本《时事新论》，要他阅读。然后，他便和张立人二人，乘了快车，一路向陶然亭而来。
陶然亭中，客人都已到齐了。谭嗣同认得那丰躯伟干、性情爽朗的大个子京官便是珍妃的老师、皇上钦点的中书第一名殿元、现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那个瘦高个儿、蓄着八字短须的中年人，乃是吏部右侍郎汪鸣銮；还有一个圆胖脸的旗人，乃是户部右侍郎长麟；另外还有几个人，就不太认得了。大家相见后，少不得寒暄一番，才坐下喝茶。
在这些人中，以文廷式的名望最高，大家也都推他代东。他等众人寒暄已毕，就座之后，才擎起茶杯，对谭嗣同道：“久闻复生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弱冠时便崭露头角，助刘锦棠将军底定新疆；后来又周游全国，足迹遍神州大地，文采英华，海内共仰。这次二位公子由湖广远道来京，一定又有不少新知灼见，来日还请到学会中讲讲，也令我辈增些见识，新一新耳目。”
谭嗣同道：“谬承过奖。嗣同不过是一介书生，混迹草野，闭塞得很。公等都是朝廷名贤、京华清流，这次公车上书，佳誉传遍全国；强学会立，海内望而从风。是以嗣同等千里来奔，但愿能从诸君子之后，竭尽绵薄之力以报效国家民族耳。前者淹留敝乡，恰逢湘东大旱，赤地千里，饿殍相藉，惨不忍睹！这次北来，不料京津畿辅之地，京城首善之区，也是这样流民满街，市井凋蔽，辽东散勇，流落街头；河东灾民，求生无路。外患如彼，民生如此，而皇城之内，竟仍朝朝饮宴，夜夜笙歌，视若无睹。这等情况，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那文廷式也是个慷慨激昂之士，听了谭嗣同的这番言语，也拊掌叹息道：“复生兄毕竟是高人，说得痛快。怎奈今日朝廷大政，都掌握在那般昏庸守旧的大臣们手中。那些人官高禄厚，养尊处优，都只知道希宠固位，以保其富贵荣华，哪里考虑什么国运民生？即如军机大臣刚毅，就十分顽梗。他办事有句名言，叫做‘宁予洋人，勿予家奴’，把全国汉人都当着他们的奴婢。而且任何事情，他都要求神问卜。像这样愚昧迷信的人能办出什么好事来？此人胸无点墨，有次在皇上面前，竟把个傅鼒念成了傅鼐，被翁师傅讲了两句，他还怀恨在心。这次吴大澄督师出关，奏请用实弹训练新兵，练习打靶，他竟无理批驳，说是浪费，要人家用泥丸代替，你看笑话不笑话？而吴大澄竟因此被参革，怎不令人痛心！”
谭嗣同听了，十分愤慨，尚未答话，旁边汪鸣銮已接嘴笑道：“复生离京日久，今日新来，可能还不知道，如今朝廷中比这更可笑的事，还多的是。譬如今春大学士徐桐六五寿辰，竟在他府邸门前，悬上一面粉牌，上写着二十多名出使过西洋，懂得洋务的门生故吏的名字，告诉阍人说：这些人一律不能入内。你看这个老儿有多么顽梗！他有个儿子，就是现任刑部侍郎徐承煜，已是年过四十的人了，有次，只因含了一枝吕宋烟趋庭而过，被这位老相爷看见了，便大发雷霆，说是崇洋叛祖，硬罚那位侍郎儿子跪了两个多时辰！试想在今日列国竞雄的世界上，我国朝政却尽操在这样一些顽梗闭塞的老朽大臣手中，国家又怎能与日维新，赶上世界之潮流？”
文廷式听到这里，蓦地推椅站起，在亭中踱了几步，又向亭外左右看了一眼，才慨然说道：“其实，我因职侍讲席，叩见皇上时较多，就我所见，当今皇上倒的确是一位极难得的英主。皇上每日勤政不倦，日理万机，而退朝之后，仍手不释卷，对西国政事和各国舆论都极为留心，确有一番维新图强的壮志，与日本明治天皇、俄罗斯彼得大帝相较，实属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碰上了一位老佛爷，时时掣肘，又有那些顽旧大臣处处作梗，连皇上也奈何他们不得。皇上孤立无助，又有个母子的名份压住头顶，便有天纵英明，也就很难收到明治维新、彼得变法的大效了。”
大家听了，都郁闷无言。那圆胖脸的满州侍郎长麟却愤然接话道：“什么母子名份？诸公岂不知道，这西太后也不过是咸丰皇帝的妃嫔。当年同治皇帝在位时，与慈安皇太后并称圣母，已属僭越，不过，那还有些道理，因为她毕竟是同治皇上的生母。而对当今皇上来说，就只不过是先帝之遗妾罢了，怎能妄称母后，更有何临朝称制之理？”
这长侍郎身大体胖，嗓门又亮，说得兴起，那嗓子就更大了，却不曾提防亭外骤然响过了一阵脚步之声，接着就有二三个内务府人员模样的人，大摇大摆地从亭前踱过，还不住地向亭内扫视，惊得亭内诸人面如土色，神情大变。还是文廷式比较老练，急忙呼唤侍从，端酒送菜，才把话题岔开过去。
那伙人走过后，亭外又阒静下来了。大家才安下神来，行令饮酒，又互相唱和了一番。
大家正在热闹，忽然亭外老仆，又引进来两位客人。谭嗣同抬头看时，只见走在前面的那人，身材高大，碧眼黄须，原来是个外国教士，却穿着一身中国袍褂，仪表倒也丰伟；他身后跟着一位青年，年纪不过二十五六的光景，生得英气勃勃，神采轩昂，颇有一些新派人物的风度。经过文廷式介绍后，谭嗣同才知道，原来这外国人，就是京沪驰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此人久居中国，深通汉学，近几年写过不少著作，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历史，在维新青年中影响较大。这次，他也是接到了请帖，特地赶来为谭嗣同接风的。因为，刚才有皇上的师傅翁同龢到他寓所访问，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来迟了一步。他还特地带来了一本他的新著《泰西新史揽要》，赠给谭嗣同，作为见面之礼。谭嗣同少不得也和他谈叙了几句。
李提摩太身后的那位青年，就是康有为的高足，上次在松筠庵和他老师一道，发起公车上书的广东举子梁启超。他现在已是强学会的书记员和李提摩太的秘书。强学会的许多文告，都是由他起草的，一些会务也都由他办理。
还在长沙时，谭嗣同就已经听到过梁启超的名字了，今日一见，果然气宇不凡，心中便生了爱慕之情。那梁启超看到谭嗣同仪容朗洁，神情清爽，皎然如雪岭之青松，飘逸似天外之云鹤，飞扬名俊的气概中，更有一种高贵华英的神态，内心里也感到十分钦敬。两人寒暄后，都讲了不少互相景慕的话儿。彼此谈话，也比较投机。
席间，李提摩太又送给文廷式一份书单，上面所写的全都是英国皇家学会赠送给强学会的图书目录，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动植物学，以及欧洲各国之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之书，无不尽有。众人看了，自然欢喜。文廷式又要梁启超好好收藏这批书籍，组织讲学，作为强学会一项主要活动。
这时，张立人也拿出他父亲张之洞写给强学会的书信，交给文、梁等人。张之洞在信中提出，捐赠五千两银子，供强学会讲学之用。梁启超都收领了，装入一个西式文件匣内。谈话间，梁启超又向大家报告了近来的会务情况：已先后收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小站新兵统领袁世凯等捐赠的银两，准备作为购买各种书籍和开展各种活动的经费。只有李鸿章送来的五千两银子，因他在中日战争中丧权辱国，声名狼藉，同人公愤，所以给他退回去了，未曾接受。众人听了，都连声称赞说好。接着，大家又天南海北，高谈阔论了一番，才各自散去。
那张立人最不爱谈论政事，早就不耐烦了，好不容易熬到散席，便拖了谭嗣同，辞别众人出来，钻进他那辆华美的十三太保快车，飞快地离开了陶然亭大院。出了陶然亭大门，他才舒服地斜靠在快车的暖阁之中，笑着对谭嗣同道：“你们这些人真是书生气十足！请客吃酒，也不好生乐他一乐，尽讲那些晦气话干什么，真令人扫兴。”
谭嗣同白了他一眼道：“你这个人也是被富贵二字养坏了，太没心肝了。国家这两年割地赔款，你不管他，那也许是因为摸不着，看不见。可是，你就睁开眼睛看看窗外这幅流民图吧！难道你也一点不焦心？”
张立人笑道：“焦心，焦心！我问你，你焦心又有什么用？难道说就像你们那样感慨一顿，议论一番，这幅流民图就可以改观了吗？国家就好起来了吗？不！你们那些空谈妄想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才懒得去操那种空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何况，你看他们这些人，也太放言无忌了。京城内耳目众多，怎能那么高谈阔论，信口雌黄，哪像个成大事的样子？只怕这样下去，于国无益，于民无补，他们自己恐怕还会吃不了兜着走呢！”
谭嗣同听了，对张立人的论点和态度，并不同意，但是又找不出什么话可以答对他。
这时，快车驰骋着。一群逃荒的儿童，赤身露体地从街旁跑过来，攀住车辕，伸出一双双小手向车中乞讨。只是，那些孩童的个子都太矮小了，踮起脚跟，也够不到快车的窗口。快车继续向前驰去。霎时间，车子的一角撞倒了一个瘦小的病弱的孩子。谭嗣同正想起身去看，可是那车伕却猛加了几鞭，快车加快了速度在饥儿们的号叫声和车后跟班俊童们的吆喝声中疾驰而过，把那个哀号的孩子远远地丢在了后边！
谭嗣同的心一阵紧缩，难受极了。直到他回到张寓，回到自己的卧房中后，他的耳旁仍然好像隐隐约约地响着那个无助的瘦小灾童的悲惨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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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的北京，就像是整个旧中国的一个缩影。它表面上富丽堂皇，骨子里却腐朽透顶，集中地反映了封建末世专制制度的荒唐与黑暗：一边是贫困和屈辱；一边是荒淫与无耻。
谭嗣同这次到北京后不久，就被那花花公子张立人连骗带拖，拽去走了一趟口袋底，亲身体味到了北京这首善之区的腐烂生活的又一个侧影。
这一天，刚用过早膳，张立人就拖着谭嗣同上了车，并对他说：“这一回，我一定要让你真正散散心，开开眼界，保证比强学会那些书生老儿们的瘟会，要有味得多。”
谭嗣同也不知道他又出的是什么主意。不过，这一向他反正没有什么紧要的事要办，也就任凭他去鼓捣。
他俩照旧坐了那辆十三太保快车，后面还带着一辆红拖泥大鞍车，坐着几名魁梧骠悍的保镖，一前一后往口袋底而来。
原来清期初年，在那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刚立国不久时，官箴还是比较严肃的。北京城是不准设妓院的。可是，到了咸丰、同治以后，这个纪纲就慢慢松弛了。在北京城的口袋底一带，陆续出现了一批半明半暗的妓院。王公大臣以至内廷太监们都有到这些妓院中去鬼混的。在北京官民中还暗暗流传着有关同治嫖妓和庆亲王与某大臣争夺某妓等丑恶的故事。谭嗣同近几年很少到北京，而且他素来厌恶此道，从不过问这些事情，所以也根本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形，更不知道口袋底是个什么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