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凸显经济，表现成功；而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制度和经济表现息息相关。这三个相互贯穿的主题，构成本书研究宋元时期闽南区域经济的基础。宋元闽南经济表现突出，当时可说是超越了海洋中国其他的地区。
宋和元两个朝代见证了中国广大地区令人瞩目的经济表现。主要表现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货币经济的发展，大规模城市化，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地区生产专门化，交通运输的进步，全国范围的贸易流通，以及日益复杂的商业运作手段等。上述各种现象只不过是宋元经济成就表现的几个重要方面而已。马克·埃尔文把这一历史发展过程解释为“中古经济的革命”，而郝延平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商业革命之一”。埃尔文、郝延平一致认为取得如此成就的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对外的经济开放。就商业而言，宋元时期的海洋中国已经超过了作为国际市场交换陆上主要通道的丝绸之路，尽管宋元海洋中国的繁荣不是全国经济发展的唯一源头，但无疑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主要的贡献。
闽南之所以成为10—14世纪海洋中国经济繁荣的代表，主要有赖于海港城市泉州的出现，下面的章节将会好好解说这个重要的地理事实，在此仅需指出一点：即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70年代的香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者并非试图研究一个典型案例以增强我们对宋元经济总体模式的了解。闽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个案，在中国几乎独一无二，如同今日的香港之于中国经济。然而这些例证却揭示了中国经济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结构下的潜力。因此，对于不论学习中国古代或现代经济的人来说，闽南模式仍是一个有用的实证案例，可与重要理论问题连上关系。
闽南是一个人文地理的区域概念，它在福建的地理位置及其组成请参见地图0.1，更详细的地貌情况请参阅第六章。闽南在汉语里是福建南部之意，此名称的广泛使用始于明朝（1368—1644）。就笔者所知，“闽南”一词最早的用例出现在当地一块1156年的石碑碑文中。“闽南”一般意指由泉州与漳州组成的一片区域，故而有时该地区又被称作“漳泉”，但有时北部的兴化军也包括在内。在本书中，笔者基于两个原因，采取了后一种定义，把兴化军也包括在闽南地区之内。首先，直至宋初，兴化军一地仍隶属泉州之下，宋元史料亦经常称这里整个地区为“兴泉漳”，并在该地区实施统一具体的财政政策；其次，宋元时期兴化军至泉州的水陆交通远比兴化军至福州的发达。
本书总体上把10—14世纪闽南经济的表现（即本书的第一主题）视作一个演变过程。任何表现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闽南经济当然没有例外，因此必须细致地分划出这一演变过程的各个历史阶段，以揭示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然而，认真思考这些特征之后，我们可能达到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即更能理解“繁荣”在前近代中国历史脉络里的意义是什么。笔者使用了“多元繁荣”这个概念来表述这个过程中的最理想的经济表现。从方法论上来说，这种繁荣主要靠定性化的描述来展示，定量数据比较贫乏。但定性化的描述十分依赖主观的印象，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设法建构关于研究对象的有效知识。通过多维视角及交叉验证的方法，我们或许能够构建一个较全面和合理的视角，最终减少错误阐释的可能。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个演变过程，我们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因为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下，政治经常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讨论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论述的是经济表现的空间性。施坚雅曾指出，有关中国的知识框架是不能忽略了空间元素的。为了落实空间的进路，他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创造出一套系统的区域理论。虽然这种进路旨在说明各种人类现象（从经济交流到政治控制）的空间差异，但施坚雅的理论模式主要建立在对不同层次的市场和城市系统的重建之上。因此，他的理论对我们理解闽南地区在特定空间中的经济表现是非常有益的。运用他的理论模式，笔者为区域经济的空间重建提出了一些关键理念。这种重建可以彰显了闽南经济史上一些以前没被注意的面向。此外，为了能够抓住闽南繁荣的本质，笔者使用了“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施坚雅所阐释的一个理念）。此概念有助于建构闽南繁荣的空间维度，把闽南繁荣的意义置于更广宽的视野中。
最后，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制度因素对于解释经济表现，特别是长期经济表现，非常重要。要理解闽南地区从10—14世纪的长期经济表现，可能也得把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之中。从罗纳德·科斯开始，再加上道格拉斯·诺斯的影响，许多人都曾探索过制度因素在经济表现中的重要意义。诺斯致力于寻求一种理论架构，可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体系中的经济表现。他的制度方法论所具有的灵活性，使其可以适用于研究不同文化的经济。借鉴他的方法，也加强了中国近世经济史研究与当代经济理论和政策的联系。
诺斯为“制度”下的定义就是“游戏规则”，包括正规法律到行为伦理规范。企业家及其他经济行为者需在一定的制度矩阵范围内行事。从制度框架中产生的交易成本是联系经济表现与制度的桥梁，有些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有些制度则可能提高交易成本。不管有意或无意，一个社会若能催生更有效的制度而降低交易成本，则能将人才和资源导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并且长期维持经济增长。本书的第三部分将论述闽南经济的制度因素，目的是探讨国家法律、伦理道德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对交易成本的影响。该部分将会指出，交易成本分析不但加深了我们对闽南经济繁荣的认识，而且把经济表现与该地区社会生活的其他面向联系起来。
关于宋元时期的历史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简单说来有四类：中外交流史、艺术史、地方史及社会经济史。第一类资料包括对与泉州有关的外国文献的研究、外国人在闽南各种活动的记录，以及有关异域宗教、外交关系、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文献史料。这些资料研究的主题是宋元中国与同时期海外国家或社会的关系。泉州之所以成为这些研究的兴趣点，是因为它是主要的沿海贸易中心，是中外交通的中心枢纽。第二类资料包括美学、民俗学的研究文献，以及对在泉州发现的文物进行科学的成分分析所得的研究文献。第三类资料是不断涌现的泉州地方史研究文献，主要是当地学者对古代泉州人类学及民族志的学术研究。最后一类资料是闽南宋元时期泉州社会经济或政治经济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上述各类文献材料构成了本实证研究的基础，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笔者将充分利用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由于泉州是闽南的区域中心，所以，有关泉州城的任何客观知识都派上用场。然而，泉州只是本书论述的一部分，整个闽南才是本书的主题。到目前为止，以此为题的研究，只有两部学术著作：其一是笔者1982年完成的英文博士论文，其二是休·克拉克1991年出版的福建南部经济史专著。本书由笔者博士论文经近20年演进而来，不论规模、结构和主题，都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但克拉克的书，无疑是第一部以闽南为讨论对象而正式出版的英文专著。
本书受三部重要著作的影响。第一部是关于宋元朝代更迭时期的一位著名泉州历史人物——蒲寿庚的著作，作者是著名日本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关于这部著作，请参阅附录二。尽管笔者与桑原骘藏的观点颇有出入，但是他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引发了学界对中古泉州的注意。如果没有因他引导而出现的大量泉州研究，笔者就很难想到从事闽南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当下这本书就是对桑原骘藏研究的补充和修正。
第二部是李东华的《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该书研究的是泉州及中古时期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这本书关注的焦点是唐至明的泉州，书中记载了泉州海洋贸易兴衰的过程，并对兴衰的原因进行了剖析。该书旁征博引、资料翔实，对前人的学术成果做出了恰如其分的综合介绍。本研究的第一部分也是以大致相同的历史跨度来论述泉州的经济发展过程。但是，笔者研究的范围是闽南地区及其经济的发展过程，而不单一的泉州地区。与李东华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建立在更宽阔的理论框架之上。
第三部是前述克拉克的著作。他的书是迄今为止研究唐宋闽南经济史最全面的英文专著。此书除了尽量使用现有文献材料外，在重建经济发展某些面向时甚具新意，例如重构人口的结构，以及通过桥梁位置来重建交通网络等。尽管他的成果亦是本书研究基础的一部分，但是，笔者与他在研究框架上有重要的差异。克拉克更关注唐代、五代及宋代闽南地区的经济。他对北宋及南宋时期的经济表现只是一概而论，不加区分，而且没有涉及元代。虽然这样的论述框架对于克拉克的研究主题来说是恰当的，但要充分揭示中古闽南经济的发展周期，就很难不采取包括元朝在内的更漫长的历史跨度。
尤为重要的，是卡拉克的论述主题认为闽南在高度发达的海洋经济下，其商业化的常规化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程度，堪与明末清初的高度商业常规化媲美。这修正了威廉·罗欧及其他一些人认为的这种程度的商业常规化在中国到了明末清初才出现的观点。相比之下，笔者的空间及制度理论框架并不十分关心闽南商业的常规化。事实上，笔者与克拉克论述的是截然不同的议题。不错，我们都关注区域空间的整合问题，但如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展现的那样，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甚至包括对史料的理解和阐释。尽管笔者与桑原骘藏、李东华及克拉克的观点相左，但笔者认为本书依然是一个积极的学术对话成果，这种具批判性的自由论园地，的确可以推进学术知识，而且孕育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法。如果缺少了他们的学术启发，本书也不会以现在的面貌问世。
最后，有两份新发现的宋元泉州史料值得提一下。一份是记载13世纪70年代泉州城的。这份史料据称是中世纪到访过泉州的意大利犹太商人所撰写的。这就是所谓的大卫·赛尔本编译的《雅各布布·德安科纳手稿》。书中生动描述了蒙古大军征服南宋前夕的泉州百姓以及城市生活的面貌，手稿中甚至还记载了当地妇女开放的性观念。尽管这份材料非常引人入胜，但笔者还是决定保留一点而不予使用。除了学界对它的内容存疑之外，笔者对它的史料来源尤有保留。除了编辑者大卫·赛尔本本人外，任何学者都没有见过这份材料。大卫·赛尔本的解释说手稿中包含着反基督教的言论。这不具有太大的说服力。所以，即使它的内容对本书主要论点有益而无害，在能够公开、仔细的审查这份文献之前，笔者仍不把它列为本研究的参考材料。
另一份史料是20世纪80年代在泉州发现的一本谱系书籍《西山杂志》。与泉州发现的其他谱系书籍不同，此书有非常丰富的人物传记，以及对他们宋元时期先祖的描述。对于这本书所叙述的内容，当地学者认为真实可靠。然而，书中内容也不无令人生疑之处，有学者认为《西山杂志》中所讲述的宋元时期的故事可能出诸后人的伪作。不管如何，我们无法用可考的原始资料印证这些叙述是否可靠。由于伪造谱系的可能性及普遍性，笔者对是否在本研究使用这份材料，持保留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