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存在经济波动，是否存在经济周期，从1985年以来一直有不同意见。复旦大学的石磊（1993 。11）就不同意中国的经济波动具有周期性质，他认为中国经济波动是一种不规则波动。他认为，在中国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投资冲动是非规则性的，而农业波动是自然性。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类型，多数学者认为已经逐渐由计划冲动型转向市场驱动型。而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应宜逊坚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周期，主周期依然属于计划经济型。
关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国内学者的看法比较多。概括起来有投资周期说、总供求矛盾说、基本矛盾说、政治周期说、战略冲动说等。
其一，投资周期说。刘树成等人一直坚持认为是投资周期引致经济周期。国内较多学者基本上也持这种看法。其理由，一是经济周期波动主要发生于内生因素，而投资波动是基本的内生因素；二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投资乘数和加速原理较好地说明了经济周期的发动和传导；三是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投资波动与国民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
其二，总供求矛盾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投资研究所的陈彩虹认为，连续地考察经济增长而看到的经济周期，是经济增长决定投资增长，而不是投资决定经济周期。他认为，形成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这种观点从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矛盾出发，研究社会生产过剩与总需求的不平衡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衡。
其三，基本矛盾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从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高度揭示经济周期运动的基本原因，指出经济周期性波动归根到底产生于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理论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基本矛盾是社会经济问题的普遍基础，以基本矛盾概括经济周期的成因，似乎有些大而化之，直接说明性不强。
其四，政治周期说。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中，也存在着某种国家领导层换届的效应。一些学者说，从“我国屡次经济高涨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政治背景”出发，证明“在我国，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何国钊等人（1996 。12）认为，经济扩张政策与经济紧缩政策交替变动，作为外部冲击，构成中国特有的“政策周期”。现代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经济系统对外部冲击的响应曲线，它是外部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房地产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来自于外部冲击———政策周期。但是这种扩张政策与紧缩政策的内容、目标、方针是不相同的，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一是在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上，扩张政策偏重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表现在提出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制订新的计划或修改原计划。紧缩政策偏重追求经济稳定，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表现在首先大幅度降低通货膨胀率；其次降低经济增长率，调整原订计划；再次把经济调整正式列入党和国家一定时期（通常为三年）的经济建设方针。二是在财政政策上，扩张政策偏重于选择财政赤字倾向，大量举借外债和国债，增加财政支出，对开发经营企业、外企实行减税免税。紧缩财政政策则是大量削减财政支出，实行财政收支平衡，扩大税收。三是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扩张政策偏重于扩大市场控制范围，减少计划因素，扩大市场机制，开放房地产价格，向企业下放权力，允许举办各类公司。紧缩政策则更多地采用计划手段、行政手段。控制商品房价格上涨，调整房地产产品结构，清理整顿房地产各类公司，严格新建项目、新建公司的审批手续。四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扩张政策偏重于“放权让利”，缩小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干预，扩大地方自主权和管理权。鼓励地方发展本地区房地产业，赋予地方更多的优惠政策，限制中央部门的权力以及对地方的干预。从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的房地产业发展迅速这一现实便可看出这种政策的结果。紧缩政策则强调地方服从中央，收回向地方下放的权力。
李斌提出一个新政治周期论，即经济周期中的政府行为应当成为内生变量，在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正当地选择。2005年北京中国经济周期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李斌分析，如果通过移动平均值滤掉小的波动，改革开放以来平均4-5年一个周期，这与政府换届时间有关系，本质上是政治经济周期。樊纲指出我国经济调控之所以一放就乱，是由于政府换届。中央政府的战略与地方政府收益博弈导致周期，地方政府可以将投资成本外部化忽略掉。好似晋升锦标赛，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导致短缺，超过中央政府的投资意愿，排斥地方政府之间合作；如新一届政府的换届，就要通过扩大投资，通过房地产、城市化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原材料增长，进而引起水、电、煤、油的压力，形成瓶颈，表现为结构性的短缺，而同时形成竞争性商品供过于求和垄断性商品供给短缺。由此形成新一轮上升周期。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王健和博士生王红梅在 2005年中国经济周期研讨会上的发言，也强调政府周期的作用，认为以GDP考核政绩加剧政府经济周期。其一，GDP考核也成为内生变量。应试教育是因为高考分数线成为应试教育模式的强化内生变量。绿色GDP依然是内生标量；其二，地方政府过度依靠外资，不仅制约了民族经济发展，而且依靠外资来调整地方经济主导产业，导致地方增收，风险国家负担，并且导致国际风险。例如上海为了扩大招商引资，拿出173平方公里的土地。由于资金流入地方政府，资金出之中央政府，结汇制度向中央银行集中，所有外汇风险都由国家承担。国家只好购买欧洲银行长期债券、美元债券，于是受到欧洲、美国经济周期的影响。解决的思路应当是，重建以人为本地方政府政绩指标，GNP可代替性，以人均指标来代替。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的卢中原认为，中国经济波动的“政治周期效应”十分明显。他指出，影响我国经济稳定的6个体制性因素之一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还不适应经济领域的改革，导致增长速度攀比和数量扩张的冲动”。他说，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高峰，往往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时间，现行干部选拔、考核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都存在明显缺欠，对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机制也很薄弱。在领导干部新旧更替前后，为了凸显近期短期的经济效益，急于树立政绩，往往新官上任三把火，制造另一种形式上的眼球经济，而规模扩张的追求数量与速度的增长则往往是优先考虑的方式，但由此造成的经济后遗症就很难规避。因此，卢中原认为，经济过快增长、投资的盲目增加、项目的混乱审批等不良经济现象的背后，更多的是不良政治诱因和政治动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干部选拔、政绩考核体制的弊端。
石磊（1993年11月）则认为，时间间隔相对规则的党的各届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是由党的政治文献所规定的，根本不反映政治波动的周期性特征，而且会议本身不属于政治波动之列。至于政治波动更是非规则性的。石磊否定政治周期引致中国经济周期的理论，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任何周期，严格地说只能是相对稳定的系统循环机制导致某项事件向初始状态复归所经历的时间间隔。在我国，影响经济波动的诸多政治事件的前后演变过程，并不具备相对稳定的系统循环机制，更不存在向初始状态复归（包括高位复归）的内在倾向。第二，前面已经证明，我国的经济波动不具备周期性特征，如果承认经济波动是政治波动的最终根源，就无法同时承认不规则的经济波动居然会引起规则的周期性政治波动，当然也就无法承认处于被动地位的政治波动的反作用会引致周期性经济波动。在中国这样的经济隶属于行政的权利体系中，要从每一经济事件的背后找到相应的政治背景，是很容易的，问题是这些政治事件不仅不具备周期性规则，反而是重要的反经济周期因素。我国经济波动之所以长期是不规则状态，不能不与反经济周期的政治事件局部相关。西方学者[如美国经济学家 B·奥恩（B 。Oyen）等]早有对政治因素影响经济周期的详细论证，但其考察对象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内在矛盾充分展开的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经济波动的周期性规则已经成为既定的前提，我国不存在这样的前提。
其五，战略冲动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张守一认为用投资冲动机制和供求约束机制尚不能说明中国周期的特点，他认为造成我国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是长期战略与短期因素的矛盾。
所谓长期战略，是指一个时期内GNP（或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所谓短期因素，是指除这个指标以外的其他因素。根据这个看法，长期战略使投资与工业生产迅速扩张，短期因素使它们的增长率回落；长期战略是提出过高目标的原因，短期因素是急刹车的原因（1993年以来宏观调控没有采取这个办法）。长期战略与短期因素的矛盾之所以能够造成经济周期，是因为有三个体制条件的保证：一是政治体制上的号召效应，是“一呼亿应”。二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在彻底改革之前，由于企业负盈不负亏，本质上具有扩张性，与国家的长期战略完全吻合；三是生产要素、产品与金融系统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无论是在扩张时期还是收缩时期，它们都是由政府调动的。
张守一具体描述了战略决策的作用。他按照从低谷到低谷的划分，将1981 年到 1995年划分为三个周期。1981—1986年为第一个周期，1986—1990年为第二个周期，1991年经济回升，1993年上半年达到高峰，同年下半年开始回落，可能在1995年落入谷底，形成第三个周期。他认为，总是以国家新战略为开端，出现增长高峰，再因供求失衡的短期因素作用，导致周期衰落。
先看1981—1986年的情况。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我国在1980—200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后改为GNP）翻两番的长期战略，战略重点是农业、能源、交通、教育与科学。十二大的长期战略在从1981年谷底走向1982年回升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 GDP的增长率加快。1984年10月1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枠，标志着我国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入了城市。虽然1986年提出了“软着陆”的口号，但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七五”计划；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这两大事件与“软着陆”方针是矛盾的，是1986年执行这个方针不坚决的根本原因。这充分说明，长期战略不仅是经济从谷底走向回升、进而达到高峰的强大动力，也是阻碍经济从高峰走向收缩的原因。
再看1986—1990年的情况。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地提出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GNP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于1988年超额完成。党的十三大提出的长期战略，在经济从1986年谷底走向1987年回升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88年第4季度开始实行紧缩政策，1989年又提出了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方针，同年GDP增长率迅速下落，到1990年进入谷底，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增长率。
1990—1995年的情况。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了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枠，一方面，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背景下，枟建议枠只要求今后十年 GNP年均增长 6%左右；另一方面，会议公报指出，“我们能不能在20世纪90年代巩固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取得的成就，大力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到1992年就解决了6%的增长速度与长期战略之间的“矛盾”，把20世纪90年代 GNP的增长率提高到了 8%~9%。1992年GDP高速增长，1993年上半年达到了14%以上，成为这个周期的高峰，造成金融秩序与经济秩序的混乱，通货膨胀加剧，不得不于同年6月底提出14条宏观调控措施，压缩投资，减少贷款，降低增长率，经济运行进入了收缩阶段。
战略冲动说实际上是一种政策周期说。它是以一定时期政府的经济政策为转移，左右经济波动趋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