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理论作为博弈论中最经典的入门理论，它告诉我们，在做任何一个关于博弈的运用分析时，都应该考虑到怎样处理冲突与利益同时存在的情形，否则一旦陷入“囚徒困境”，任何一方都无法独善其身，即使双方都有合作意愿，也很难达成合作。
注定不会合作的囚徒
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有一位乐队指挥坐火车前往下一个演出地点。正当他在车上翻看当晚就要指挥演奏的作品乐谱时，两名安全警察（实际是政治特务）将他作为间谍逮捕了。他们以为那乐谱是某种密码，这位乐队指挥争辩说那只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却无济于事。在乐队指挥被投入牢房的第二天，审问者自鸣得意地走进来说：“我看你还是老实交代了吧，我们已经抓住你的朋友柴可夫斯基了，他这会儿正向我们交代呢。你如果再不招就枪毙了你。如果交代了，只判你10年。”
这个故事确实很好笑，但是如果认为这个笑话仅仅讽刺了那些特务的无知和无耻，那是不够的。事实上，那些特务们是想运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囚徒困境理论是博弈论中最经典的入门理论，它是由担任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的数学家图克于1950年提出来的。其基本模型如下：
有一天，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盗。警方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由地方检察官分别和每个人单独谈话。检察官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一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三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十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十年刑，他只判三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该怎么办呢？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坦白或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一年。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所以，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他们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很短的监禁——3个月，但前提是同伙抵赖，显然要比自己抵赖而坐10年牢好。这种策略是损人利己的策略。不仅如此，坦白还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对方坦白了而自己抵赖了，那自己就得坐10年牢。太不划算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坦白交代，即使两人同时坦白，至多也只判5年，总比被判10年好吧。所以，两人合理的选择是坦白，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1年刑）就不会出现。
假如他们在接受审问之前有机会见面好好谈清楚，那该有多好，他们一定会同意拒不认罪。不过，接下来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无论如何，那样一个协定也不见得管用。一旦他们被分开，审问开始，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种企图通过出卖别人而换取一个更好判决的想法就会变得非常强烈。这么一来，他们还是逃脱不了最终被判刑的命运，这就是博弈论里经典的囚徒困境的例子，又称之为囚犯的两难选择。
其实，许多人、许多企业，乃至许多国家，都曾经深陷囚徒困境而无法自拔。看看生死攸关的核军备控制问题吧。每个超级大国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都是另一个超级大国销毁核武器，而自己则继续保留核武器，以防万一。最糟糕的结果莫过于自己销毁核武器，而别人却依旧全副武装。因此，无论另一方怎么做，自己一方仍然倾向于保留核武器。不过，它们双方也有可能一致认为，双方同时销毁核武器的结果会比一方销毁而另一方不销毁的结果更好。现在的问题在于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双方一致希望看到的结果出现在各方都选择各自比较糟糕的策略的时候。假如各方都有很明确的想法，打算突破有关协定，私底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还有没有可能达成各方一致希望看到的结果呢？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其中一方进行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才能推动世界回到裁减核军备的轨道上去。
囚徒困境的故事还体现了另一个普遍的现象：大多数经济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博弈游戏都跟类似橄榄球或扑克这样的博弈游戏不同。橄榄球和扑克是零和博弈：一个人的得就是另一个人的失。但在囚徒困境里，有可能出现共同利益，也有可能出现利益冲突；不招供的结果对两个囚徒都是有利的，而不是相反。与此相仿，在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中，虽然存在利益冲突，一方希望降低工资，而另一方要求提高工资，不过，大家都知道，假如谈判破裂而导致罢工，双方都将遭受更大的损失。
因此，我们在做任何一个关于博弈的运用分析时，都应该考虑到怎样处理冲突与利益同时存在的情形。我们通常将博弈游戏的参与者称为“对立者”，不过，你也要记住，有时候，策略可能将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变成一条绳上相互依存的两只蚂蚱。
用“相对速度”求生存
两个人一起去山里面游玩，结果遇到了一只熊，他们都十分害怕。其中的一个人弯腰下去把鞋带系好，做好逃跑的准备，另一个人对他说：“你这样是没有用的，你不可能跑得比熊快。”那个准备跑的人回答说：“我不需要跑得比熊快，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面临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只有力争比对手跑得快，才能让自己获得“囚徒困境”下可能最好的处境。
在这个“朋友和熊”的故事里面，那个准备逃跑的人面临的选择有以下几个：选择A——不逃跑，被熊吃掉；选择B——逃跑，被熊吃掉；选择C——逃跑，得以生还。在这些选择里面，如果选择逃跑，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他的朋友也有同样的几个选择。对于选择逃跑的人来说，只要他选择了逃跑，就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他的朋友选择不逃跑，生还的机会自然属于他；朋友选择逃跑，就需要一个附加的条件——他跑得比自己的朋友快，这样才会生还。所以，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他只有用“相对速度”才能够求得生存。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要去谈论道义上的问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知道谁是你真正的竞争对手非常关键。有时候你干得不一定比“敌人”好，但至少要比同事强。今天与昨天相比，我们很容易满足，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这是必要的。但我们还要同别人比，看看自己的相对速度。
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会想：我已经努力改进了，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可以放松一下了。自己与自己的过去比，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我们应该看到自己的进步，坚定自己前行的信心，但是请别忘了，还要抬头看看四周：他们干得怎么样，是否跑得比我快，有没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我们知道，故事中系鞋带的人的绝对速度并不重要，相对速度却很关键，他只要跑得比朋友快，就不会葬身熊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想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采用参照物，人都是在比较中生存的。换句话说，就如同我们一群人后边追着一群狼，只要你跑不过别人，倒霉的就是你，尽管你已然跑出了自己最好的成绩，也只能在狼嘴中喃喃自语：我死而无憾了。生存、发展的机会可能只有有限的名额，往往会有一大群人去拼抢，你只是尽力是不够的。
要优秀，就要比别人跑得快！
太精明未必是真聪明
博弈论告诉人们怎样变得更“聪明”，如何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但恰恰是这个教人“聪明”的学问却告诫大家，做人不能太“精明”了，否则会得不偿失，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巧成拙。
经常乘飞机的朋友会发现，由于托运的行李会不翼而飞或者里面有些易损的物品遭到损坏，就要向航空公司进行索赔，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航空公司一般是根据实际价格给予赔付的，但有时某些物品的价值不容易估算，但物件又不大，一个小东西，那怎么办呢？
有两个出去旅行的女孩，A和B，她们互不认识，各自在景德镇同一个瓷器店购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瓷器。当她们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下来后，发现她们托运的行李中的瓷器可能由于运输途中的意外而遭到损坏，于是她们随即向航空公司提出索赔。因为物品没有发票等证明价格的凭证，于是航空公司内部评估人员约摸估算了价值应该在1000元以内。但是航空公司并无法确切地知道该瓷器的价格，于是，航空公司分别告诉这两位漂亮的小姐，让她们把该瓷器当时购买的价格分别写下来，然后告诉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认为，如果这两个小姐都是诚实可信的老实人的话，那么她们写下来的价格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的话，则必然有人说谎。而说谎的人总是为了能获得更多的赔偿，所以可以认为申报的瓷器价格较低的那个小姐应该相对更加可信，并会采用两个中较低的那个价格作为赔偿金额，同时会给予那个给出更低价格的诚实小姐以价值200元的奖励。
这时，两个小姐各自心里就要想了，航空公司认为这个瓷器价值在1000元以内，而且如果自己给出的损失价格比另一个人低的话，就可以额外再得到200元，而自己实际损失是888元。A想了，航空公司不知道具体价格，那么B肯定会认为多报损失多得益，只要不超过1000元即可，那么那个最有可能报的价格是900元到1000元之间的某一个价格。A心想就报890元，这样航空公司肯定认为我是诚实的好姑娘，奖励我200元，这样我实际就可以获得1090元。
而B也想了，有句话说得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她既然算计我，要写890元，我也要报复。所以，我就填888元原价。
而A也不是吃素的，估计她会算到我要写890元，她可能就填真实价格了，我要来个更绝的，我来个以退为攻的战略，我填880元，低于真实价格，这下她肯定想不到了吧！
我们都知道，下棋、计谋之类的东西关键是要能算得比对手更远，于是这两个极其精明的人相互算计，最后，她们可能都会填689元。她们都老板认为，原价是888元，而自己填689元肯定是最低了，加上奖励的200元，就是889元，还能赚1元。
这两个人算计别人的本事是旗鼓相当的，她们都暗自为自己最终填了689元而感到兴奋不已。最后，航空公司收到她们的申报损失，发现两个人都填了689元，料想这两个人都是诚实守信的好姑娘，航空公司本来预算的2198元的赔偿金现在只要赔偿1378元了。
而两个人各自只能拿到689元，还不足以弥补瓷器本来损失呢，亏大了吧！本来她们俩可以商量好都填1000元，这样她们各自都可以拿到1000元的赔偿金，而就是因为互相都要算计对方，要拿得比对方多，最后搞得大家都不得益。这个就是著名的“旅行者困境”博弈模型。
这个模型告诉我们一个博弈思想，做人不能够过于“精明”了，太精明的人未必是真的聪明，有时精明过头了往往会变得更糟糕。当然现实生活中未必真会出现这种超级精明的人，可以算到几十步以外，而作出自认为最终的最优策略。可能人们往往只能算计到中间某个价格，不至于这么低，但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利益本是无情物，化作利剑不认亲
囚徒困境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这种博弈模型中，每个局中人都以利益为第一参考因素。利益因素是人的本性，每一个人在博弈过程中都是自私的，有时甚至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惜一切代价，有句俗话叫“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因为人的自私性，所以会在诸多事情上遇到囚徒困境的难题。因为每个人在涉及利益的根本问题时，往往不考虑别人，只考虑自己。人性对自己的考虑有时会冲出道德的底线，甚至让我们震惊。
以唐朝女皇武则天为例。武则天虽然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因其美貌可人却深得太子李治的欢心。但在唐太宗临死之际，不得不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唐太宗死后三年，王皇后与萧淑妃争风吃醋，皇后想借武则天的魅力扳倒萧淑妃，所以便劝唐高宗李治把武则天再度接回宫里。
王皇后接武则天回宫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她与萧淑妃的博弈中，谁也不肯与对方合作，以至于到了必须要把一方扳倒的局面，而此时的武则天成了王皇后博弈的一颗棋子。武则天既然参加到游戏之中，以她的个性，绝不甘居于人下。于是开始代替萧淑妃成了这场宫廷博弈的局中人之一。
武则天聪明伶俐，对王皇后谦卑有礼，对唐高宗百般逢迎，不久被封为昭仪。王皇后想挤掉萧淑妃的意图很快也就实现了。但是，武昭仪既已扳倒了一个萧妃，接下来的一个目标便要扳倒王皇后了。为了扳倒王皇后，武则天可谓费尽心机，最后竟以自己亲生女儿的性命做赌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王皇后性情暴躁，对宫女们要求严厉。其母亲柳氏因贵为皇后之母，出入后宫毫不顾忌礼节，因此宫女们多有怨言。而武则天又总是乘机笼络王皇后的侍者，使这些侍者向武则天靠拢。宫人甘做武氏耳目爪牙，王皇后的一举一动便都在武昭仪的掌握之中。无奈不论武则天怎样巧舌如簧，夸大皇后过错，劝高宗废掉王皇后，唐高宗始终不肯听从。因为唐高宗虽不喜欢王皇后，但绝无废后念头。机敏的武则天开始明白，劝说高宗废后是不明智的，必须让他亲自作出决定。
公元654年，武昭仪怀胎十月，满望生个儿子好继大统，不料生下的竟是个女儿。大失所望之后，武昭仪忽然想出了一个让唐高宗自己推断、下决心废掉王皇后的计策来。
一日，武昭仪在宫中闲坐，忽报皇后驾到。武氏便叫过宫女密嘱数语，自己却闪入侧室躲着。王皇后见武氏不在，便坐下等候，蓦地听床上婴儿啼哭，就抱起来哄了一阵，待婴儿又睡着后才放回床上，离宫回到自己住处。
武则天见皇后已回，就从侧室出来，偷偷走到床前，咬牙将女儿掐死。
唐高宗每日退朝，必至武氏处谈情。不一会儿，便有使者来报皇帝驾临。武氏与平日一样，采花恭迎，谈笑献媚。过了一会儿，唐高宗对着床问武氏：“女儿还在熟睡？”武氏故意回答说：“熟睡已多时，现在该让她醒过来了。”便令侍女去抱起来。
那侍女启被一瞧，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武氏故意催促：“莫非还是熟睡？赶快抱起便醒了！”那侍女才说了个“不”字，武氏故意装作不解，自己前去抱孩子，手还未碰及女婴，口中却已号哭起来。
唐高宗被弄得莫名其妙，走近床去仔细察看，才知道那活泼泼的宝贝女儿已变作一个死孩子，高宗难过得泪流满面。
武氏故意哭着问侍女道：“我往御花园采花，不过片刻工夫，好好的一个女孩，怎会被闷死？莫非你们与我有仇，谋死我女儿么？”
众侍女慌忙跪下，齐称不敢。
武氏又道：“你等若都是好人，难道有鬼来谋命么？”
众侍女这才恍然大悟，一片声道：“只有正宫娘娘到此来过，婴儿啼哭时她还抱起来哄逗了一会儿。小孩没声息时她才走。”
武氏顿时哭得泪人儿一般，慨叹自己命苦。唐高宗却已坚信王皇后下毒手谋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断然决定要废去王皇后。这时，武氏又故意说：“废后是件大事，陛下不可随便决定，尚须与大臣们好好商议。王皇后只是对妾不满，宁可逐妾也不能废后呀！”
然而，唐高宗自己推断的事，哪是他人可劝回的呢？他对武氏说：“朕意已决，卿勿再言！”
武氏表面一片茫然，内心却通明剔透、无比高兴……
中国是一个最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儒家一贯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甚至还要扩展到政治领域，便是“忠”。历史统治者也大多标榜以孝治国，有的皇帝谥号之前总要加个“孝”字，如孝武帝等。可是，这种道德说教在利益面前，有时显得苍白无力。
利益驱使着每一个局中人抛弃所有亲情，只是一心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博弈游戏中，利益本是无情物，化作利剑不认亲。
从“温柔的独裁”到理性的共赢
在囚徒困境中，有一个经典的夫妻游戏的例子给我们讲明了夫妻间一旦出现价值取向的矛盾该怎么办。
袁朗与凌霄是一对夫妻，今天是难得的周末，怎么度过好呢？晚上有一场球赛，袁朗是个铁杆球迷，凡有比赛每场必看。而正巧，晚上在音乐剧院有一场音乐剧，是凌霄的最爱。
那么，袁朗在家看球赛，凌霄去剧院看音乐剧，不就得了吗？问题在于，他们是感情非常好的伴侣，如胶似漆，分开才是他们最不乐意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就面临一场博弈了。
假设最后听音乐，妻子的效用是2，丈夫的效用是1；如果看足球，丈夫的效用是2，妻子的效用是1。在这两个均衡中，最后到底是哪个无法知道，这取决于双方哪一人的“权力”更大一些。而胜利的一方无疑是一种“温柔的独裁”，因为效用为1的那一人，虽然没看到自己想看的节目，但还是达到了“共同度过这一夜晚”的预期。
在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实际生活中有时候人的行为和理论是有偏差的。博弈的基本假设是“理性人”假设，人们在作决策的时候会尽量使利益最大化。由于现实中人不一定理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这个夫妻博弈。由于夫妻是相爱的，所以自然会更多地考虑对方的感受，不仅是要“共度夜晚”，还要“愉快地共度夜晚”。因此，丈夫会想：若勉强她和我一起看足球，她心里肯定不愉快，所以还是听音乐吧。同时妻子会想：若勉强他和我听音乐，他一定会不舒服，还是看足球吧——结果是陷入了尴尬的两难，最后很可能是既不看足球也不听音乐，两人的效用同时降低，同时没有得到满足。换一个角度说，人们在作出行为之前，会对结果有一个预期，在作出行为之后，将结果与预期相比较，吻合的程度是满足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既不听音乐也不看足球的话，双方都不会满足。
这里的夫妻虽然不是理性的，却是充满爱的，因为为对方着想，使得最后的结果不理想。如果人是理性的，会选择两个节目中的一种，让其中一个人效用最大化，这虽然会带来一种“独裁”，但它是温柔的。
那么人到底是理性好，还是感性好呢？生活总是充满了奇怪的问题。囚徒困境在生活中往往让我们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两个人不相爱，非要让对方满足自己，夫妻之间就可能要吵架了，而夫妻之间的吵架也是一场博弈，也可以用囚徒困境策略来解释。
如果夫妻之间要吵架的话，夫妻双方都有两种策略：强硬或软弱。博弈的可能结果有四种组合：夫强硬妻强硬、夫强硬妻软弱、夫软弱妻强硬、夫软弱妻软弱。至于哪一种是夫妻之间的最后选择，必须列出其支付矩阵才可以确定。支付矩阵不一定非要用量化确定的数字表示，也可以用支付函数表示。
结果往往是选择夫妻共同让步的比较多，因为无论采取其他哪种策略，都不可能达到共赢的局面，只有双方都选择软弱策略的时候，共赢才可能出现。
信任——管理者冲出囚徒困境的不二法门
公元前207年，汉王刘邦厉兵秣马，志在大略。这一天，汉军部将魏无知正在帐中议事，忽有一军吏来报，说有一美男子前来投谒，自称是魏将军的故人。魏无知出帐迎接，见是旧友陈平，得知他是来投奔汉王后，便于第二天带陈平面见刘邦。
刘邦与陈平两人纵论天下大事，十分投机，真是相见恨晚。当谈到对楚用兵方略时，陈平详说路径，了如指掌。他说：“目前项王正带兵伐齐，楚地空虚，我军当迅速东进，捣其巢穴，若得入彭城，截斩楚军归路，那时楚军心乱，容易溃散，项王虽勇，还有何作为！”一席话正中刘邦下怀。只见刘邦眉飞色舞，询问陈平在楚军官授何职。陈平说：“都尉”。汉王道：“我也任你为都尉，掌握护军如何？”陈平拜谢而去。谁知跟随刘邦起义的一些将领，不满于陈平刚来即受重用，纷纷对刘邦说：“陈平初至，心迹未明，如此重用，恐为不妥。”汉王听后，一笑置之，而且更加厚待陈平。陈平自担任护军后，急切筹备，限令极严，众将一时布置不及，有的竟想去向陈平行贿，乞求宽限时日。
一来二去，有些人便隐约抓住把柄，推举周勃、灌婴出面，进见汉王道：“陈平虽美如冠玉，恐怕徒有其表，未具真才。我们几个人听说他在家时，与其嫂通奸，如今他掌管护军，又喜欢受贿。这样的品行不可不察。主公不要被他的言辞所迷惑呀。”
刘邦听罢，并没有立即召来陈平问罪，而是传唤魏无知，向其询问陈平旧况。
魏无知已风闻军中有人诬陷陈平，今见汉王询问自己，便应声答道：“我向主公推荐的是能出奇谋安天下的人，主公指责其品行，其实并不是当前军事要务。如今楚汉相争，全仗奇谋，以资佐助。即使有信如尾生、贤如孝己的人出来，如果没有奇谋异计，也是于军事无补。主公只问陈平所献计策能否管用，何必追究其盗嫂、受贿等事呢？如果陈平果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我甘愿受罪。”魏无知的一席话，说得刘邦心服口服。于是，刘邦又召陈平，微笑着对他说：“你若能帮助我成就大业，我也一定能让你衣锦还乡。”说罢，便重赏陈平，又升陈平为护军中尉，监护诸将。从此以后，诸将再也不敢妄言陈平之短了。
后来，陈平在辅助刘邦的过程中不负信任，在关键时刻六出奇计，功劳显著，也才有后来吕后死后陈平与周勃联手夺回大汉的天下。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刘邦和陈平两人之间所存在的博弈关系其实就是类似两个囚徒在无法互通信息时所面对的囚徒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刘邦没有单纯听信他人的言辞，而是首先找来魏无知询问，在一番利弊权衡之后，选择了信任陈平。而陈平也不负信任，最终助其完成一番大业。双方达成了一个正和结局。
因此，管理者要想冲出囚徒困境，不二的法门就是信任下属，也即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信任下属才能够发挥出他们的智慧，能够信任下属、依赖下属，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只要领导的动机是纯正、真诚的，那么其下属肯定会报之以礼、待之以诚的。不然的话，即使是有大才也会湮灭。
大棒之下无懦夫
一旦陷入“囚徒困境”，任何一方都无法独善其身，即使双方都有合作意愿，也很难达成合作。从一个故事的角度，我们会为两个囚徒不能合作而遗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巴不得他们互相指认，否则罪犯就逃脱了法律制裁。商家如果通过合谋控制物价，我们的生活水平就要打折扣。有一利必有一弊，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囚徒困境作为自己的一种行为策略。
现在我们做个假设，你正作为一名士兵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你们在战场上遇到了敌军。假设你们都不怎么爱国，那么活命是你们的最高目标。
在战斗打响时，避免成为炮灰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逃跑，而其他人留下来战斗。
当然，假如你这边的其他人也跟着逃跑，那么你的逃跑就更显得明智了，因为当敌军打到你们这边时，你一定不希望只剩下自己在战斗。
因此，不管其他人怎么做，逃跑都是你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
但是，假如你这边的每个人都逃跑，那么你们大概只有全军覆没。
在这种情况下，类似囚徒困境的“懦夫困境”就出现了。
假如你这边的每个人都逃跑，敌军就很容易把你们一举擒获并加以歼灭。因此，与其每个人都逃跑，不如每个人都留下来更有利。
就个人而言，懦弱一点比较有利；就团体而言，勇敢一点对大家都好。部队自有打破这个懦夫困境的方法，古罗马就有这样的军规，军队排成直线向前推进的时候，任何士兵，只要发现自己身边的士兵开始落后，就要立即处死这个临阵脱逃者。为使这个规定更可靠，未能处死临阵脱逃者的士兵也会被判处死刑。这么一来，战斗打响的时候，每个士兵都勇猛地冲锋陷阵，“懦夫困境”也就不攻自破，正所谓“大棒之下无懦夫”。
罗马军队这一军规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西点军校的荣誉准则之中。该校的考试无人监考，作弊属于重大过失，作弊者会被立即开除。不过，由于学生们不愿意“告发”自己的同学，学校规定，发现作弊而未能及时告发，同样违反荣誉准则，也会被开除。一旦发现有人违反荣誉准则，学生们就会举报，因为他们不想由于自己保持缄默而成为违规者的同伙。与此同理，各国刑法也将未能举报罪行者与罪犯同论。
推行价格联盟，为价格战解套
小罗在市里一条步行街上开了一间书店，开张三个月后，生意还算不错。可惜好景不长，一个姓裴的商人很快就在街角也开了一间书店，一份生意两家做，自然就没有当初那么赚钱了。小罗气得直跳脚，发誓一定要让对方生意做不下去。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吸引顾客的办法：打折。小罗书店的玻璃上贴出了一张宣传单：本店图书除教材外，一律八五折！这之后，书店的生意果然红火了几天，不过裴某也很快想出了对策：本店图书一律八折。小罗一狠心，又贴出了告示：本店部分图书七五折，凡购书满百元者赠送精美礼品！就这样，两家书店打起了“价格战”，两个老板见到对手眼睛就冒火。两个月后，小罗拿起计算器一算账才发现，两个月来，劳心劳力却利润微薄，几乎成了赔本买卖。
可想而知，他的对手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争相压价，必定两败俱伤。
再比如，格兰仕与美的就小家电收购一事曾大打口水战，引起一段同城恩怨。说起两家的恩怨，可谓源远流长。当年格兰仕进军空调行业时宣布要做中国空调的制造大王，而空调恰恰是顺德空调行业老大美的的拳头产业；同样，美的小家电也进入了微波炉领域，并且做到了全国市场第二，紧跟在格兰仕之后，而微波炉也是格兰仕的核心产业。两家都把对方进入自己的核心产业领域看做是对自己的侵犯。于是，仇恨就此形成。其实，不光是格兰仕与美的之间互相视为仇敌，同在顺德的万家乐和万和之间亦常常兵戈相见。青岛的海尔和海信之间，合肥的美菱和荣事达之间，都发生过类似的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恶性竞争。
20世纪90年代的彩电价格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家为了争霸而起。当年的长虹举起价格屠刀，大杀四方，随后创维、TCL、康佳等企业也不甘示弱，纷纷跟进，一时间烽烟四起。最后，大家都无钱可赚，彩电行业成为夕阳行业。
这样的事件，让已经“跨世纪”的我们仍然感到遗憾。
其实无论是两个书店的老板，还是上文提到的电器产业，无不陷入了博弈中的囚徒困境。它给人们的启示是：价格大战不是企业制胜的法宝，而是伤害了竞争各方的双刃剑。
在纯粹的困境模型中，博弈者有很多限制条件，比如无法实现合作，只是单纯的一次性博弈等，在现实中，则不存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面对价格大战，企业完全有可能采取有效措施，冲出价格战的困局，而其中最巧妙的一种措施莫过于通过一个保证加以惩罚的承诺推行一个价格联盟，而且是以竞争的名义进行。
关于这个措施，我们可以通过“国宁电器”和“大华电器”两家家电连锁的价格联盟来予以解释。
在同一街道上，并存着“国宁电器”和“大华电器”两大电器连锁店。“国宁电器”已经打出了自己的口号：我们不能积压产品。我们从不积压产品。我们的价格是最低的，绝对最低。而“大华电器”虽然没有打出如此信誓旦旦的口号，但是每次购物你都会得到这个商场的“最低保证”。按照这一承诺，假如你在别的地方看到更低的价格，商场会按差价的双倍赔偿给你。这样一来，两家连锁店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对方结成价格联盟，虽然两家并没有就此专门讨论商议过，但是出于对各自利益的考虑，他们不约而同作出了此种选择，而这也是两者的最佳选择，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假设，一台DVD播放机的批发价是300元，现在两家都卖600元，如果“国宁”偷偷作弊，减价为550元。假如大华没有那个最低价的承诺，“国宁”完全有可能把顾客吸引过去，但是现在问题是“大华”有那么一个承诺，所以，这回“国宁”的减价完全是个错误。因为依据这个最低价承诺，“大华”的实际卖价应该是500，这样一来，比大华减得还厉害。当然了，“大华”也一定不愿意就这么少赚100元，所以，当听到“国宁”减价的消息，他的措施肯定是降价至550。
但是，不论是哪种情况，“国宁”和“大华”的结果都不如原来，既然如此，又何必做那么多事呢？还是把价格统一维持在600元好了。
虽然联合哄抬物价是非法的，但是“国宁”和“大华”还是心照不宣地结成了这么一个价格联盟。
聪明的读者也可以看到，这个价格联盟的运行机制是：觉察作弊，并且惩罚作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