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予己在天地间独舞的胆量
南怀瑾先生曾感慨孟子的遭遇，却赞同其虽因生不逢时，郁郁不得志，而始终为人伦正义、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的品格。“莫看船儿无底，有心就能渡河”，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发挥到了最大化。直至老之将至，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败，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就如寒梅般，在冰雪中怒放。孟子是典型的生不逢时者，凄凄然惹人生怜，却也心生敬佩。
很多人都说上天是公平的，但这大多是无奈之下的自我安慰。上天很少会眷顾人类，命运无常才是真道理。因此与其把人生寄托于天意，不如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无论是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都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与其抗争到底，绝不轻易言败、妥协，生命的意义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深刻。
在美国，有一位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在即使身上全部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买一件像样的西服的时候，仍全心全意地坚持着自己心中的梦想，他想做演员、拍电影、当明星。
当时的好莱坞共有500家电影公司，他逐一数过，并且不止一遍。后来，他又根据自己认真划定的路线与排列好的名单顺序，带着自己写好的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剧本前去拜访。但第一遍下来，500家电影公司没有一家愿意聘用他。
面对百分之百的拒绝，这位年轻人没有灰心，从最后一家被拒绝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他又从第一家开始，继续他的第二轮拜访与自我推荐。在第二轮的拜访中，500家电影公司依然拒绝了他。
第三轮的拜访结果仍与第二轮相同。这位年轻人咬咬牙开始他的第四轮拜访，当拜访完第349家后，第350家电影公司的老板破天荒地答应愿意让他留下剧本先看一看。几天后，年轻人获得通知，请他前去详细商谈。就在这次商谈中，这家公司决定投资开拍这部电影，并请这位年轻人担任自己所写剧本中的男主角。
这部电影名叫《洛奇》。而年轻人的名字就叫席维斯·史泰龙。现在翻开电影史，这部叫《洛奇》的电影与这个日后红遍全世界的巨星皆榜上有名。
妥协是生命的枯萎，也是人生的悲哀。面对生命的困苦与波折，我们要学习史泰龙勇于与命运斗争的精神——对生活抱有希望，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不管遭受多少冷漠和白眼，依然能以平和的心态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大智大勇之人。史泰龙已经视磨难为雕琢自己的刻刀，自己会随着打磨雕刻变得越来越出色。生活就当如史泰龙，而不应像一些人空有满腔的抱负，却一直在迁就他人，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最终走向悲剧的命运，屈原就是这样可悲可悯的人物。
屈原出生于楚国的贵族。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他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便升至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起初他颇受楚怀王的信任，官至左徒时，主张授贤任能，彰明法度，改良内政，联齐抗秦。但是，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暗中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用计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最终被放逐到江南，郁郁不得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五日这天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认为：“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愤然跳进滚滚江水，一生思想与抱负付之东流，从此只有鱼儿与他做伴。其实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洁，确实有些不值得。既然无力改变“举世皆浊”的世态，就应该傲然面对，做自己能做的，岂不更好！“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当年渔父的一首《沧浪歌》，虽隔了千年，音犹在耳。从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无论身处清世抑或浊世，都要刚直进取，要有豁达的心胸。
人生憾事斑斑，如果一味的妥协，那么一代文人也只能成了人间苦难的首席歌者，唱出了历经****后的悲凉之音。所以如果你的思想高洁，处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况下，不妨曲高和寡，至少留有自己的发言权，即便不能“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千秋思念、万世传颂，亦能活得虎虎生威、有滋有味，这才不白活一回，不妄到人世走一遭。死亡永远不是最好的选择，活着才是真正的勇者。
语我世人，即使生不逢时，也不必叹息，坚持本色精神，让生命高蹈，舞出属于自己的天地。走适合自己的路，把心胸放到更远更阔，把视野放到更大更广，即使脚下无船，心中有船，也可以在滔滔大河中畅快淋漓的前行。
大辩不言，无视即是反击
在现实生活中，口舌之交是人际沟通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沟通过程中，说来说去，自难免有失真之语。诽谤就是失真言语中的一种攻击性很强的恶意伤害行为。俗语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也许，在很多时候，诽谤与流言并非我们所能够制止的，甚至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流言。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对待流言的态度就显得十分重要，正如美国总统林肯所说：“如果证明我是对的，那么人家怎么说我都无关紧要；如果证明我是错的，那么即使花十倍的力气来说我是对的，也没有什么用。”林肯的观点与南怀瑾先生对待诽谤的态度——遇谤不辩是如出一辙的。
当流言飞语已经出现，一味地争辩往往会适得其反，让人觉得你在欲盖弥彰，有句话叫做“解释便是掩饰”，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因此还属鲁迅先生说得好：沉默是金。的确，很多时候我们越是急于表现自己，就越是起到相反的效果。误会发生了，即使你再虔诚的解释，对方也未必听得进去。所以对付诽谤最好的方法便是保持沉默，让清者自清而浊者自浊，此乃最明智的选择。
《新唐书》中有一则武则天与狄仁杰的故事：武则天称帝后，任命狄仁杰为宰相。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你以前任职于汝南，有极佳的表现，也深受百姓欢迎。但却有一些人总是诽谤诬陷你，你想知道详情吗？”狄仁杰立即告罪道：“陛下如认为那些诽谤诬陷是我的过失，我当恭听改之；若陛下认为并非我的过失，那是臣之大幸。至于到底是谁在诽谤诬陷，如何诽谤，我都不想知道。”武则天闻之大喜，推崇狄仁杰为仁师长者。
俗话说：流言止于智者，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不会被流言中伤的。因为他们懂得用沉默来对待那些毫无意义的流言诽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沉默是最好的反抗。这种无言的回敬可使对方自知理屈，自觉无趣，获得比强词辩解更佳的效果。”在面对无聊的人的谣言攻击时，唯一的态度就是不辩。无视对方，就是给对方最好的反击。
正如南怀瑾先生告诉我们的那样，浊者自浊、清者自清，用不着过多的解释，也没必要整天为着别人说过的话而给自己平增烦恼。就用心如止水来应对诽谤，令其被时间洗礼，荡涤掉表面的伪装，诽谤自然不攻自破。在生活中，拥有“不辩”的胸襟，就不会与他人针尖对麦芒，睚眦必报；拥有“不辩”的情操，宽恕永远多于怨恨。
在白隐禅师所住的寺庙旁，有一对夫妇开了一家食品店，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无意间，夫妇俩发现尚未出嫁的女儿竟然怀孕了。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使得她的父母震怒异常！在父母的一再逼问下，她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白隐”两字。
她的父母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隐理论，但这位大师不置可否，只若无其事地答道：“就是这样吗？”孩子生下来后，就被送给白隐，此时，他的名誉虽已扫地，但他并不以为然，只是非常细心地照顾孩子——他向邻居乞求婴儿所需的奶水和其他用品，虽不免横遭白眼，或是冷嘲热讽，他总是处之泰然，仿佛他是受托抚养别人的孩子一样。
事隔一年后，这位没有结婚的妈妈，终于不忍心再欺瞒下去了，她老老实实地向父母吐露真情：孩子的生父是住在同一幢楼里的一位青年。她的父母立即将她带到白隐那里，向他道歉，请他原谅，并将孩子带回。
白隐仍然是淡然如水，他只是在交回孩子的时候，轻声说道：“就是这样吗？”仿佛不曾发生过什么事；即使有，也只像微风吹过耳畔，霎时即逝！
白隐为给邻居女儿以生存的机会和空间，代人受过，牺牲了为自己洗刷清白的机会，受到人们的冷嘲热讽，但是他始终处之泰然，只有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就是这样吗？” 面对诽谤，白隐显得那么淡然自若，其修为之深不可预测。也许有人会说他傻得可怜，然而对于修佛之人来说，心容万物，藏污纳垢，其实算不得什么，反而是大无畏的精神。
《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周，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至高无上的真理是不必宣扬的，最了不起的辩说是不必言说的，最具仁爱的人是不必向人表示仁爱的，最廉洁方正的人是不必表示谦让的，最勇敢的人是从不伤害他人的。真理完全表露于外那就不算是真理，逞言肆辩总有表达不到的地方，仁爱之心经常流露反而成就不了仁爱，廉洁到清白的极点反而不太真实，勇敢到随处伤人也就不能成为真正勇敢的人。
南怀瑾先生认为，只要具备这五个方面就是融汇了做人的道理。真理不必宣扬，做人不必标榜。真正有修养的人，即使在面对诽谤时也是极具有君子风度的。所谓浊者自浊、清者自清，遇谤不辩，诽谤最终会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的。
南怀瑾先生应对诽言的方式，与白隐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误解与猜疑，就让我们做“流言止于智者”中的智者，宽容豁达地面对一切风风雨雨，我们的人生必定是另一种局面。
宽容：以直报怨才是道
南怀瑾先生感慨战国时期各国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从而分析其原因，指出当时各国之所以走富国强兵的路线，大多都是为了雪耻强国。这是战国时代各国间共同的情况——相当于个人的冤冤相报、以怨报怨。在循环报复的思想下，绵延了几百年的战乱苦了几代百姓。
国家间因仇恨、因“睚眦必报”而兵戎相见，最后受伤害的是百姓。而个人冤冤相报、以怨报怨的后果是既伤人又害己。
东汉时期，苏不韦的父亲苏谦曾做过司隶校尉。另一个官员李皓和苏谦素有嫌隙，因此怀着私愤把苏谦判了死刑。当时苏不韦只有18岁，他把父亲的灵柩送回家，草草下葬，又把母亲隐匿在武都山里，自己改名换姓，用家财招募刺客，准备刺杀李皓，以报杀父大仇，但刺杀一直没有成功。很久以后，李皓升为大司农。
苏不韦暗中和人在大司农官署的北墙下开始挖洞，夜里挖，白天则躲藏起来。干了一个多月，终于把洞打到了李皓的寝室下。一天，苏不韦和他的人从李皓的床底下冲了出来，不巧李皓出去了，于是杀了他的妾和儿子，留下一封信便离去了。李皓回房后，看到这个场面大吃一惊，以后他每天都在室内布置了许多荆棘，晚上也不敢安睡。苏不韦知道李皓已有准备，杀死他已不可能，就挖了李家的坟，取了李皓父亲的头拿到集市上去示众。李皓听说此事后，心如刀绞，又气又恨，却不敢声张，没过多久就吐血而死。
苏不韦的一生生活在仇恨之中，为报仇竭心尽力。李皓只因一点儿私人恩怨无法忍受，就置人于死地，结果招致老婆孩子被杀，死了的父亲也跟着受辱，自己最终气愤而死，被天下人耻笑，真是愚蠢至极。以怨报怨就是如此，仇恨双方都得不到好处，这是一种“双输”的行为。因此何不将“冤冤相报何时了”变成“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双赢，用一颗宽容的心对待仇恨呢？
古人云：“冤冤相报何时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一种宽容，一种博大的胸怀，一种不拘小节的潇洒，一种伟大的仁慈。自古至今，宽容被圣贤乃至平民百姓尊奉为做人的准则和信念，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并且视为育人律己的一条光辉典则。宽容也是一种幸福，饶恕别人，不但给了别人机会，也赢得了别人的信任和尊敬，自己也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
当然宽容并不是“以德报怨”，这是一种没有原则的宽容。孔子提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体现出了老夫子的睿智，因为宽容也是有条件、有原则的，不可因一味宽容而纵容邪恶，这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许多人说孔子的弟子微生高直爽、坦率，但是孔子认为大家的话说过分了，他并没有符合这种修养。“或乞醯焉”，有人向微生高要一杯醋浆，他没有，便到别人家去要一杯醋来再转给这个要醋的朋友。孔子认为这样的行为固然很好，很讲义气，但不算是直道。直道的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必转这个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即可。以德报怨，固然是伟大的表现，但有时并不适合生活的实际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