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很小心很小资地生活着，小的时候是忍让，长大了，就用矜持与优雅紧紧地绑缚着自己，这样的状态，自然与混乱的现实对接不起来，比如在打架与骂人这些事上，我自小就不是人的对手。小的时候，与比我小两岁的妹妹打架，虽然我比她劲大，而每次争吵或是动手，我都不是她的对手，吃亏的总是我。每次，妈妈都要安抚我说：“你妹妹小，脾气倔，你知道她的性格，就让着她点吧，谁要你是姐姐呢，吃自家人的亏也不算亏。”
今天的值班，我在被人踹了一脚后，也暗暗地容忍了，没有与伤我的人计较。因为相对于异国人来说，踹我一脚的那个中国人我也把他算作了自家人。
因为天气不好，航班大面积延误，旅客一直就没有消停地沸沸嚷嚷闹腾了一天。从早八点到现在的深夜，我与对班人员马不停蹄地出现场，局里也安排了几个人员到所里帮助工作，局长政委也都下到了第一线。到晚上十一点多，已陆陆续续地有几十个航班相继的离场，大厅里还有几百名滞留旅客，我们都已经疲惫不堪。
其他值班人员回宿舍休息待命，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把监控镜头转到停机坪，这个时候，机坪上空正有雷电闪过，停机坪在一刹那被照得亮白如昼。每次闪电的时候，那十几架静卧在机坪上的飞机就会清清楚楚地陈列在宽大的监视屏上。这样的情景，常常使我恐惧与慌乱，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样的天气里，应对旅客的失控情绪与过激行为，是让人非常头疼的事。
近十二点的时候，不愿意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对讲机报出三号登机口又发生了警情！
我将警械装备系在腰间，将现场记录仪快速揣进口袋，操起对讲机进入了事发现场。
在三号登机口处，大批旅客将服务人员团团围在中间，质问，谩骂声不绝于耳，现场一团糟乱，还有人在厮打。
“这里不许打架，有事跟我到派出所解决。”同时通过对讲机呼叫协警到场。
看到我来干涉他们，一个满嘴喷着酒气的老男人用手狠狠地掳了一下我的胳膊，我被他拉了一个趔趄。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自从警以来，还从没遇到这种情况。我努力地镇定下自己，用对讲机天线指向他：“你要袭警？”在我把手伸向了腰间的装备的时候，一个强悍的女人从身后将我死死地抱住，我胳膊动不了，警械抽不出。那个老男人也在同一时刻向我扑了过来，我心中一凛，一个念头就是我要成为烈士了。
就在他接近我的一刻，一个人从身后将他也死死的抱住。
挨打的一方是西装笔挺的三个韩国人。在这场厮打中，我亲眼看到那个老男人在那个年轻的韩国人脸上很响亮地扇了两个耳光。他没有还手，也没有言语，只是被动地躲避。他的两个同伴也默然地看着同伴挨打，不言语，不帮架。
事情起因很简单，那个老男人喝了酒，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的女人在他身边也睡着了。尽管大厅内冷气开得很足，却因为暴雨，空气湿闷，气压低，加上长时间无望的等待，使众人疲态尽显。在很多人横七竖八以各种姿态入睡的时候，那个年轻的韩国人，公然地拿出相机，对准国人各色睡相不断地拍照。相机的咔嚓声在静寂的空间里特别清晰，那个女人首先跳起来，揪住韩国人，要求交出相机，事端因此而起。
韩国人方面，没有人会说汉语。他们的嗯嗯啊啊对我比画着，我不能理解，我示意那个年轻的韩国人与那个女人跟我到派出所解决问题。
在往外走的当口，那个被松开的老男人冲了过来，对准那个韩国人白净的脸上就是一拳。我用胳膊架他的当口，他抬起了脚，对准那个韩国人裆部踹去，韩国人躲开了，他那一脚，就坚坚实实地踹在了我的大腿上。我没有感觉疼，只感觉被他强力推了一下，身体猛然往后坐去，被人从身后扶住，没有跌倒。
这时，协警也来到了现场，协助我将现场主要参与的六个人带到了派出所。
三个韩国人穿戴很整齐，在三十几度的大夏天，他们依然是西装革履。而我们的同胞，很多人很随意地穿戴着，并且在公共场合不讲究地睡着。这些韩国人估计是要将这些人睡中的形象发布到国外去，因此引起众怒，引发国人强烈的爱国心。因为那个老男人喝了足量的酒，因此表现得特别强烈，对那个拍摄的韩国人大打出手。
在所里，老男人眼里的红光更盛。我要他在我对面坐下来，他不肯，转到打印机前，对着韩国人破口大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并试图搬起打印机砸向韩国人。我在内心里也倾向于他维护国格人格的行为，尽管鄙视他的简单与粗鄙。
协警将他牢牢地按在椅子上，我严厉地警告他不许在所里闹事，并准备对他采取约束措施。在我电话向值班局长请示汇报的当口，他竟然恶狠狠地威胁要打我。此时，几名身强力壮的协警站在他周围，我把警绳与手铐从腰间取出，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我冷冷地逼视着他，我很希望此时他能对我动手，那样我就可以对他采取约束措施。而他，也许是听到我与局长的对话，尽管醉酒，却明白约束措施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再没有动作，也不再说话，乖乖地红着怯怯的眼睛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向韩国人要过相机，仔细地审查其中每一张照片，没有看到他们说的关于睡相的照片。那个抱我的女人说，她亲眼看见韩国人把照片删了。
现在，已经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关于被人偷拍的说法，他们于是便要求韩国人将内存卡交出，以防他们回国后恢复照片。我看了看年轻韩国人，将相机交给他。他不会说汉语，却懂了意思，很利索地取出内存卡并恭敬地双手递交给我。我收拾起内存卡，问双方还有什么要求。韩国人没有表示，那个安静下来的老男人似乎已经酒醒，以相对平和的口气说，既然交出了内存卡，只要不把他们的照片发布到国外就行。
于是按照局长指示精神对他们做了安抚调处，双方达成和解。
因为韩国人的拍照行为确实有辱我国格与他人人格，我内心里也很不忿，就没有因老男人在我执行公务中向我施加暴力的行为，以妨碍公务或妨害司法的罪名来追究他。
航班结束后，在我站起身的时候，感到腰间有些麻木。很快地，这种麻木伴随着钝痛扩散到了右腿。我想，我本已脱出的椎间盘，挨了那老男人强力的一脚，恐怕是脱出得更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