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色、货、利以及口腹之欲,常常让人们任性自欺而上当受骗,许多人都心甘情愿地跳入陷阱而不自知。
曾有一条小鱼问阅历丰富的大鱼道:“妈妈,我的朋友告诉我,钓钩上东西是最美的,可就是有一点儿危险,要怎样才能尝到这种美味而又保证安全呢?”“亲爱的孩子,”大鱼说,“这两者是不能并存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绝对不去吃它。”“可它们说,那是最便宜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代价。”小鱼一脸艳羡。“这可就完全错了,”大鱼说,“最便宜的很可能恰好是最贵的,因为它希图别人付出的代价是整个生命。你知道吗,它里面裹着一只钓钩!” “要判断里面有没有钓钩,必须掌握什么原则呢?”小鱼又问。“那原则其实你都已经说了,”大鱼说,“一种东西,味道最鲜美,价格又最便宜,似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那么,钓钩很可能就藏在里面。”
大鱼的判断原则对于人来说,同样适用。人们有时像一只无意中掉入米缸的老鼠,满目都是白花花的大米,欣喜着不必辛劳出去觅食,却不见缸究竟有多深。吃着存米,做着美梦,眼看着米一天天减少,自己离缸口也越来越远,却总舍不得抽身离去。直到有一天,缸中米已见底,才发现自己想跳也跳不出去了。
非洲有一种非常灵巧的小鸟,叫花鸟。 一天,一只花鸟正在树林里自由地飞,忽然,一只巨鹰朝她飞了过来。花鸟急忙飞落到树的枝头上,张开双翼,远远望去,就像五个美丽的花瓣。而她的小脑袋呢,则像鲜艳迷人的花蕊。恰巧,喜欢采吸花蜜的两只蝴蝶飞过这里,小蝴蝶一瞧见花鸟便说:“妈妈,快看,那是一朵多么美丽的花儿啊。” 蝴蝶妈妈盯着花鸟仔细地看了看,慌忙拦住要飞过去的小蝴蝶说:“孩子,别过去,那是花鸟。在鹰的眼里,也许她只是一朵美丽的花,可对于我们这些小昆虫来说,她却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声色货利,自古以来便是得心应手的阴谋。
我们都知道盛唐以后,宦官专权日趋严重,继高力士后,宦官李辅国独揽朝政,甚至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皆听老奴处置。”几十年后,唐朝廷又出了一个擅权干政的大宦官仇士良。仇士良擅权揽政二十余年,一贯欺上瞒下、排斥异己、横行不法、贪婪残暴,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史书评价他是“有术自将,恩礼不变”,有长期把持朝政大权的秘诀。那么他的最大奸术又是什么呢?
在感到日暮途穷、有可能遭到武宗清算时,仇士良这个老奸巨猾的阉党首领自动请求告老还乡,希望以退自保。临行前,他对送行的喽啰、宫内爪牙们说:“要把皇帝控制在手里,千万不可让他有空闲工夫。他一有空闲,势必就要读书,接见文臣,听取他们的谏劝,智深虑远,不追求吃喝玩乐。这样,我们就不能得到宠信,权势也会受到影响。为了你们今后的前程打算,不如广置财货鹰马,用以迷惑皇帝,使他极尽奢侈,没有一点空闲时间。这样,皇帝就必然不留心学问,荒怠朝政,天下事全听凭我们,宠信、权力还能跑到哪里去?”这一席话
说得众宦官茅塞顿开,如获至宝,一个个俯首拜谢。
以声色犬马困住你,让你无暇顾及其他,只知道此间乐,不思蜀,自己却慢慢沦为别人的傀儡。《红楼梦》“魇魔法叔嫂逢五鬼”一回中写道熙凤与宝玉遭逢魔魇,归根结底也在于被声色货利所迷。冷眼看,世间有几人能逃出声色货利的罗网?只不过有的人看透得早些,有的人至死不明。
尚贤不应成为虚伪的“药方”
许多人不理解老子为何让人“不尚贤”,南怀瑾先生解释说,其实其中另有深意。老子所目睹的春秋时代,正是分崩离析、动乱衰败的初始,乱象已蔚,人为之过。因此,他更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当时治疗“乱世之争”的“尚贤”偏方,其后果是有莫大后遗症的。唐代罗隐曾诗云:“逼脸横颐咽复匀,也曾谗毁也伤神。自从鲁国潸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
历代史实告诉我们,所有破坏社会安定,引起历史文化一再变乱的,大概都是“不是奸人即妇人”所造成。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虚伪不一的言行。天下人才,贤士固然难得。贤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晓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长,不标奇立异,针对危难的弊端,因势利导而不存机心的大贤,实在难得。
当时各国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网罗天下才能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统称为“贤者”。殊不知,这一类的贤者愈多,则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所以老子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
在此,我们可以读读庄子曾讲过的一则寓言,体验其中的异曲同工之理。
孔子的徒弟子贡前往南方的楚国游历,返回晋国,经过汉水南岸时,看见一位老人在菜园中劳动。这位老人凿通一条地道到井边,抱着瓮装水过来灌溉,费了很大的劲,效果却很差。子贡说:“现在有一种机械,每天可以浇灌一百块菜园,用力很少而效果很好,老人家不想要吗?”种菜老人抬起头来看着子贡说:“怎么做呢?”子贡说:“削凿木头做成机器,后面重前面轻,提水就像抽引一样,快得像沸水流溢。这种机械叫做槔。”
种菜老人面带怒容,讥笑子贡说:“我听我的老师说:‘使用机械的人,一定会进行机巧之事;进行机巧之事的人,一定会生出机巧之心。机巧之心存在于心中,就无法保持纯净状态;无法保持纯净状态,心神就会不安宁;心神不安宁,是无法体验大道的。’所以,我不是不懂得使用机械,而是因为觉得羞愧才不用的。”子贡满脸羞愧,低着头不说话。
庄子的这个寓言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在反对科学,他其实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若在机巧之路上迷途不返,就只会在机巧之路上越走越远。就像一个追赶自己影子的人那样,自己跑得越快,影子也跑得越快,永远没有追到的一天。
摒却“机心”,其实与老子的“不尚贤”类似,即与其让人们追求一个“贤德”的标准,不如保持内在朴实的本性,以免“画虎不成反类犬”,背离自然之道。
南先生解释,“尚贤”、“不尚贤”究竟孰对孰错,都不是关键所在,重点在于居上位的为政之人,对待任何事,如果都不特别标榜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典型,那么有才智的人,会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才能不足的人,也会安守本分。倘使标榜怎样才是好人,那么人们为了达到目标,便会不择手段去达到标准的模式。在争的过程中,利用手段权术,反而使人事紊乱。
其实,人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人们无论位高位低,对于互相怨憎的诽谤以及相互称颂的赞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受其迷惑。领导者更应如此,一旦先入为主,便会陷入偏方后遗症的不治之祸中。所以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抓住老子思想精髓所在的人,如汉文帝便能成为一代名主。不过后世中有些假冒为善的帝王们,画虎不成反类犬,徒留笑柄。晋武帝司马炎就是一例。
司马炎谋权篡位当上了晋朝的开国皇帝,这位以欺诈起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君主,在他在位的第四年发生了一件事,竟然波及后世中国科技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
太医司马程阿谀谄媚,为讨好皇帝,利用精工绝巧的手工艺,精心设计制作了一件“雉头裘”,奉献上去。司马炎为标榜恭俭,将这件精巧的裘服在殿前烧毁,并下了诏书,认为“奇技、异服,典礼所禁”。机巧技艺、奇装异服是传统文化精神中所反对的,特敕令内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
南先生总结说,读中国的历史,姑且不论司马氏的天下是好是坏,以及对司马炎的个人道德和政治行为又做什么评价,但历来对奇技淫巧、精密工业以及科技发展的严禁,大体都是效法司马炎这一道命令的精神。因此,便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永远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曾有几个场景便将乾隆皇帝效法司马的虚伪之举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奖赏一位身着补丁官服的虚伪官吏,标榜俭朴;他对西洋供奉的舰船模型不屑一顾……电视是在杜撰历史,也是在重现历史,许多封建帝王都是在老子传世“三件宝”中学到了些皮毛,便自欺欺人。帝王治世之道,便是现代的领导艺术;古代的处世之道,如今依然有着不变的价值。
生如过客,枉计得失输赢
南怀瑾先生说,“不尚贤,使民不争”是消极的避免好名的争斗,“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是消极的避免争利的后果。权与势,是人性中占有欲与支配欲的扩展,很少有人能够跳出权势得失的圈子。正如明朝无名氏在其所著《渔樵闲话》中写道:“为利图名如燕雀营巢,争长争短如虎狼竞食。” 人常常被得失所左右,一时的成败得失、争短论长,常常让人陷入欲望的陷阱。
佛经中说,凡是对一切人世间或物质世界的事物沾染执著,产生贪爱而留恋不舍的心理作用,都是欲。情欲、爱欲、物欲、色欲,以及贪名、贪利,凡有贪图的都算是欲。只不过,欲也有善恶之分,善的欲行可与信愿并称,恶的欲行就与堕落衔接。
得失的欲望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情感宣泄和精神的需求,是消解生活与乐趣的方式。得可以是荣耀,失可以是尺度。智者看淡得失,耿耿于怀者则斤斤计较。有一则成语故事“楚王遗弓”,讲的便是对待得失的态度。
春秋时,楚王行猎,失落了一张名贵的弓,众人四下披草寻觅,却一无所获。侍卫长忧惧万分,匍行回报,自愿领罚。想不到楚王仰天而笑,挥手说:“楚王遗弓,楚人得之,皆吾胞吾民,不必找了!”这事很快传扬开来,市井酒肆之间,闻者无不动容,都称颂圣上心量宽宏,是恺悌君子。有人去问孔子,孔子点点头,淡然一笑,只说:“天下人人可得,何必曰楚?”孔子在慨叹楚王的心还是不够大,人掉了弓,自然有人捡得,又何必计较是不是楚国人呢?
“人遗弓,人得之”应该是对得失最豁达的看法了。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世间的一切总是继往开来,生息不断的,得与失,到头来根本就是一无所得,也一无所失!
有首小诗中说:“不要说你得到的太少太少,不要说你失去的太多太多,多的还会化成少,少的还会化成多……”然而,许多人却看不透得失的本质。
患得患失的人,一生总是很苦恼,对取舍疑虑不决,本来拥有一些自己并不需要而多余的东西,却又费尽脑汁想使这些东西不减反增。其实,得与失只有一线之隔,意以为得,就是得意;意以为失,就是失意。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也能得意在其中;秦王统一六国,兼并天下,也能失意于其间。说到底,总是内心蠢蠢的欲望在作祟。
依据老子的本意,要使得人们真正做到不受私欲主宰,必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如此这般,在现实社会谈何容易?难就难在无欲与虚心。正因为不能无欲,因此老子才教给人们一个消极的办法,只好尽量避免,“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