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并不认同剥夺天主教教士土地占有权并以发放薪水来解决其收入问题的观点，尽管这一观点普遍流行并且根深蒂固，但我始终认为，这样做只对罗马教廷和尘世的君主们有帮助，而人民自己却失掉了通往自由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盟友。
试想一下，一个人，不能有家室，而且只能服从一种外在的权威，唯一可以把他们维系在土地上的就只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如果砍掉了这一层联系，他就等于失去了归属感。他只能像一个陌路人一样生活在这块他偶然降生的地方，没有任何利益能够直接触动他。在心灵上，他只能依赖教皇，在生活上，他只能仰赖君主。教会成了他唯一的祖国。因此，他只关心什么对教会有害，而什么对交会有利，除此之外的任何公共政治事件他都漠不关心。
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杰出的基督教徒，但同样也是一个平庸的公民。在任何社会中，教士团体都肩负着儿童导师和道德领路人指导的职责，如果他们拥有这样的情感和思想，我们不得不担心，整个民族都会在下意识中对公共政治事务漠不关心。
我们只有重读1789年教士等级的陈情书，才能真正理解人们地位的变化所引起的精神革命。
在教士陈情书中，最常见的一种情感是不宽容，他们依恋曾经有用的特权，有时简直到了顽固的地步，但尽管如此，同第三等级已经贵族们一样，他们也仇视****制度，热爱政治自由，并支持公民自由。
他们宣布个人自由应受法律的保障，而不是仅仅依靠承诺，他们要求摧毁国家监狱，废除特别法庭和调案，一切法庭辩论分开，所有法官不得罢免，所有公民均可录用任职，并且把才干作为任职的唯一标准。
在征兵的过程中，不能对带有侮辱与压迫人民的性质，并且任何人不得免除兵役，同时，他们要求赎买领主权利，因为领主权利源于封建制度，是和自由截然对立的，他们要求劳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废除内地关税，他们还要求每个教区至少设立一座私人学校并且实行免费教育，所有乡间都要开设诸如济贫院和慈善工场之类，并且尽一切方法鼓励农业。
而在国家政治层面，他们强烈要求国民拥有召开议会，制定法律，并且自由表决捐税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利。他们认为，在未经本人或其代表投票表决的情况下决不允许强迫任何法国人缴纳捐税。教士们还要求自由选举的三级会议必须年年召开，在国民面前讨论一切重大事务，三级会议必须制定具有普适性的法律，任何特殊惯例或特权不得与之冲突，三级会议编制全国预算，甚至包括王室的开支，三级会议代表神圣不容侵犯，大臣必须始终向三级会议负责。最后，他们还要求各省都设立三级会议，各个城市都设立市政府。
而关于神权方面的问题，在他们的陈情书中却只字未提。
尽管教士阶层中不乏恶名昭彰的成员，但客观而言，在大革命突然袭来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比任何国家的教士更加卓越，更加开明，拥有更少的自私，和更多的公义，与此同时，他们的信仰也更坚定——对教士的迫害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研究的初期，我对教士充满偏见，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他们的敬意与日俱增，教土身上的确有缺点，他们好侵占，少宽容，无原则地维护自己的特殊权利。但客观的说，那是所有行业组织所以固有的缺点，任何一个群体紧密联结成团体组织的时候都免不了会出现这样的特点。
在旧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同样比今天的资产阶级更富有独立精神。甚至连这个阶级本身的缺陷也都有助于这种独立精神的发扬。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就已经提到，资产阶级在当时占据的公职比今天要更多，而中产阶级也同样热衷于获得这些公职。但那时候的公职和现在是不同的，因为那些职位都是花钱买的，既不是政府授予，也不会随便被夺走，也就是说，同样在政府中占据了大量的公职，但今天的资产阶级只能俯首帖耳，而那时候的人却因此而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利。
还有值得一提的地方时，尽管资产阶级无法与贵族阶层相融，但他们所获得的各种特权，已经他们与平民阶层的长期分割，把资产阶级塑造成了一群假贵族。而即使是假贵族，身上往往也拥有真贵族的那种高傲与反抗精神。
尽管当时的资产阶级已经被各自的利益分割为许多小群落，在群落从不关心整体，只在意自己的利益。但是在这种小群落内部，人们却有着共同的特权和尊严，没有人愿意抛弃自己的小群落苟且偷生。
每一个小群落都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非常小，但是台上依然打着聚光灯，台下依然有观众，没有一个演员会在这里懈怠。
除了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旧制度法国的还有另一条涌动着自由的暗流，那就是司法机构。
尽管那个时代的法国到处都是****的雷声隆隆，但人们依然会为自由而高声呐喊，而司法机构恰恰是他们呐喊的唯一途径。
不可否认，旧制度法国的的司法机关积重难返：司法程序复杂，内部阻力重重，手续缓慢费用昂贵，但是，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地位，决定了他绝不会屈从于中央政府，而且，法官实行终身制，不求升迁，也不会被罢免，因此不会被王权左右——正是这两点决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和精神。
的确，当时普通法庭的诉讼审理权已经被王权所剥夺，但是法庭依然让王权保持着敬畏之心。王权虽然能阻止法庭审理，但永远无权阻止法庭听取控诉，陈述意见。而且古代法语非常重视为事物寻找精确的概念，恰好当时的司法语言和这一古法语习惯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法官们经常会毫不留情地把政府的举动定义为****与武断行为。
当时的法院一直在以非正规地干预政府，这经常使行政事务无法正常展开，很多时候这反倒成了个人自由的保障，尽管当时的法国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但它的司法制度却保障着法国人民仍然是自由的人民——这恐怕就是“以毒攻毒”吧。
我们无法否认法国司法机构的腐朽，相比公共事务，它更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是同样我们也无法否认，在捍卫自己的独立与荣誉时，它始终表现得顽强不屈，这种精神感染着每一个接近他的的人。
有无数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
1770年，巴黎高等法院被撤销，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也随之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但是，没有一个人在国王的意志面前屈服退让。不仅如此，连其他类型的各法院——比如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法院——也挺身而出，愿意共同承担国王最严厉的惩罚。更精彩的还在后头：那些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的首席律师们也甘愿与最高法院同舟共济，他们宁可放弃自己的财富与地位，也决不同意在被羞辱的法官面前出庭。我不知道沐浴在自由中的人民是否曾有过如此伟大的举动，我只知道在18世纪的法国，路易十五宫廷附近，有这样一群独立，反叛的人。
很多时候，司法习惯往往决定着民族的习惯。法国的司法程序传递给民众这样的思想：一切事务都是可以辩论的，一切决定都是可以复议的，流程必须是公开的，程序必须是严谨的——这些与奴隶性格格格不入的思想，可以看做是旧制度留给我们唯一的自由精神教育。
甚至连政府自己也不自觉的接受着司法体系的影响，譬如国王在发敕令的时候必须说明理由，在下结论的时候必须阐明原因，在御前会议下判决的时候必须作详尽的开篇陈词，总督也会派遣执达员传达他的法令。而在所有法国行政机构的内部，人们都会对各类事务进行公开讨论，经辩论之后才作决定。
司法机构传递给我们的所有这些习惯，形式，都是君主集权进一步扩张的障碍。
在当时的法国，对压迫始终毫无反抗之力的阶层只有平民，尤其是农村平民。除了暴力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手段。那些贵族，资产阶级，教士或者司法人员所拥有的抵御手段都有一个先决条件：足够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而绝大多数平民都无法具备这一条件。
可以这么说：除了平民之外，法国的任何阶层都可以通过巧妙的手段在屈从中抗争。
在国民面前，国王始终以领袖而不是以主子的口吻说话。在路易十五的一道敕令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统率着一个自由慷慨的民族，我们满心荣耀。”在路易十五之前，他的祖上就曾用一种更古老的语言发表过类似的观点：“我们宁愿向自由人而不是向农奴讲话。”这是他在感谢敢于进谏的三级会议时所说的。”
18世纪，没有人刻意去培养对安逸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奴性的温床，它萎靡不振，却又冥顽不化，它很容易和诸如亲情，信仰，崇尚风化甚至按时参加宗教仪式等等私德交织在一起。它使人诚实，但也使人抛弃英雄主义的浪漫，它能让人安分守己，也会让人胆小懦弱。
18世纪的法国人，比现在的人要好些，也要坏些。
那时的人们崇尚欢愉，喜欢享乐，他们比今天的人更加放浪不羁，感情更加浪漫，思想更加跳跃，他们对我们当下习以为常的有礼貌有节制的****主义一无所知。那个时代的上层阶级关心的是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精致而不是更舒适，关心如何出名，而不是如何发财，连中产阶级也不是一心追求安逸，事实上他们常常会抛弃安逸，而选择层次更高的享乐方式，除了金钱之外，他们一样重视其它财富，当时有个人曾写下这样一句话： “我太了解我的民族了，他们是一群擅长铸造并浪费金银的人，但他们不会去崇拜金银，他们更关注他们的古代偶像身上所特有的东西——荣誉，价值，和慷慨的风骨。”
我还想说的是，不要通过一个人对最高权力的服从程度就去判断他的为人，这是一个错误的标准。在旧制度下，无论人们人们怎样屈服于国王意志，但他们绝不会服从一个有不合法的，有争议的，不为人尊重的政权之下，哪怕这个政权非常有用或者十分强权。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可耻的奴役。
无论国王怎样****，法国人心中对国王始终有着特别的情感，一种世界上其他****君王所没有的：在法国人的心中，国王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又像上帝一样值得崇敬。他们出于恐惧才服从国王的强横命令，而是出于爱。因此他们往往在极端的依赖性中，保持着非常自由的精神。他们并不厌恶服从，只是厌恶强制，他们真正厌恶的是迫使人服从的奴役感——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远远不如他们。
不要瞧不起我们的祖辈，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不要只盯着他们的偏见与缺点，我们同样应该发现他们伟大的一面。
综上所述，不要片面地认为旧制度下的法国就是一个充满奴役的时代，事实上，那时的人们比我们今天更加自由。不过，那是是一种非常规的、断断续续的自由，始而且始终与特权连续在一起。它从不为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保障，却又准许人们反抗他，尽管它很奇特的，也很局限，但它依然富有生命力。
这是这种畸形的，微弱的自由，在中央集权制下，所有人都变得相似，所有个性都变得柔弱的时代，正是这种畸形的，微弱的自由，让许多人保留了内心的特质，保留了荣誉感。而这些种子，为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高傲的战士，热血的天才，最终成就了伟大的法国大革命。
你能想象如此雄健的品德会在没有自由浇灌的土地上发芽生根吗？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这种非正规的畸形自由成就法国大革命的萌芽，那么，也正是这种自由，将会成为法国人成为建立自由法治国家的绊脚石。
第十二节 社会进步了，18世纪的法国农民却过得比13世纪还糟
应该说，18世纪的法国农民身处于一个不错的环境中：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自己的土地，不再有封建地主欺凌他们，也很少被政府的强暴行为波及。
但是，18世纪的法国农民同时身处于一个孤独的环境中——比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人群更加孤独。其他所有阶级的人都离他们而去，所有人都忽视了他们的存在，他们成了一群被遗忘者。
这是一种很新奇，很值得探讨的压迫方式。
根据佩雷费克斯的说法，早在17世纪初的时候，亨利四世就开始抱怨贵族抛弃了农村，到了到18世纪，大量的贵族已经逃离了农村，那个时代的所有文献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当时所有大贵族和部分中等贵族的人头税都是在巴黎征收的（人头税的征收依据是居民的实际住所）
那些不得不留在农村的贵族，几乎都是因为经济拮据而无力逃离，他们不得不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和农民朝夕相处。一方面，他们不再是农民的领主，所以也就没必要像以前一样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不像农民一样需要承担公共税收，他们就不会去同情农民的悲惨生活，也不会分担农民的苦衷，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类似的经历。
他们既不是这些农民的领袖，也没有成为他们的同胞，这种史无前例的情况让他们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尴尬中。。
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不在地主制心态，尽管这些贵族实际上仍然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但他们在感情上已经离开了这片土地，往往会表现地像一个地主管家而非地主本人。
他们会觉得佃农不过自己的债务人，对这些人敲骨吸髓，尽管他们对佃农所拥有的权力已经不如封建时代，但是他们的勒索却会比封建时代还要苛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