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战乱、新生与改革：历经战乱风雨，饱受战乱之苦的成都终于获得新生，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1.市制建置
辛亥革命以后，成都交通、商业、建设、教育等事业逐日发展，人口增多，原市政所组织，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8年9月1日，成都市正式建制。由驻军二十八军报请四川省政府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将成都市政公所改建为成都市政府。根据成都市政府组织规程规定，成都市政府是成都市一级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于四川省政府和行政院。市政府的设置为成都的发展开拓了良好的局面。
2.“大后方”重要中心城市之一
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东部国土的大片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虽然与“战时首都”的殊荣失之交臂，但凭借“天府之国”的美誉，宜人的气候环境，与“陪都”毗邻的地理优势，成都还是获得了一次由西南区域中心城市走向全国的发展机遇。
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西移，大批工厂企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和大量的高素质人才纷纷迁移到重庆、成都，成都经济出现跳跃式的大发展。战前成都现代工业寥若晨星，仅只有几个小规模的近代性质的工厂，如造币厂、火柴厂、兵工厂、制革厂、发电厂等。抗战爆发后，成都的现代工业也较前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据1942年的调查，成都共有各类新式企业105家。据1945年3月统计，成都共计有工厂330家。成都的金融业和商业在抗战期间也出现空前的大发展，仅银行、钱庄就有70至80家。成都成为抗战期间中国极为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
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大批学校、文化团体、文化人迁入西南，促进了西南城市文化教育的大发展。据当时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调查，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
大批高校以及高素质人才的内迁使成都成为战时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所高校迁至成都华西坝，与所在的华西协和大学一道成为有名的“五大学”。当时生活在成都的中外名人有朱自清、叶圣陶、冯友兰、吕叔湘、陈寅恪、钱穆、许寿裳、徐中舒、蒙文通、顾颉刚、马悦然、李约瑟、文幼章……他们都为成都这座古老的历史名城增添了新鲜的文化活力。
在军事方面，成都还是当时中国的航空中心，是中国空军的大后方。成都修建了广汉、新津、邛崃、彭山四个机场，以便运输物资弹药开展对日作战。1944年6月，美国飞机就是从成都多个机场出发的，出击了900多架次，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3.西南地区中心城市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始为川西行政公署所在地，1952年撤销行署，恢复四川省建制，成都市一直为四川省省会。1950年1月5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庆是大区直辖市和中央直辖市，还是众多的西南大区一级的机关所在地。1954年西南局及西南行政委员会撤销，重庆市也于同年7月1日正式并入四川省，成为四川省辖市。作为四川省会的成都在城市行政级别上高于重庆。西南中心由重庆转向成都，成渝城市地位再一次发生转折。
1952年7月1日，成都铁路局成立。成都铁路局管辖四川、贵州和重庆两省一市及云南省境内（部分）国有铁路以及合资铁路干道。成都铁路局的设立确立了成都西南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交通的便利有利于人员物流的集散，使成都与省内省外方方面面合作更加频繁，扩大了成都的城市影响力。1955年成都军区设立。1968年12月，西藏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归成都军区建制。1969年10月，成立四川省军区，归成都军区建制。成都军区实质上已经成为统辖包括川、藏两地在内的西南地区的军事重心。1958年11月，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在成都成立。1978年3月重建分院并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成为中科院全国11大分院之一。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是西南地区具有较大规模和实力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基地、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大大加强了成都城市的科技后备实力。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机关机构的设置是衡量一座城市中心地位的重要指标。成都因为众多机构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性遂已完成西南中心城市地位的树立。
在经济建设方面，“一五”计划时期，成都被国家列为八个重点建设的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在成都投资重点建设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全国156项重点工程有9项选址成都。成都成为全国重点建设的三个电子工业基地之一，并形成了以电子、机械、能源工业为中心的城市建设蓝图。这一时期成都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初步奠定了成都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基础。根据“一五”精神，成都市于1953年开始编制城市总体发展规划（首次），于1954年形成方案，1956年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准。规划确定成都市的性质为：省会，以精密仪器、电子、机械及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三线建设”时期，成都基本上建设起了一个具有一定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生产能力有很大的增加。国务院所属各部有一大批重要工厂、科研单位从沿海、东北等地迁入四川，机械工业、电子工业、航空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各项事业都有长足的进步。成都作为“三线建设”指挥部的所在地，在城市工业布局和科技实力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成都西南中心城市的地位已无可置疑。
4.中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成都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
在城市改革方面，成都以其西南中心的城市地位在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的1984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成为全国最早开始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试点、放权发展县域经济的城市之一。198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都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成为全国14个计划单列城市之一。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以后，改革开放开始向纵深延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1993年11月，成都市被国家体改委批复同意确定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成都市委市政府抓住机遇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成都市围绕深化国有企业，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这一中心环节，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进各项配套改革，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同时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在对外开放方面，成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1981年起成都先后与法国的蒙彼利埃、日本甲府、美国菲尼克斯、加拿大温尼伯等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由此开始与友好城市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文化艺术交流等，以促进成都的对外开放事业。1985年美国总领事馆落户成都，这是成都的第一座领事馆。美国之所以把领事馆选在成都，正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美领馆开馆仪式上所说，“成都是一个有前途的开放城市。”从此随着众多国家领事馆在成都的设立，外国领事馆已成为成都很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和平台，也是对外交流合作的渠道和桥梁，成都这个大都市的国际化进程必将加快。1992年8月，国务院批准成都市为内陆开放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为成都市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空前的机遇。成都市政府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许多外企都纷纷驻足成都，成都成为西南地区第一大开放城市。
在城市地位提升方面，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新时期许多国家中央级单位的重要分支机构纷纷在成都设立。1980年，民航成都管理局（后改名为民航西南管理局）在成都成立，与北京、上海、广州、兰州（后迁至西安）、沈阳一道成为中国民航6个地区管理局。成都作为西南地区航空枢纽地位即已确立。1985年6月，成都军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之一，辖四川、云南、贵州省军区和西藏军区。成都因而成为中国在大西南地区的军事中心。1993年，国务院把成都定位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两枢纽”（交通枢纽、通信枢纽）和“三中心”（科技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同年，国家体改委批准同意将成都列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199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派出的九大区行之一，负责履行中央银行在西南四省区（川、黔、滇、藏）的职责，统辖西南四省区金融业的发展。成都西南金融中心的地位无可置疑。因此，从某个层面上来说，这些机构的设立既是对成都城市地位的一种肯定，又是对成都城市地位的进一步提升。1999年，国务院批复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认定成都市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纵观成都几千年的历史，可以看到虽僻处西南，但凭其人杰地灵、物产丰饶，几千年来，成都一直在由“区域”努力走向“全国”，曾有过成为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的辉煌，也曾遭遇多次的战乱和动荡，甚至焚城，可谓历尽沉浮。20世纪末的成都已然是中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跨进新世纪，迎着新世纪的朝阳，成都的成“都”之路必将会向世界延展。
第二节世纪之初的成“都”之路——城乡一体，共建共享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10月22日，地处西部的成都召开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现场会，一场遍及全市1.24万平方公里城乡大地，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为主题，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由此拉开大幕——成都，在科学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上，开始了以城乡一体化谋求城市与农村同发展共繁荣的生动实践。
一、国家发展战略导向与成都的最佳选择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为此，全国各地都积极展开了各种实践和探索。自古以来，成都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城市，人多地少，资源紧缺，在面临众多选择的关键时刻，成都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三个集中”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探索出了“政府创新政策环境、市场活化经济资源、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是对城乡统筹这一国家问题提出的成都方案，既符合国家的政治考量，又符合成都具体的城市特质。
（一）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统筹城乡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发展逐渐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加剧等，导致了“三农”问题的出现。“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既是突出的经济问题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1.“三农”问题是影响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连续多年对“三农”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在国家全局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意义的中央“一号文件”屡屡涉及“三农”，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努力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生产力，以求彻底解决。但是由于受种种条件的约束和限制，“三农”未能根本解决。进入新世纪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继续重视“三农”问题，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为此必须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大报告的这些论述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特定的目标指向，要求把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升到理性思维的高度，体现了与时俱进的“三农”观。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三农”问题已是影响国家发展战略大局的重要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2.城乡问题困扰城乡的进一步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分割体制，造成多种不良社会影响，这些影响对乡村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都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首先，城乡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关系失调阻滞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协调和谐的城乡关系可以直接促进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村生产方式调整升级，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分割体制导致城乡形成了相对独立封闭的两大单元，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被阻断，由此造成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迟滞、农业现代化进程滞后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三农”问题的出现。不仅如此，城乡问题的存在还会对城市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导致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使得城市无法持续健康发展。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指出，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农村无以为继之日，也就是光鲜的城市颓然倒退之时”。
其次，城乡问题的长期存在限制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区域经济的腾飞。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讲，城市与乡村属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物质承担者。城市与乡村二者之间，既有对立也有统一，而不仅是简单对立的关系。在一定区域内中心城市和周边乡村共同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在这个经济区域中城市和乡村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城市与乡村在资源上的互补性、在生态上的共生性、发展上的相依性，由此也决定了城乡二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应该是互动、融合、协作、双赢的关系。然而，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导致城乡间无法形成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如此一来则“工”不能促“农”，“城”无法带“乡”。农村发展空间受到明显的制约，城市发展则表现出后劲不足。结果导致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无法形成，城乡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区域经济难以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