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甲在一个危险的丛林中已经生活了几个星期，他靠不时遇到的食物和水勉强维持生存。在同样的环境中，乙除了能维持生存外还有一支枪，一个入口可以关闭的秘密山洞。丙除了有乙的条件外，身边还有两个人。丁比起上述几个人来，身边还多一个最亲爱的朋友。戍身处同一个丛林，除拥有上述所有条件外，他还是那个小群体里很受尊重的领导者。于是我们可以依次称这些人为：勉强维持生存者，安全需要得到满足者，归属需要得到满足者，爱的需要得到满足者，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者。
这不仅是一系列不断增加的需要满足，也是一系列不断加强的心理健康程度。很明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一个安全、归属、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人，比只有安全和归属需要得到满足，但在爱的感情上遭受拒绝、挫折的人更健康（根据任何合理的定义）。假如在此基础上，他又获得了尊重和羡慕，并且进而发展了自尊心，那么他就更加健康了。
所以说，好象需要满足的程度关系着心理健康的程度。我们是否能够进一步证实这种联系的极限——证实完全的满足等于理想的健康呢？满足理论至少可以暗示这样一种可能。尽管这一问题的答案急待未来的研究，然而仅仅陈述这样的设想都会将我们的视线引向被忽视的事实，并且要求我们重新提出这个陈旧的、有待探索的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承认通往健康的途径可有多条。然而，现在我们就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放弃基本需要的满足，通过苦行、约束、挫折、悲剧和经受不幸之火锻炼而获得健康的实例究竟有多少？也就是说，以满足或幸福为基础的健康，以及以苦行主义或者挫折、不幸为基础的健康，它们各占怎样的比例？
恰如韦特海默与他的学生们所做的，这种理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利己。
他们将所有需要都看成事实上是利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的确，哥尔德斯坦和马斯格都是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程度上解释自我实现这个最终需要的，但是，对于非常健康的人的研究经验表明，他们既是极有个性的，同时又与社会和睦相处。
当我们设立满足健康（或者幸福健康）这一概念时，我们无疑是与哥尔德斯坦、荣格、阿德勒、安吉亚尔、霍尼、弗洛姆等站在了一起。而且，那些假定有机体内有一种向更全面的方向发展的积极倾向的人，都会不断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典型健康的机体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摆脱了束缚而追求自我实现，那么我们就等于假设这个机体是根据内在的发展倾向从内部发展的，是柏格森意义上的发展，而不是行为主义环境决定论意义上的外部发展。患神经病的机体是一种缺乏某些满足的机体，那些满足只能来自环境。
因此，它更多地依赖环境而更少具有自主性和自觉性。也就是说，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环境的性质而不是由自身的内在本质塑造的。在健康人身上发现的对于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当然不意味着与环境隔绝，它只意味着在这些接触中，人的目的是根本的决定因素，环境不过是达到自我实现目的的手段。这如果不是生理上的自由，就是心理上的自由。
创立洞察人生的平台
有一些条件是基本需要满足的直接前提，对它们的威胁似乎就是对基本需要本身的威胁。它们包括言论自由，在无损于他人的前提下的行动自由，调查研究和寻求信息的自由、防卫自由，以及集体中的正义、公平、诚实、秩序等等，这些需要遭到挫折会对人们构成威胁或者紧急情况。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因为他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而基本需要本身显然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受到保护是因为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完全不可能，或者至少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认知能力是感性学习和理性学习组成的一套适应性工具，除了学习的功能之外，它们显然是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必需条件。它们所遭遇的任何威胁：剥夺或阻碍都会对其自由使用的权利的行为，甚至对基本需要本身构成间接的威胁。这个观点部分地解决了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好奇心，对于知识、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以及解释宇宙之谜的永不动摇的欲望。
所以，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关于基本需要的远近来提出另一个假设。因为我们已经指出，任何有意识的欲望(部分目标)都与基本需要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而且它们在本身的重要性上也都有差异。这个论点对于各种举止行为也同样成立。如果一个行动直接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它在心理上就是重要的；倘若对此间接有益或者贡献较小，那么根据动力心理学观点来看，这个行动则不那么重要。
这同样适应于各种防御或者应付手段。其中一些与保护者达到基本需要有直接关系，另一些则只有微弱的和疏远的联系。的确，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防御手段有更根本和不太根本之分，并且通过它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可以断言，危及更根本的防御比起危急不太根本的防御具有更大的威胁性。
由于认知冲动在临床上并不重要，当然在传统的医疗诊所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它们的动力及病态了解甚少。在这里，没有传统神经病例中复杂的、使人激动的谜一样的病症。
认知病理学苍白无力，容易被忽略，认知的精神病态往往被解释为并非异常，并不迫切需要治疗。结果，我们在心理治疗和心理动力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等的着作中全然找不到论述这个主题的内容，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尝试过创立认知心理疗法。
希勒是曾经在其着作中能动地表现好奇心和认识的唯一精神分析学家，他说：“人类对于世界、行动、实验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当他们在世界中勇敢地前进时，他们得到了深切的满足，他们并不感到现实对于生存是个威胁。有机体，特别是人体对于世界抱有与生俱来的安全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产生威胁和匮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体也感觉困难和危险是暂时的，最终会导致一个与世界沟通的新的安全保障。”
在教育派心理学家中，墨菲、韦特海默和阿斯奇也探讨过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只是象征性地提过认知的需要。获取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使宇宙系统化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另外，科研和言论自由也被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来详细论述。尽管这些论述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并没有构成对于好奇、学习、推究哲理、实验等促动作用的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们至多只是不完全的答案。
许多聪明、富裕、无所事事的妇女逐渐感染了这些智力营养缺乏的症状。常常有些人埋头做一些与他们相称的事情，结果他们自身的症状有所好转或者痊愈了，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觉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新闻、消息、事实的来源被切断的国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现实有极明显的矛盾的国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相信任何价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显而易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的深刻的瓦解、丧失道德，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了更被动的方式：消极、顺从、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
我们知道，获取知识受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焦虑，恐惧），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一些根本上是积极的冲动：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
迷恋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尚无答案的事物，是通过研究表明的心理健康者的明显特征。这一点似乎正是吸引人之处。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味，相比之下，他们对人所共知的事情则不屑一顾。
完全有可能从心理病及神经病中得出上述推论。从临床上观察，哥尔德斯坦所研究的大脑受损伤的士兵，以及摩尔的被观察的老鼠，都显示出强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无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害怕无秩序状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也许又会指出相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非自然的违抗习俗，顽固地反对任何权威，行为狂放不羁，渴望惊世骇俗等。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经病患者以及处于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身上发现。
当认知需要受挫折时，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心理病态结果，一些临床印象也是中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