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携带着冰雪和刺骨的严寒到来了。1月刚开头便大雪纷飞，到了下半月，更是狂风怒号，冰天雪地。
1月21日，列宁同志去世了！
这个的噩耗传遍各地，人们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努力的工作，争取加入布尔什维克。
在铁路俱乐部里，一批优秀工人宣誓入党。他们中间有波利托夫斯基、扎哈尔、阿尔焦姆……
他们的发言，都出自肺腑，感人至深。
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这样说：
“同志们，说实在话，革命刚闹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又压在肩上，就耽耽搁搁，没提入党的事儿……列宁一死，我难受得简直撕心裂肺。我们永远地失去了他——他是为我们奋战终生的朋友。我决不再提一个老字了！我笨嘴拙舌的，让讲得好的来发言吧。只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我跟布尔什维克走一条道，决不改变。”
白发苍苍的老司机，毅然地扬一扬脑袋。
接着发言的是阿尔焦姆，这个浓眉大眼、肩阔腰圆的工人激动地说：
“妈妈替大户人家当厨娘。爸爸的模样，我不大记得了。他跟妈妈合不来，还经常喝酒打人，我们是跟妈妈过的。她千辛万苦，养大几个孩子。妈妈天天起早摸黑地干活儿，累弯了腰，每月只挣四个卢布。我好歹上过两年小学，学会了念书和写字。到了九岁，妈妈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就送我到一家铁工厂去当学徒。三年当中，没有工钱，只管饭……老板是个德国人。他本来嫌我太小，不肯收，不过见我长得结实，妈妈又替我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我在他那儿干了三年，可他不教手艺，尽让我干家务活儿。老板娘也把我当佣人使唤，支派我倒尿盆，削土豆。他们动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因为老板经常喝得醉醺醺的，老板娘心境特别坏，遇上什么事儿都会发火，一发火就抽我两三个嘴巴子。我从她那儿逃开，跑到街上，可是能到哪儿去呢？我向谁诉说苦衷呢？妈妈远在40多里以外，何况她那里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在铁工厂里，处境也并不好。老板的弟弟掌管着一切。这个畜生就爱拿我取乐。铁匠炉放在屋角，他指指那边的地上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来。’我过去伸手就拿。其实这铁垫圈是刚夹出炉子的，我没在意，谁知一拿，手指立刻就被烫伤，肉都露了出来。我疼得哭喊，他却笑得前仰后合。这样的折磨，我实在受不了，就逃出去找妈妈。可她没地方安顿我，不得不又把我再送回去。她一面走，一面哭。直到第三年，才让我学一点钳工活儿，但还是打我的嘴巴子。我又逃出去。这回跑到别的城市，进香肠作坊做工。整天洗肠子，过了一年多猪狗不如的生活。后来，老板赌钱，把作坊也输掉了。欠下我们整整四个月的工钱，不知溜到哪里去了。这么着，我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在另一座城市里，有个机车库的工人同情我的遭遇。他听说我多少会干一些钳工活儿，就说我是他的侄子，求上司收下。这样，我就给钳工打下手了。后来，我到这儿干活，也已经是第九个年头。这就是我过去的经历。至于在这儿的情况，你们全知道的。”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擦额头，长长地舒了口气。还有一件事儿，最重要也是最难讲的，应当自己说，不能等人家来问，他紧锁浓眉继续说：
“人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烈火刚刚燃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我可还一点不老哇。我是因为直到如今才找准了道路。这是我用不着隐瞒的。从前，有个水兵朱赫来，跟我谈过多次。可直到1920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后来，打完了仗，回家了。于是成家、生孩子……一头扎进了家庭的小圈子。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我回顾自己的生活，看清了这当中缺少了什么。保卫过政权，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共同奋战，让苏维埃政权永远屹立在山峰上。我们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我们的呀。”
“也许还有谁要问他些什么吧？”党委书记对着大家说。
有个司炉工，是一下机车就直接来开会的。他浑身黑得像甲虫，爽爽快快地喊起来：
“问什么？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发给他就行啦！”
扎哈尔这人沉默寡言，他曾给波利托夫斯基当过多年助手，如今自己早就成了司机。他谈出近几天的想法，虽然声音很轻，但是大家听得很清楚。
“我的两个孩子，瓦莉亚和谢廖沙，都牺牲了。我应该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还没有拿出行动来弥补他们的死所造成的损失。领袖的逝世打开了我的老思想。大家别问我陈年旧事了。对我而言，真正的生活，现在才刚刚开始。”
列宁的逝世，激励了数十万工人斗志，他们纷纷参加布尔什维克。领袖的亡故，并没有造成党队伍的涣散。这就好比一棵大树，强劲有力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壤中，即使被削去了顶端，也决不会枯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