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这个是很高的，写作也涉及到一个审美的问题，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他日常对写作和对自身充满了一种焦虑感，但是他创作的时候，比如说梵高，他在焦虑，在反抗黑暗，但他在用金黄的颜色画的那一刹那间，是有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感的，很快乐，当然他是一种挣扎的快乐。还有的作家，他生活也是很不愉快的，但他写得也很美啊，他不写不愉快的东西，他自己也很痛苦，但他写很美的东西。那你呢？我想你肯定也是焦虑的，你在写惨烈的现状时，获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快感？
莫言：我想这是发现的快感，是一种“痛快”，既痛又快，因痛而快。我发现了人可以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变得如此残酷。这也是鲁迅所说的人类灵魂的实验室。当然，这种极端的写法，本身也包含着狂欢的东西。
孙郁：与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研究中的广场狂欢相似，那就很有意思了，你既有鲁迅那样的一种传统，又有和鲁迅精神不完全一样的传统。鲁迅是从尼采、克尔凯戈尔、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传统下来的，实际上拉伯雷是另一种传统。
莫言：其实我那时并不了解这些。
孙郁：但这两种传统在你身上兼而有之，所以就显得你的作品是声调多部的，而且很丰富很复杂。
莫言：去年，我女儿要用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研究拉什迪，逼得我没办法，看了巴赫金分析拉伯雷的书，我一看真是感觉相见恨晚，每句话都往我心里送。
孙郁：这是两种完全不搭档的传统，王小波也是走的这个传统的，王蒙他们基本是从苏联的现实主义过来的，那么鲁迅是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脉过来的，鲁迅身上没有巴赫金的这种狂欢，他有黑色幽默。但是鲁迅的传统和你身上的癫狂、戏谑，很奇妙地叠合在一起，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评论你吗？
莫言：好像有人谈过吧。最早是80年代时说的酒神精神，还有很多人讲过拉伯雷的传统。
孙郁：那你当时没看关于拉伯雷的研究？
莫言：他的书没有看，《巨人传》也没看。去年就是因为女儿做论文，读了巴赫金，真是感觉到相见恨晚，精神上产生强烈的共鸣。鲁迅里面有一些调皮的东西和因素，跟狂欢差不多的，《铸剑》里面那三个头在鼎里边追逐撕咬的场面，我觉得就是属于狂欢的。我们读到这一段描写的时候，没有太多愤怒和痛苦，读者也是获得一种狂欢的快感。
孙郁：巴金在写苦难的时候，他写自己的挣扎流泪，就有很大的痛苦，但你完全没有这样，当然你会有痛苦，但你有一种戏谑在里面。
莫言：刚才你讲到沈从文跟鲁迅是两种不同传统的作家，我觉得鲁迅是用手术刀把遮盖在美丽外表下的东西剥开了。假如有一个疮疤，鲁迅会把疮疤豁开，把脓挤出来，假如是同样的一个疮疤，沈从文会用彩笔把疮疤给遮盖住，涂上一层美丽的颜色。我个人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有一种美，但那种描写是一种病态的美，他写沿江两边的妓女啊、水手啊，等等，是一种病态的美。鲁迅的小说就毫不留情，但是他的整个作品里面也有很多非常温馨、伤感的东西。他的《朝花夕拾》，早期的一些短篇，《故乡》等等，跟沈从文确实不是一个审美方向。还有，我觉得巴金的人与文章是很一致的。
孙郁：因为他比较单调，比较简单。
莫言：后来我也发表过一个谬论，我觉得很多作家的人与作品是一致的，有很多作家的人与作品是不一致的，我觉得还是这种不一致的作家，张力更大一些。有的人，你读他的文章，想象到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见面之后，果然就是这个样子，有的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的人格、内心、风格反差越大，这个作家的创造力就越大。当然我不是在说自己，但我是这么认为的。
孙郁：应该是这样。
莫言：鲁迅的文章与人有很大的反差，表现在他作品风格有很多类，他的杂文、小说、散文都属不同的类，但我觉得沈从文小说就一类，无论是《边城》还是《长河》，还是别的早期晚期的作品，都是花开一朵，基本一以贯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