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即相对先进的工业和相对落后的农业并存，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并存，经济上相对发达的地区与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地区并存。同时，中国经济也具有一定的二元技术特征，即技术上相对先进的产业、产品与技术上相对落后的产业、产品并存；技术进步水平相对高的东部地区与技术进步水平相对低的西部地区并存。地区之间的技术转移与国际间的技术转移不同；国际间的技术转移受各国技术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技术关系的影响，存在对技术转移的人为限制，如禁运、技术封锁、技术转移限制，而且技术在国内地域间的转移一般受到政府的鼓励与促进。因此，技术向西部地区的转移存在某种可能性和相对易获得性。另外人才、资金、劳动力等创新资源也存在这种相对易获得性。
国内技术转移的研究开始于近2年，并且都是以产业转移的形式进行，一般都缺少对区域技术创新、技术吸引能力的评估。
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作用表现为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不是增加要素投入量来推动经济增长。自从索洛的开创性工作以来，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也吸引了广大经济工作者投入到对经济增长中技术贡献的研究。新古典增长理论利用增长核算方程将产出增长率与投入增长率加权和的差额代表科技进步的贡献，这里的技术被认为是外生于经济系统之外的“天赐之物”。与新古典理论技术外生的假定相反，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科技进步是经济行为主体进行技术决策的结果，因而是经济系统所内生决定的变量，科技进步取决于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溢出。
科技进步是一个从新产品、新工艺的设想到生产再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它包括新设想的产生、研究、开发、商品化、生产和扩散这一系列的活动。从区域层次上看，一些区域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把科技创新能力看作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各区域产生、获得和利用技术的过程。当某区域内的产业具有科技创新和升级的能力时，该区域就可以获得竞争优势。当某区域依赖于外部技术时，则需要有一种内部的能力去吸收外部的知识和技术。这种发现、选择、采取、运用、学习、改进新技术的能力是每一个企业以及它所在区域经济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所以，区域依靠其内部固有的各种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资源优势（尤其指智力、人才、资本等优势）不断地进行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或进行自主的技术创新、或进行模仿创新，进而形成区域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区域内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协同作用，紧密联成网络，使区域内知识、技术在流动和扩散的过程中不断增值创新，努力保持本区域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领先优势及全球化过程中的竞争优势。
一、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依据科技竞争力的基本理论，设计区域科技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以下四方面：（1）研究与开发支出。反映区域或企业对技术活动资金投入力度。分别从总规模、人均规模和结构三个角度来考察，包括研究与开发总支出额、人均研究与开发支出额、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企业研究与开发支出额和企业人均研究与开发支出额五项指标；（2）研究与开发人员。反映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状况和素质水平。分别从总量和均量两方面来考察，包括研究与开发总人数、每千人中研究与开发总人数、企业研究与开发人数、企业每千人中研究与开发总人数四项指标；（3）技术管理。用来反映科技活动基础科学研究状况和技术管理状况。包括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院校与企业间合作状况和财力资源三项指标；（4）科技成果产出。用来反映科学研究的有效成果。包括基础环境、批准授予专利数和每万居民持有的有效专利数三项指标。综合以上内容，便构成了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它包括四个要素支撑点，共十五项评价指标：
二、省际科技发展水平极不平衡
我国科学技术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东部省区的综合科技发展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省区，九个少数民族省区都属于低的科技发展水平地区。
根据各地区综合科技发展指数，我们可以把全国各地区划分为高科技发展水平地区（得分超过60分）、上中等科技发展水平地区（得分40~60分）、下中等科技发展水平地区（得分低于40分）和低科技发展水平地区。我们发现，东部有北京、山东、辽宁、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市属于高科技发展水平区，天津、吉林、黑龙江、河北、浙江、福建等属于中上等科技发展水平地区；西部除陕西和甘肃属于中等科技及发展水平地区之外，其余全部属于低科技发展水平地区；中部5省处在中等科技发展水平地区，其中湖北的科技发展水平地区较高。从综合科技发展水平来看，北京、上海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成为全国的科技发展中心。这些地区最丰富的资源不是自然资源，而是科技资源。相比之下，中西部一些地区的科技资源极为匮乏，已经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根据一些省份的科学技术生产能力在全国或区域中的地位，可以看出科技生产能呈现出一种计划的分布格局。
三、科技发展差距的原因剖析
形成各地区科学技术发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水平
科技发展战略是一项资本与人的发展战略。一个地区的科技和人力资源的资本能力和同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必然造成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可见，科技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计算表明，综合科技发展能力指数同人均GDP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9.例如，上海、北京、广东等经济比较发达，因此，科技竞争力也比较靠前；西部省份经济相对落后，其科技竞争力也相对靠后。
（二）开放程度
政府在发展科学技术能力的进程中并不需要时时充当投入者的角色，它可以建立一种更为广泛的参与机制，增长科技发展进程的开放度。这种开放不仅是对国外的开放，还包括对国内不同主体的开放，如对外地、对民间组织、对私人的开放。东部地区在科技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开放程度都高于中西部地区，从而吸收了更多主体参与。在科学技术生产中，东部企业的参与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以科技经费投入为例，东部省份企业科技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为34.3%，高于中部的30.6%和西部的25.8%。在教育经费中，东部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1.58%）也要高于中（0.77%）西（0.63%）部的比重（胡鞍钢、熊义志，2000）。事实上，东部科技发展水平较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较高的对外开放度。以 FDI为例，2004年，中国各地区吸引 FDI的能力，东部远远高于中西部，全国FDI主要集中在东部省份。
（三）政府作用
到目前为止，由于科技资源以及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资源都是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控制的，因此，中央政府的科技和教育发展政策会造成科技发展资源的非均衡配置，从而导致地区间科技的差距。根据2004年的人口数据，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差异系数为92.8%，万人口地方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相对差异系数为42.9%，这说明各地区教育部素质高等院校在校学生的差异系数大于地方高等院校。此外，分析地方院校在校学生数占当地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的比重时会发现同样的问题：越是万人口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少的地区，地方高等院校学生的比重越大。这说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比，对地区间教育发展差距的形成起着更大的作用。
（四）科技发展模式
不同地区具有不用的科技发展模式，而不用的科技发展模式直接影响着科技进步的速度。以各地区科学生产能力为例，明显地表现出以北京为代表的、以创造国际收录论文为中心的“追求国际领先”型科学技术生产模式和以广东为代表的、以创造专利特别是实用型专利为中心的“直接创造财富”型科学技术生产模式。
另外，不同的科技发展模式对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一个地区将主要的科技资源用于“追求国际领先”型科技还是“直接创造财富”型科技知识生产，对于其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TPF）的增长有重要的影响。后一种科技知识生产导向更注重科技知识的市场价值，注重通过技术创新，使科技知识生产能够直接转化为企业的市场利润。广东在专利上，特别是在外观设计上的巨大优势，正是这种科技资源配置的结果。相比之下，一些省份，如辽宁、吉林和陕西的科技生产的人力资源强于广东，但生产科技知识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远远弱于广东，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有效地配置科技知识生产资源，没有将有限的科技知识资源主要用于“直接创造财富”型的科技知识生产，致使科技知识生产对经济增长和TFP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
一些决定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科技发展能力指标的差距更为显著，中西部地区面临着在经济和信息革命中落伍的危险。如综合科技发展能力的三类指标中，其中又以国际收录论文指标差距最大，相对差异系数高达279%，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超过2300（胡鞍钢，2000）。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对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因为网络经济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克服区位上的不利局面。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在新一轮信息革命中明显落后。在交流科技能力指标中，每万人口互联网用户指标差距最大，相对差异系数为187%，最大值与最小值的之比为259.
吸收科技能力指标中反映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情况的万人口高校在校学生人数指标最为重要，而吸收科技能力指标中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指标差距最大。2000年，每万人口中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中部和西部分别只相当于东部的72%和64%。最高的是北京，为每万人口155.6名普通高校在校生，是最低的贵州的3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贵州、青海、云南和西藏，全部是西部落后地区。
（五）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资源禀赋的相关性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知识资源禀赋正相关。如前所述，技术创新能力可视为区域内技术基础设施的函数。后者是指由大学R&；D部门，产业R&；D部门，相关制造业企业以及商业性服务机构等构成的系统网络。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区域内技术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大学及产业R&；D部门是实现技术创新所必需的知识源和技术源。根据胡鞍钢的一项研究，我国各地区的知识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综合知识发展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8个少数民族地区都属于低知识发展水平区，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知识资源禀赋正相关。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自然资源禀赋负相关。区域自然资源禀赋是指一个地区多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的人均水平。大部分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禀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山西人均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4.9倍，内蒙古为4.7倍，宁夏为3.2倍。而东部沿海地区除辽宁以外均属资源匮乏或不足地区。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排序结果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就现阶段而言，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呈负相关关系：即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一般来说其技术创新能力较弱；而自然资源相对贫瘠的地区，其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且，技术创新能力与矿产资源丰裕度成反比。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丰裕的自然资源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得以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些地区形成了资源依赖型经济的发展模式，缺乏将知识、技术、信息等无形要素视为重要投入的观念和条件。因此，在经济转向更多地依靠无形要素的投入时，中西部地区在观念转变和实践能力方面明显滞后。东部地区在长期发展中，不能走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路子，而不得不更多地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人力资源形成技术和智力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客观上有利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东、中、西部地区对不同资源类型的依赖而最终形成的不同经济发展格局，也进一步说明，技术创新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而自然资源禀赋的优势正逐渐减弱。在经济转型时期，资源依赖型经济在西部地区形成一种惰性，即以依赖资源开采和加工，并从中获得较高附加值为满足，而缺乏技术、制度创新的意识和动力，这是当前西部发展中应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