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自发性人口省际流动。这种人口省际流动对于流出和流入区域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情况
人口迁移流动的适度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最佳配置，在调节劳动力需求，促进人口、资源和经济协调发展以及缩小地区差异上发挥杠杆作用。很明显，如果人口不能按照自身规律实现迁移流动，一个相对统一、完善的市场机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此外，人口迁移流动对增强人口活力、改善人口素质也具有积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生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在实施单一计划经济的20世纪50~70年代，人口迁移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和调控，在当时的情况下，大部分此类迁移对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开发内地和边疆均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受当时总的政治环境影响，加上工作中对客观规律重视不够，也造成一部分人口迁移未取得应有的效益，还产生出一些负面影响。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整个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中国的人口迁移态势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
首先，规模比过去显著增大。据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2~1987年间全国省内跨市、县、镇的迁移人数年均为485万人，省际迁移为126万人；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85~1990年间全国省内跨市、县的迁移人数年均为460万人，省际迁移为217万人。与前30年相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省际迁移规模分别增大了0.35倍和1.00倍。据最近的人口抽样调查，1990~1995年间全国省内、省际迁移人数分别达到年均489万人和240万人，规模又有所增大。
其次，迁移方向发生重大逆转。过去，人口主要由东南省区迁往西北省区，由沿海迁往内地和边疆，而近年则逆转为由西北省区迁往东南省区，由内地和边疆迁往沿海。第四次人口普查表明，1985~1990年间省际人口净迁入的省、市、区主要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辽宁、江苏、海南和山东，而宁夏、新疆和青海虽仍为净迁入，但强度比过去已大大减小；人口净迁出的主要是广西、四川、黑龙江、甘肃、吉林、贵州、湖南、内蒙古、云南和陕西。与前期相比，人口的净迁出和净迁入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颠倒。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空间模式发生逆转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经济形势及其在各省、市、区之间对比关系的显著变化。20世纪50~60年代，虽然中国已开始实行工业化，但仍具有浓厚的农耕时代的特点，人口再分布的主要牵引力是人与地或者说人口与粮食的平衡，它促使人口从相对稠密区迁往相对稀疏区，尤其是广大边疆地区，那里人口少，荒地多，谋生之路广，对移民颇具吸引力。再加上国家生产布局的需要和政策的推动，均引发了由沿海指向边疆的移民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生产力的大发展，吃饭问题的初步解决，尤其是由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的转轨，都促使人口与粮食的平衡不再对人口再分布起主要牵引作用，取而代之的则是资本、市场和区位。
在上述背景下，近十余年来沿海地区的人才、区位和历史基础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生产力高速发展；相比之下，边疆和内地不少地区受种种条件制约，在市场经济的启动上面临较多困难，加上人口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地广人稀的优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与沿海地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典型的如1978年黑龙江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山东高2/3，这一差距是多少年来吸引了千百万山东人“闯关东”的基本动因，可是到1985年，山东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反而超过了黑龙江，由此导致人口迁移方向在二者之间完全反转。
总之，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大环境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口迁移模式不能不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乃是经济发展和投资水平。
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各省、区省际净迁移率与经济和投资水平有高度的正相关，与人口密度有一定的正相关，而与工农业资源则呈现负相关，这确是发人深省的。计算表明：净迁移率与1985~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为0.6，除情况稍特殊的黑龙江、浙江、吉林和宁夏外，其余省、市、区为0.89.净迁移率与1989年人均社会固定资产与外商投资额的相关系数为0.74，除去黑龙江和浙江后，其余省、市、区为0.87.以上两种正相关均十分明显。
迁移方向在沿海、内地、边疆之间的变动，反映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总格局，具体到各个省、市、区，则又要受到空间距离、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主要迁入源和迁出地的关系，可在全国划出五大人口迁移圈：华南华中圈：以省际迁入人口总量居全国首位的广东省为核心，还包括均以广东省为首位迁出地的广西、海南、湖南、福建、江西、湖北6省、区。迁移总量占全国23%，人口大量净迁入。华东圈：以省际净迁入率居全国第2位的上海市为核心，还包括江苏、浙江、安徽3省，彼此均互为居一、二位的迁出地。迁移总量占全国19%，人口亦为净迁入。华北圈：以省际净迁入率居首位的北京市为核心，还包括天津市和河北省。迁移总量占全国11%，人口大量净迁入。东北山东圈：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山东4省，均互为居前三位的迁出地和迁入源。迁移总量占全国16%，进出大致平衡。西南圈：包括四川、贵州、云南3省，互为首位迁入迁出地。迁移总量占全国13%，人口大量净迁出。其他省、区因多种原因迁出迁入方向较分散，如河南省和陕西省地处国土中央，其人口迁移都呈辐射状伸向四方，没有很明显的优势区域。
近年流动人口激增，与大量农民外出打工谋生关系致密，以至于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流动人口已经与外出的农民画上了等号。在20世纪50~70年代，受生产力水平和行政体制约束，中国农民的流动性极小，无论产业转移还是空间转移，规模都很微弱。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使经营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后，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他们冲破了人均几亩地的束缚，形成了一股非农化的洪流。在1988年以前，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蓄水池”，其从业人员比1978年猛增2.4倍，年均净增672万人，这一时期农民的转移基本属于“离土不离乡”，空间上流动的规模还不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全国总的经济形势影响，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出现负增长，迫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向外地流动，其规模大，来势猛，分布集中，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对于这一现象人们普遍用“民工潮”一词加以概括。此后，外出农民不断增加，总数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200余万猛增至1989年的2000余万和1993年的4000余万，1994年后更突破6000万，其中近半数流至外省，对全国流动人口激增确实起了“主力军”的作用。
二、人口迁移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
总的来看，近年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大发展，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并且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主要表现是：推动了产业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使其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速度。满足了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典型的如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城市，其人口增长率远远超过全国其他任何地区，所增长的人口中外来移民即占了九成以上。在上海和广东，外来劳动力在建筑、纺织等部门已占了很大比重，在许多服务性行业中他们也起了填平补齐的作用。为内地疏解过重的人口压力和发展经济开辟了广阔途径。通过迁移流动，不仅获得巨额劳务收入的返回，还沟通了信息，开拓了产销渠道，引入了一些投资，对经济发展是很有利的，而且也为不久的将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从沿海转向内地打下了基础。有利于控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素质。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降低了生育率，增大了人体基因的交换频率，有利于提高中国人的生理素质。移民们在迁移中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增长了才干，不少人从中脱颖而出，成长为新型的开放型人才。
近年来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总态势确是一个统一的，能促进人口、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在计划流动和自由流动中达到最佳配置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正在形成，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全国人口迁移流动总量仍然偏小，人口分布活力有待于进一步增强。按总人口规模衡量的迁移流动率在世界上仍处于最下游，不仅远低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省内跨市县迁移率不足美国1/4，省际迁移率不足1/8），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比较，也是偏低的，人口分布从总的看来仍具有显著的凝固性。
部分地区人口迁出或迁入强度过大，产生出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人口迁移流动是一种正常现象，并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对一部分迁出区来说，较大强度的人口迁移在当地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也是客观事实，有的地方已出现土地荒芜、设备闲置、生产滑坡的情况，有的山村人口几乎全部迁出，成了“无人区”，或者只留下少数老弱病残者，给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困难。有的地方人口外迁后，遗留下许多经济问题，如大量欠款无法追讨，使国家和集体蒙受了损失。对迁入区来说，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带来的消极影响虽属次要，但也不容忽视，如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受到冲击，增大了对就业、土地、住房、交通的压力等等，均应积极地予以综合治理。
人口迁移扩大了我国性别构成的地区差异，从而隐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我国的高性别比地区与低性别比地区之间，在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之间，在山区与平原之间，已有的性别比差距可能还要进一步扩大，“马太效应”要继续增强。这种趋势对女性净迁出区的社会经济影响，很值得引起重视，如果由此能促使当地人珍惜女性人口“资源”、增强保护女婴的意识，当然是件好事，但也很可能因女性“资源”日趋紧俏稀缺，使婚姻关系中的畸形或非感情因素增多，反而对女性的权益和人格造成更大威胁。
高素质人才出现明显的逆向迁移，各地区人口文化水平的差异有所扩大。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原先文化教育程度愈高的地区，迁入者文化程度也愈高，原先文化程度愈低者，其迁入者的文化程度也愈低，也就是说，高素质人才正在由后进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表现出与传统模式正相反的逆向迁移特点。受此影响，我国人口文化程度一度缩小的地区差异又重新拉大。高素质人才的流失给后进地区各方面的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甚至出现了学校无人教书、医院无法开刀、机关难以正常运转的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中央和有关地区的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来稳定科技文教人员队伍，但这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高素质人才逆向迁移的总趋势。
对于上述现象应该予以全面和辩证的认识。首先要看到，这类迁移是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出现的，既然国家建设的重点已移向沿海地区，那就不可能不出现相应的人才流动，就全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此类迁移是利大于弊的，这是因为同样一颗种子在肥沃土壤上可以比贫瘠土壤获得更高的产量。
此外，上述逆向迁移造成的冲击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知识和人才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因人才流失而面临某种困难的地区，应痛切地认识到，再像以往那样靠国家“内调”、“下放”、“支边”来无偿获得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情况恐怕是不会再有了。当时这些行政性的人才内迁虽确有某种必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毋庸讳言，其中弊端也不少，并隐伏着导致后来发生逆向迁移的因素。事实上在大西北、大西南崇山峻岭中建立的许多工厂和科研单位，都是通过“异体移植”般的行政“外科手术”嵌入到当地的贫瘠土壤中的，它们尽管人才高度密集，但却犹如浮在水面的油珠，历二、三十年之久，仍然不能在经济上、文化上、尤其是人员的心理意识上同反差极大的周围社区真正地融为一体，他们在迁入地出生的子女，即使已长大成人，同当地人依然泾渭分明，甚至格格不入。进入20世纪80年代，许多这样的单位都迁走了，看来这也是大势所趋。因此，有关地区必须立即把发展文教事业放到极端重要的位置上，切实地而不是表面地尊重知识，爱护人才，采取灵活的优惠政策广开才路，更多地以中短期的人才交流代替以往的永久性迁移，相信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些地区人才逆向流动造成的困难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
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迁移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人口的迁移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人口迁移为内地疏解过重的人口压力和发展经济，开辟了广阔途径。高素质人才向大城市集聚，加速大城市成长，带动全国经济发展。此外，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抑制了生育率，增加了人体基因的交换频率，有利于提高中国人的生理素质。
人口迁移也引起了我国的人口发展在一些方面呈现出不平衡态势，这种不平衡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部分地区人口迁出或迁入强度过大，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有的人口迁出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减少，已出现土地荒芜、设备闲置、生产滑坡的情况，有的山村人口几乎全部迁出，成了“无人区”，或者只留下少数老弱病残者，给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对于迁入区来说，外来人口大量涌入，计划生育和社会安定受到冲击，同时对城市就业、土地、住房和交通的压力也增大了，而迁入地的原有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减少也会影响本地人口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高素质人才由后进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使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高素质人才的流失严重，甚至出现了学校无人读书、医院无法开刀、机关难以正常运转的现象。长此下去，高素质人才的流失将严重影响到原本经济发展就相对落后的一些地区，造成其经济发展很难有所改观，而经济进一步落后将会造成人才的加剧流失，将会形成恶性循环。部分地区的迁移人口性别结构不平衡，造成一些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严重影响着这些地区的婚育状况。带来众多的社会问题，如婚姻市场严重挤压、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异常、婚姻和家庭问题严重以及劳动力供给问题等。
三、促进入力资源的开发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的生产力按人均计算将达到中等发达程度，数以亿计的农民将挣脱土地的束缚，投身到非农产业的广阔天地中去，城镇化会有巨大的发展，城乡人口迁移的规模将是以往任何时期都难以比拟的。在此过程中，生产布局面貌将发生一系列变化，沿海一带肯定将进入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行列，内地和边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将得到大规模开发，建设重点要逐步转移到辽阔的大西南和大西北。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的人口状况也将发生巨变，不少地区将步入很深的老龄化社会，人口会长期保持负增长，而另一些地区仍将保持一定的人口增长势头。这些都说明存在着进一步发展人口迁移的社会经济需求。关于未来中国人口迁移的规模和发展趋势，有不少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但是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首先，有必要继续加深对人口迁移流动适度发展的重要社会经济意义的认识，坚决破除在此问题上一切与市场经济相抵触的保守观念，要看到生产力发展及其对人口和劳动力的需求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是始终存在的，而人口迁移流动正是调节这种不平衡的重要杠杆，其适度发展无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近年来不少地区确实一再受到“民工潮”的冲击，但不应就此认为全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过大了。正如前文中已指出的，中国至今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人口分布相对凝固化的国家，这种状况理应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步得到改善。
当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要真正发达起来，还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人口基数大，分布广，各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和人口压力，再加上人口分布本身所具有的惰性，所有这些制约人口迁移的因素均将长期存在。由于国情不同，中国也许永远也不会达到像美国那样高的人口迁移率。因此发展人口迁移既要积极，又要注重稳妥，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
其次，要看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政府部门组织的人口迁移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同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是有区别的。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规模将越来越大，许多地区将开展大规模的国土整治，生产建设的重点也将不断转移，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由政府组织的人口迁移相配合，其作用绝不是个人的、企业的和自发的人口迁移所能代替的。
由政府组织人口迁移必须十分慎重，一般不必要再由政府组织大规模、远距离的移民，以适应实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在国家建设确有需要而生活条件又较差的地区，对移民应给予合理的补偿，其劳动年限也不宜过长。政府的作用应更多地放在引导、规划、法治、基础公用设施建设以及社会综合机制的健全上，也就是在人口迁移中只起间接的促进和辅助作用，具体事务包括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应由企业或移民本人按市场经济法则自行承担。
为了促进人口迁移发展，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应逐步改革。在国外这种制度一般只具有掌握人口动态、证明公民身份、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在中国却增加了控制人口迁移、分配生活资料、引导就学就业等功能；两者相比，中国的户籍制度具有过多的附加功能以及固定性、等级性和价值化倾向，它不利于人口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迁移流动，必须逐步修改完善。
最后，应予指出的是，制约中国未来人口迁移基本态势的因素，除了经济发展速度和生产力水平外，主要是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关系和地区差异等方面。要看到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工商业地理区位对人口和投资分布的影响已日趋增大，倘若不跳出本乡本土那一隅之地，去寻求最佳的发展区位，就难以获得能适应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经济效益。近年来人口和投资大量涌向特区和沿海沿江开放城市，就体现了这个大趋势。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人口多，农民比重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在相对的不发达状态，在这段长时间内，虽然工商业地理区位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会逐步增大，但对之具有更本质制约作用的同过去一样仍将是土地承载力或粮食生产能力，如看不到这一点，恐怕会出现大问题。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城市和工业地带，农业区人口则远为稀少，中国无疑也会朝着这个方向演化，但这需要经历很长的过程，如操之过急将不利于人口迁移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反，还会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当前，面对大量人才“东南飞”和劳动力“流失”的同时，如何解决欠发达省区人才匮乏和大量人口急于脱贫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在贯彻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的同时，我们在处理人口、资源与地区发展的关系上，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继续加大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要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重点加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使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享受教育的权利，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扶持的力度，并继续搞好社会的救助活动，如“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等。同时，还要加强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老年教育，并保障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和贫困人口等特殊人群的教育权利，这样才有可能降低我国的高文盲率。
第二，积极加快城镇建设，不断地增加本地的就业机会。在我国的人口迁移过程中，大量迁移人口是由乡村流向城市的，这就造成了巨大的城市就业压力，大量人口就业十分困难。而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来说，应该想办法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口优势。因此，中西部地区除了继续加快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发挥其中心地带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外，还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着重发展小城镇、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据测算，城镇化每年可为农村提供上亿个就业岗位。同时进一步优化本地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发展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当地就业。这样既缓解了大量闲置人口的就业问题，也推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三，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劳动力有序迁移和流动。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满足各地区经济发展对不同层次劳动力的需要。进一步改革城镇户籍管理制度，逐步调整大中城市户口迁移政策，保障公民正常迁移和择业权利，促进人口在城乡、区域间合理流动和分布，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注重更新、转变择业观念，通过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的同时，对素质偏低、年龄偏小的人员，应该延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第四，长期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我国各个区域均面临着人口过量和人口增长的压力，尤其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人口过快的自然增长，导致贫困问题十分突出，经济增长缓慢、增长力度匮乏，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长期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和经济适度增长，是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有效途径。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有巨大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是由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共同推动的，技术进步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同样数量的要素投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产出，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且从理论上讲，要素投入的增长是有限的，而技术进步可以是无限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的逐渐减少，要获得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