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引自李醒民著：《爱因斯坦》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第37、36、443页
“2”“3”“4”“5”“6”“10”“11”“12”“13”“14”引自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5、34、144、40、53、125、90、66、86、89页
“7”“8”引自爱因斯坦著《走近爱因斯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6、100页
“15”引自唐德刚著：《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2页
蒋介石拒收九鼎的另一种说法
《万象》2003第12期刊张学继文《献九鼎风波》，该文说"在铸鼎和选礼仪小姐献鼎时，消息不胫而走，闹得陪都重庆人言啧啧，舆论一片哗然"，并且，这件事还被美国的报纸登了出来："蒋介石叫人们给他献九鼎，这是预备做皇帝"。蒋看到这段消息，才不得已拒绝接收九鼎的。
不过，笔者在阅读程千帆《闲堂书简》时，看到关于蒋介石拒收九鼎的另一种说法。蒋介石之所以大骂朱家骅"太糊涂"，缘于朱家骅一位政敌的挑拨。九鼎的铭文为："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歌载舞，献之九鼎，保于万古。"朱家骅的一个政敌看见铭文之后，对蒋介石说：最后四句话取首一字横读之，乃"我在献宝"也。川语献宝乃出丑之意，蒋介石听了果然大怒。
《闲堂书简》还有一处谈及顾颉刚"代朱骝先作九鼎铭文事"。在给黄裳的一封信中，程千帆说："时弟在成都，颇多传闻。未见顾谱（方将求而读之），不知载其文否。据云，其时老辈能为传统堂皇赋颂之文者，尚不乏人，然闻以寿蒋，则皆敛手，故委之顾。顾本不长于文术，不能为扬马之文，勉成韵语，其卒章云：'我士我工，载歌载舞，献之九鼎，保于万古。'云云。其文顾作，书则沈翁尹默为之。闻有人询沈以此事，沈答曰：'文责自负，书责亦自负也。'此亦善解嘲。"
还有一个问题是：九鼎铭文的作者到底是谁？虽然在《顾颉刚年谱》1943年1月28日条有'作《九鼎铭文》'的话，但顾颉刚本人却不承认九鼎铭文出自自己的笔下，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申辩说："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的事，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全国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议决庆祝，并由民生厂铸铜九座献给蒋氏致敬。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訏曾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铭文中有'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的话，也是实在的情形。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做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为重的意思。"“1”
顾颉刚这番话既对也不对，铭文的起草者的确不是他，但并不等于铭文的作者就不是他，由于顾颉刚是铭文的定稿者，所以，铭文只能署他的大名，而他作为定稿者也就理所当然成了铭文的作者，理所当然要承担文责。一般而言，文章的起草者并不是文章的作者，也就是说，起草者并不享有文章的署名权，当然也无须为文章承担责任。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很多文章是由胡乔木起草的，但定稿者却是毛泽东，所以只能署毛泽东的大名。倘若我们因为某篇署名毛泽东的文章是胡乔木起草的，就让胡乔木来承担该文的责任，那是不公平的也是无道理的。
退一步说，即使顾颉刚说的是实话，铭文是别人作的，只不过署了他顾颉刚的名，对此他也要承担他该负的责任。王小波《工作与人生》一文有段话很精彩：
"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王小波不许"对我来说不可取"的文章，"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而顾颉刚却默许与己无关的"铭文""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这至少表明"铭文"的内容对他来说是可取的，是配得上他顾颉刚这三个字的；这至少表明，在他看来给蒋介石献九鼎并无什么不妥。别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事他却乐于接受，说他一句"一时糊涂"恐不为过吧。何况孔子早就说过：唯名与器不可假人，熟读四书五经的顾颉刚又为何明知故犯呢？
在很多人眼中，顾颉刚是个读书破万卷的书呆子，但为了从献九鼎风波中抽身而出，这个书呆子也显露出他"机智""狡黠"的一面。
为九鼎作铭文，对顾颉刚来说，绝对是桩吃力不讨好的事，首先，这是在公开、肉麻地拍蒋介石的马屁，所以稍有气节的知识分子，都不愿做；其次，顾颉刚是疑古派历史学家，他不信历史上有禹，却相信有九鼎，这不是分明自己掴自己的耳光？张学继认为，顾颉刚之所以"欣然同意为九鼎作铭文"，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朱家骅对顾颉刚的拉拢有关"。张学继在文章里说，抗战时期，顾颉刚穷困潦倒之极，而朱家骅则赏给了他一个旱涝保收的"饭碗"：主编《文史杂志》。张学继由此得出结论："顾颉刚主编《文史杂志》，是出于朱家骅的安排。投之以李，报之以桃。顾颉刚修改九鼎铭文就不奇怪了。"
朱家骅确实"拉拢"（或曰关照）过顾颉刚，但就主编《文史杂志》来说，却是顾颉刚在帮朱家骅的忙，而不是朱家骅对顾颉刚的拉拢。因为当时（1941年）顾颉刚在成都，有稳定的工作，有不错的薪水，是朱家骅连连电邀，顾颉刚才不得已去重庆主编《文史杂志》的。
与朱家骅见面后，顾颉刚问朱家骅办《文史杂志》的原因，朱家骅说："抗战以来，物价日高，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办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作生活的补助。"顾颉刚又问："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呢？"朱家骅答："这个刊物虽是党部办的，却是纯学术性。以前卢逮曾主编，但他没有学术地位与号召力，决不能编好，所以非请你来不可。"顾颉刚"因感念过去朱氏在中山大学与自己的交谊，以及对自己通俗读物和边疆研究两项工作的支持；且十年来已不专治学，为时代需要牺牲自己亦无不可，便同意了。"“2”
顾颉刚与朱家骅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初。当时，广州中山大学刚改建成功，成立了校务委员会，戴季陶、顾孟馀为正、副委员长，朱家骅等为委员。委员会就职之始，即锐意整顿，竭力延聘知名学者任各科教授，鲁迅、傅斯年、顾颉刚均在被邀之列。鲁迅先到校，任教务主任兼国文系主任。
由于鲁迅和顾颉刚一向关系不睦，当鲁迅得知顾颉刚也要到中大时，即宣布顾某若来，周某即去。当顾颉刚抵达广州后，鲁迅立即辞职，傅斯年也提出辞职，整过学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最终，朱家骅出面调解，才平息了这场风波。朱家骅一方面允许鲁迅请假离校；另一方面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中山大学图书馆购书。朱家骅此举等于是给顾颉刚一个很体面的台阶下，他的用心良苦，顾颉刚自然心知肚明。
1927年10月，顾颉刚的购书工作结束，回到中山大学。此时校中正、副校长分别由戴季陶、朱家骅担任。当时，朱家骅任命顾颉刚为图书馆中文旧书整理部主任，主持整理他所购的12万册书。对爱书如命的顾颉刚来说，这个职务显然是桩美差。
担任中大校长的同时，朱家骅也在杭州任浙江省建设厅长，在浙江，朱家骅从书肆里听到有关顾颉刚的购书情形，书商说："送他书他不要，自己要的书也花钱买，这是从来为公家办事的人所没有的。"“3”朱家骅因此对顾颉刚印象颇好，他隔几个月去中大一次，处理校务，顾颉刚向他申请设备费、印刷费，他无不批准。在朱家骅的支持下，顾颉刚在中大做出了许多成绩。
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顾颉刚给朱家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顾颉刚遇到麻烦，总要到朱家骅那里寻求帮助，而后者也是尽力为他排忧解难。
1933年，顾颉刚和几位同事成立了一个发行机构名曰"三户书社"，专门出版通俗读物，内容是宣传抗战。1935年，有人向当局举报，说该社里的人都是共产党，陈立夫以此为由要将该社封门。顾颉刚便于1836年1月带了该社所出的出版物到南京去找朱家骅。关于此事，顾颉刚女儿顾潮女士说得很清楚：
"其时朱氏任交通部长，他翻了这些小书后，称赞父亲的工作，并表示支持；但他又说，因父亲不是国民党员，党内不能信任，遂问父亲能否入党？父亲为维护通俗读物社起见，就答应了。于是他加入了国民党，不过未曾办入党手续，也未曾向北平市党部有所接洽，只是以后接到朱家骅所寄入党证书，成了特别党员。朱氏帮父亲平定了风波，不久又在中央党部里弄到2万元，汇寄北平，做为该社工作经费。"“4”
1934年，顾颉刚因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而组织了"禹贡学会"并出版了《禹贡》半月刊。后来，地方志专家张国淦"把培德学校的基地捐给学会，地址在西皇城根小红罗厂"。从此，该会有了正式的会所，可是有了会所之后要一笔开销。张国淦先生写了一笔亲笔信，交顾颉刚，让他到南京找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寻求资助，结果这位秘书长根本不给张国淦的面子，一毛不拔，毫不客气地拒绝了顾颉刚。无奈之下，顾颉刚想到朱家骅。
"我没有办法，就去见朱家骅，请他想法。他说：'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得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们讲的是边疆，而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们回去备一个正式信来请求补助，我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替你们提出讨论。'我听了他的话就做了，居然于1936年夏天由董事会通过在一年度内给我们一万五千元的补助费。我们学会的工作从此有了正常的发展，有了专任的研究员，发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实的学术贡献。"“5”
既然朱家骅多次对顾颉刚援之以手，后者自然感激非常，自然会在内心并不情愿的情况下主编《文史杂志》，自然会在别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情况下，欣然同意为九鼎作铭文。设身处地想一想，顾颉刚的"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也属情有可原，只是后来不肯承认铭文出自自己的笔下，就缺少一份敢作敢当的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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