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班的余栋,你现在告诉我,刚刚你都干了些什么?”我认出那是教导处主任的黑色制服,她叉着腰站在离我两米开外的地方,看起来像个原始的两耳茶壶。
“老师,我只是想把钥匙拿回来。”我想她大概已经听说了,“那帮男生抢了豆芽的自行车钥匙。”“谁来着?”“豆芽啊,就是曾巧巧啦!”
“所以你就动手了?”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听得出来那是个语调上扬的问句。
于是我说:“我伸手去抢钥匙。”
“抢到了吗?”她似乎比较关心钥匙最后落在谁的手中。
“没有。”我想她大概也会替我那微薄的正义感感到惋惜。
“你知道你给他打的那一拳有多严重吗?”但事实并不如我所料,“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了得不到的东西而动手打人,知道了吗,余栋?记过一次,不许再犯。”错了,我猜错了,在她问“抢到了吗”的时候,她那看不清表情的脸上一定不是我所以为的那副诚恳而关切的面容,可能只是心不在焉,或者胸有成足,她当时其实早就按照她自己心里的猜想下了定论,只不过我的回答给了她一个更有利的证据而已。我原以为这世界是不用太过仔细去观看的,即使关闭了视觉感官,我还能用耳朵去倾听,用鼻子去嗅闻,用指尖去触摸,“看”并不是我能选择的唯一的接触这个世界的方式。但就在左眼被捂住的时候,我置身于一个看不清的世界里,真相被捂住了一角,一切突然变得不可预知和掌控,我真诚的自我辩护,竟然成全了他人大相径庭的揣测。
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害怕看不清的危机感。
豆芽在为我的左眼换过不知第几条毛巾之后,听医生的话把它取了下来,几个模糊的重影在这一刻重合在一起,她的脸上已然是一副将哭的委屈模样,既懊悔又同情地看着我。我刚刚所处的那个不清晰的世界里,只有她的表情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这时看到她双手放在裙子上,忍不住笑了——她今天穿着裙子。“你还笑,有什么好笑的……”她嗔怪了一句,我没告诉她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