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在精神上均不同程度地患有恐高症，说什么“峣峣者易折，岌岌者可危”，说什么“高处不胜寒”，说什么“爬得高摔得重”，其实是裹足不敢涉险。这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不无干系，它教人凡事不偏不倚，勿走极端，两千多年来中国的读书人视之为头号法则而奉行不悖，明哲保身的技术早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化境。
以我的见闻所及，国人是多少有点登临癖的，稍稍披览一下古典诗文，我们就不难发现，登高寄兴的作品简直多于恒河沙数。异邦异域的作家并非无高处可登，感觉上却似乎对这类题材比较迟钝，大抵西方的骚人不像东土的雅士那么偏爱湖山之美，喜欢高瞻远瞩吧。当然也有另一种见解，认为中国人向来活得十分压抑，才特别需要一个能够放松性情的地方，以便呼吐胸中的积郁，获得一点释放的自由。细想想，这种说法的确有它高明深察之处。
古代的亭台楼阁大多临水而筑，于平阔要害处正好放眼，全无一点挂碍。若措置于大江大湖之滨，则往往成为风景胜地。
世人在精神上渴求自由，古今并无大异，他们的心胸往往禁不住严酷现实的过度挤压而坼裂变形，最终陷身于苦难的齿轮中发出哀叫。因此古代的诗家登临舒目，快意之余，常不免复生悲感。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王粲生逢兵火交侵、人命惟浅的东汉末世，楼头所见皆是白骨荒原，当然悲不自胜。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古台，兴发的乃是对天地人生的大怆恸，这决非寻常的无病呻吟，千秋之下读此寥寥二十二字的古诗，我仍不免三叹而三掬泪。
古代的诗家站在高处，种种梦幻泡影皆为之遁形，他们合该看清人生的悲剧意蕴。
也有超然的智者似乎一不小心就迈到红尘之外，回头另作开解之语，让人听来多少有点隔膜：“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大有教人修心的意思，至于范仲淹倡导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境界，大概只有明心见性的禅家才能真正做到吧。
我读西晋文学家左太冲的诗，最喜欢“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两句。这种高洁的精神差不多都快要失传了。凡夫俗子身在妙高之处则蝇营狗苟，身在润泽之地则同流合污，实为人间常景，不足讶怪。灵魂若要据于高地，肉体就须栖于卑陬，可谓此事古难全。“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的人则是双脚站在悬崖上，只要被那些“醉汉”稍稍一挤一推，就会一头栽落下去，想伸手抓根藤蔓都来不及。有鉴于此，许多人在精神上均不同程度地患有恐高症，说什么“峣峣者易折，岌岌者可危”，说什么“高处不胜寒”，说什么“爬得高摔得重”，其实是裹足不敢涉险。这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也不无干系，它教人凡事不偏不倚，勿走极端，两千多年来中国的读书人视之为头号法则而奉行不悖，明哲保身的技术早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化境。
许多人应该向六一居士欧阳修讨教一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他真是拿得起，放得下，寄意于绿水青山，赊取风月比孔乙己赊酒更得便宜，绝对不会被店主逼债。六一居士聪明就聪明在能入能出，入则明修暗渡，宦海轻舟一帆高挂；出则野鹤闲云，尘中细故不了了之。高也能成，低也肯就，于是就没有圆凿方枘之忧。
“体虚”的苏东坡好像特别怕“冷”，说什么“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看得太清楚了，倒反而容易犯嘀咕。东坡一生流落如转篷，最终被贬死于南蛮之地，幸得他天性乐观，始终在精神的孤峰上自斟自酌，自歌自舞，冷是冷了一点，但绝胜风景都在那儿。他不过是憋不住，把几句牢骚话从心口里全抖落出来，其实并不乐意去小小的朝堂趋炎就热。古代有名有数的文人多半只能如此高踞于精神的极顶，傲视沧海横流，茫然无所同归。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王安石以这种貌似清醒的心态解读历史，害得后人也一同掉入泥潭，久久不能自拔。在高处，应以找寻自我为第一要义，细想来，世间的悲欢都不过暂寄于一时一地而已，遗迹与遗意即使落于言诠，变成诗歌、文章、词曲、戏剧，也早已走样，非复旧观。
自我的失落比神灵的失落更危险。因为神灵具有再造的无限可能性，而人往往成毁于一念之间。我们若只能安居“平野”，就不要措身“高原”，因为缺“氧”而致命，风光也就十分有限了。有人或许甘于忍受曲高和寡的不遇之苦，背离世俗，皎皎而不自污，在高处依然纵情快意，这种抉择往往以失去现实享乐为代价，以保全自我本心为归结，高寒之地也就可以“嫦娥玉女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八百多年前，辛弃疾在建康赏心亭上叹恨“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他愤于志士无报国之门，英雄无用武之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的这种忧患意识真能使男儿为之血沸，只可惜历代腐败的统治者并不领情，英雄豪杰的抱负也就屡屡落空。高处的壮歌都成了绝唱和遗响，让人感受其中万古如斯的悲凉。
在高处，一个人最容易与历史会合，也最容易与自己会合。
在这个会合点，我们歌哭多于言笑，沉默多于放谈。因为思想无所不至，它将洞察幽微，辨析出我们起始和结末的那些虚虚实实的体验。
在高处，可能我们的肉体有一个座次，心灵则无可立锥，反之亦然，很难各得其所。如果让我选择，我真不知该如何措置它们。身心同在高处的非神即圣，我们只有在眺望和仰望时才与那些横绝天际的背影相逢。
古代不少猛人阔人奸人贼人临终前嘱咐子孙将自己的墓庐筑在高处，峨然且巍然，以凌驾万物为乐，其意不言自明。但这种营求完全无济于事，他们的朽骨早已支撑不起最后那个“灵魂高高在上”的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