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丹麦王子汉姆莱特的这句名言值得我们念念不忘，深长思量。好的生存——有健康、有活力、有乐趣、有尊严、有安全感的生存，业已拥有者自当珍惜，尚未拥有者自当追求，它是我们进入生活大庭院和生命后花园的必由之径，舍此毋论其他。
如今，某些人穿的是名牌，吃的是名菜，住的是名楼，开的是名车，活得十二分滋润，哪里还肯转一转心思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仍有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仍有如隔霄壤的贫富悬殊，仍有一触即发的核武危机，仍有愈演愈烈的地区冲突，仍有滥杀无辜的恐怖袭击。他们觉得那些糟心事要棘也只棘别人的手掌，要伤也只伤别人的脑筋，全然与自己无关，可以抛之脑后，束之高阁。然而，他们迟早会觉悟到自己的想法犯了个天大的错误。在高科技时代，地球已经小如一座鸡犬相闻的村庄，牵一发而动全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时候你打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可是你没那么容易超然物外。远的且不说，2003年春天爆发的SARS危机即给国人扎扎实实上了一课，教我们在生死一线间骤然明白了至为浅显的道理：大众的生存安全仍有不少隐患，社会还远远没有进步到高枕无忧的境地。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房住，这只是低层面的生存状况，多数人确实不必为此烦心；有可靠的安全感，有全面的医疗保障，有完整高效的救援机制，有危机乍现时的快速反应能力，这才是高层面的生存状态，人类要达到这一步，还有不少路要走，还有许多事要做。“9.11”给了美国人一个难以消化的教训，SARS也令中国人大梦惊醒，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们竭力追求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今天，生存的困惑反而有增无减。
SARS流行期间，曾有一位自称无畏无惧的“勇士”来跟我算一笔明细帐，中国每天光是公路交通事故一项就要报销多少多少条鲜活的生命，数字高到令人惊悚的程度。然而，他就不动脑筋想一想，SARS冠状病毒具有高吸附性、高传染性、高杀伤性，它比“交通事故”隐含更大的危险，比高速公路上汽车的连环追尾还要可怕千百倍，因为一旦某个阻遏的环节失去控制，它就可能会转变为席卷天下的狂飙，除了夺走不计其数的生命，还将摧毁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的情感结构和道德体系。对此，我们只要读一读法国作家阿尔伯特·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描写上个世纪初那场殃及全欧洲的大灾难），心灵便会受到震撼。在小说中，里厄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为了遏制泛滥成灾的疫情，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这种大无畏的勇毅精神使许多惊恐万状、濒临死地的病人获得了及时的安抚，看到了一线生机。小说还塑造了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起先只在意个人幸福而置身事外的记者朗贝尔，面对怵目惊心的鼠疫，他良知醒悟，及时改弦易辙，由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变为奋不顾身的角斗士；那位虔诚祷告的神甫安于所谓天命，拒绝治疗而去见了上帝，实则他是一位懦夫；还有一些趁火打劫的败类和大发灾难财的黑心奸商，他们堕落为疫魔的帮凶。小说的结局是光明的，人类最终以智慧和勇敢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鼠疫，并从殊死拼搏的战斗中锤炼了博爱、乐观和自省的精神。
诚然，SARS冠状病毒是给予“食万物而自信的人类”一记严厉的警告，使之从骄傲回复谦卑，从狂妄回复敬畏，对于健康，对于环境，对于生存法则，生发出前所未有的警觉和思量，如果这份警觉和思量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人类就会取得实质意义上的进步。说大一点，是对地球村——人类的安身立命之地，少攫夺少污染少破坏一些；说小一点，是对自身和他人的健康——这笔经不起蚀耗的革命本钱，多留意多关怀多珍重一些。
面对SARS疫魔，有的人记起了张爱玲曾以厌世口吻说过的那句话：“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有的人则记起了英国诗人邓恩的著名诗句：“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敲响！”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前者之低，我们也许能够轻易超越；后者之高，我们则很难望其项背。一个人若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又怎会关起门来独独庆幸自家的吉祥平安？在“非典”肆虐期间，许多医务人员履行天职，不幸倒在SARS疫魔的刀口下，我总觉得他们是为人类壮烈牺牲的，而人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一分子的损失都是整体的损失，任何一分子的获救也是整体的获救。
随着夏日来临，SARS疫魔的身影愈行愈远。经此一劫，整个社会已迅速增强危机意识，提高应对能力，扩大知情权，改善生活习惯，养成公共道德。我们不妨乐观一点想，祸兮福之所倚，这正是大家创造美好明天的一个契机，来路还长，此时憬悟仍不算迟。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丹麦王子汉姆莱特的这句名言值得我们念念不忘，深长思量。好的生存——有健康、有活力、有乐趣、有尊严、有安全感的生存，业已拥有者自当珍惜，尚未拥有者自当追求，它是我们进入生活大庭院和生命后花园的必由之径，舍此毋论其他。
最近，我读到美国剧作家皮尔斯·霍尔贝克（曾创作过名剧《纽约黄玫瑰》）的一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在“9.11”事件后对于生存的种种忧虑，文字颇为痛切，他的许多感受与读者的想法是共鸣的，只不过他提供的版本更高级一些。
皮尔斯·霍尔贝克就职于纽约肯尼迪艺术中心，他才华出众，每年只须完成一个剧本就可以过得悠哉游哉。他天性乐观，人生态度积极，兴趣广泛，自称为世界公民，最喜欢的是环球旅游。然而，如今这位世界公民的脸上已很少再绽露出昔日惬意的笑容，他总有点忧心忡忡，神情恍惚，时不时地发出几声悠悠的叹息。他多次准备好了旅行箱，却搁置一旁，总有些六神无主。这才短短两年多时间，他的生活习惯、业余爱好和性格特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他不再吃牛排，道理很简单，疯牛病的潜在威胁令他举（餐）刀四顾心茫然，不仅茫然，而且惶然，他担心自己会中“六合彩”大奖。
他见到白色粉末状的东西便仿佛见到墓地的幽灵，目光中满是惊恐，他担心那些白色粉末会传播炭疽热——一种无药可医的传染病。
他洁身自好，严格自律，不再去色情场合一夜风流，他害怕自己稍不小心就会染上爱滋病，死得既痛苦又难看。
他在任何一幢四十层以上的高楼都不敢滞留半小时以上，有一次，他从窗口看见一只鸟儿展翅向大楼飞来，由于惊悚立刻产生幻觉，以为那是一架类似于美国中学生毕晓普驾驶的小型飞机，他二话不说，立刻撇下朋友，乘电梯逃之夭夭。可以这么说，“9·11”事件后，他患上了严重的恐高症，这究竟算不算心理疾病？他正在踌躇要不要付出一笔数目不小的心理咨询费。
坠机事件越来越频繁，乌克兰的客机甚至会遭遇恐怖分子的地对空导弹的偷袭。皮尔斯·霍尔贝克摊开世界地图，顿时傻了眼，偌大的地球竟然已经没有几个真正安全的地方可以旅行。先看南美，哥伦比亚毒枭猖獗，政局动荡，阿根廷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已陷入无政府状态，秘鲁民众掀起抗议政府的浪潮，智利工人大罢工，巴西的经济摇摇欲坠；再看澳洲，森林动辄起火，久扑不灭，连大都市的居民也人人自危；再看非洲，乱枪如林，流弹无眼，连年饥荒，黑死病猖獗，刚果金丧失人性的种族灭绝无比血腥；再看西亚，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后，美国公民已成为该地区的头号肉靶；再看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派遣的人肉炸弹四处肆虐，无辜者随时随地都可能被炸得血肉横飞，还是躲远点，自求多福吧；再看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只见流血，不见止血，本·拉登的恐怖势力在这一地区已大面积渗透，美国人去那旮旯，等于找死；再说东南亚，巴厘岛大爆炸后，不仅该地区的旅游业迅速凋蔽，而且人心惶惶，就算他有胆去，也不见得有命回，何况最近越南和泰国又爆发了禽流感；再说东亚，北朝鲜悍然启动核装置，半岛局势骤然紧张。皮尔斯·霍尔贝克左看右看，欧洲的情形似乎要比别处好一些，但爱尔兰共和军、意大利黑手党、德国新纳粹主义分子和车臣恐怖组织并没有冬眠，汽车炸弹的“热恋”和火箭弹的“飞吻”样样致命。此外，还剩下南极洲和北极洲，他自知与南极企鹅和北极熊缺乏缘分，与爱斯基摩人难结友情，那就只能在家里老老实实地歇着，日复一日，旅行箱已蒙上厚厚的灰尘，世界地图也已经好久不曾摊开。有一天晚上，他在家中眺望远处的灯火，心底冒出一个绝望的念头：“我不再是一位世界公民了！”这个人世间充满敌意，已经日益危险，变得难以应付，世界公民的角色沾满边缘化色彩。
更要命的是，在俄罗斯国家大剧院发生人质灾难后，皮尔斯·霍尔贝克不再觉得去百老汇看戏是一种艺术享受，他甚至不再觉得美国是一片神仙乐土，能够在俄国上演的悲剧就完全可能在美国上演，他不再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如此一来，他的职业也开始面临危机，一旦观众疏离，剧目减少，他的收入也会直线下降……
这位美国剧作家形同惊弓之鸟，他的描述并非故意夸张。在《海外文摘》上，我曾看到一个触目惊心的调查结果：“9·11”事件之后，美国人的乐观指数已锐减了28%，紧张指数已激增了35%，对本土安全的信任指数已锐减了42%。这个信号太明显了，美国人正在大幅度丧失他们一向引以为自豪的安全感。似《诺查丹玛斯预言》那类老掉牙的巫书又开始在坊间流行，又有人以智者的狂妄向外界宣称他用尽心水，终于破解了诺查丹玛斯所作的最关键的那则预言（“恐怖魔王从天而降”）：本·拉登即“恐怖魔王”，所谓“从天而降”即指飞机撞毁世贸大楼双子座，造成惊世大劫难。这样的事后诸葛亮再多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又于世何益，于事何补？
作为一位个性鲜明、心地善良的世界公民（或谓之“地球村的居民”），那位美国剧作家希望世界和平，众生幸福，我们也同样怀有真诚的意愿，而且这种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人间，安全维系着人类的全部福泽，我们决不希望它变得千钧一发，决不希望和平的橄榄枝变成头顶恐怖的悬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