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国人的记忆中，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7.8级）大概是自然界最疯狂的一次恶性发作，夺去近25万人的生命。尤其是京津唐地区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谈之色变。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却发生一次比唐山地震还要大得多的地震——甘肃海原大地震（8.5级）。
让我们把日历再翻到1920年12月16日，晚7时27分，甘肃省东部海原（今属宁夏），突然大地摇荡，如波涛起伏、声响如雷，随即“山崩地裂、黑水上涌、房屋倒塌，省城兰州第一次震动时间长达六七分钟之久”。以后余震不断，迁延“三月之久”。每震动一次“沙飞石起、树拔山崩、城郭为虚、陵谷易仕”。受震地区横跨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五六十个县的广大地区。有4个城市被毁，海原县城倾陷，葬身其中者7万余人。据统计，光甘肃省在此次地震中死亡人口达234 117人。在一些地区“山崩土裂、村庄淹没，数十里内，人烟断绝，鸡犬绝迹，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见”。被科学家称为20世纪全球3次特大地震之一。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人祸天灾几乎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据统计，20世纪全球十大自然灾害中，中国竟占了一半。正如一些科学家指出，任何其他天灾都比不上地震能在如此短促的时候，如此广大范围，造成如此大的灾难。甘肃发生地震甚至波及中国沿海地区，也震动了北洋政府，在指示地方政府救灾的同时，北京政府派出了由农商、内政、交通、教育4部人员组成9人考察团赴灾区考察。
翁文灏率王烈、谢家荣作为考察团成员亲赴灾区考察。这时灾区余震不断，既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又没有精良的仪器设备，许多工作要亲自动手。翁文灏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行路以马代步，用碎银子付账。由于工作条件艰苦，营养不良，又极少休息，翁文灏因劳累过度，双腿水肿，得了营养缺乏症，但他仍抱病坚持，圆满完成了这次考察任务。这也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对地震区进行的实地考察。
到达灾区之后，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荒凉景象，到处是断壁残垣，遍地是废墟瓦砾，地面裂缝纵横、污水横溢、交通堵塞、腥味冲天。一根根折断的烟囱，早已没有炊烟；一排排坍塌的房屋，早已没有鸡鸣了。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震后余生的人们怎能忍受这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痛苦，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撼着翁文灏的心。此刻，翁文灏的心像针扎似的，热血已经沸腾了，为了让人民不再遭受地震的苦难，一定要认真考察，弄清地震发生的原因，为今后震前预报工作打下基础，一定要降伏地震这个恶魔。
在海原地震灾区，翁文灏每天带病访问灾民，了解地震情况。他拿着地质锤、地质罗盘、放大镜、测绳等考察工具，到处调查研究，测量数据。一天，当他拖着水肿而沉重的双腿，来到一间临时支撑起来的竹棚前面，只见一位头戴白布帽子的回族老人蜷曲在那里，翁文灏忙上去和老人闲谈，问道：
“老人家高寿了？”
“88岁了。”老人回答。
“老人家您这一辈子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吗？”
“只听说鳌鱼眨眼的故事，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地震。”
“您知道为什么发生地震吗？”
“这是该人类遭劫了，才地动山摇呗！”
翁文灏向老人解释说：“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没有上天的意思。过去人们传说大地是驮在一条鳌鱼背上的，说是每当鳌鱼睡时，就会发生地震，其实这是古代人对地震形成的一种猜测，没有科学道理。”
凭着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顽强的毅力，翁文灏胜利完成了这次考察任务，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日后室内进一步研究地震奠定了基础。
考察完毕，翁文灏通过研究得知：震级越大并不意味着烈度越大。烈度的大小还要受震源深度的影响。震源越深，地震波对地表的破坏就越小，烈度也就越小。震源深度如超过几百千米，地震波传到地表基本消耗殆尽，当然也就对地表没有多大破坏。然而，海原这次地震不但震级达到8.5级，而且震源深度还很浅，发生在地下十多千米处，所以破坏力就特别大，造成几十万人死亡，其裂度翁文灏把它划为10度。
地震考察归来后，翁文灏通过对调查材料的精心整理分析，并结合历史资料的记载，先后撰写了“甘肃地震考”、“中国震中地域及其地质原因”两篇论文及《地震》一书。“中国地震”一文曾在比利时1922年召开的第13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在“甘肃地震考”一文中，他通过查阅和分析中国史籍和地方志上记载的大量有关地震的实际资料，作出了一批统计表，阐明了自公元8世纪以来甘肃地震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和周期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他还在“甘肃地震表”，列出从公元前790年到1909年共240次地震的发震时间、地点和震级情况，这些资料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为地震预测提供了主要数据，开创了我国现代地震地质学研究的先河。
翁文灏通过甘肃大地震的考察，取得了许多关于地震的理论成果，他也感到要研究地震除了作宏观野外调查之外，还必须靠仪器观测。
1922年8月10—19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第13届国际地质大会正隆重召开。来自全球各地的地质界精英们热情地讨论着各国各地区提交的地质论文。国际地质学大会每4年都要召开一次，这是代表地质学界最高水平的地质学理论总结交流的大会。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里，有的仅是肤色的区别。中国地质学家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这还是首次。
在主席台上，只见一名面色红润、个头不高的学者面带微笑，从容地宣读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国地震》和与葛利普（A·W·Grabau，1870—1946）合作的学术论文：《中国之石类纪》。他是用英语宣读的，语言流畅，表达富有吸引力，时而用他那犀利的眼光扫视一下整个会场，时而慷慨激昂，阐明自己的现点。自信的神态和渊博的知识成了他独具魅力的特色。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翁文灏结束了自己的发言，从容地走下了讲坛。结果他的两篇学术论文都发表在会议论文集上，同时翁文灏在会上当选为国际地质学会副会长。
回国后，翁文灏感到肩上有一副沉重的担子，那就是必须研究地震。除了作宏观野外调查外，还应该作仪器观测。即以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同时深入观测研究。从此，翁文灏开始了我国自建的第一个地震台——鹫峰地震台的组建工作。
鹫峰地震台筹备初期，因地质调查所经费困难，项目一直没有付诸实施。直到1929年，北京（当时名北平）的一位知名律师林行规先生，在北京西郊温泉西北之北安河村的鹫峰山的秀峰寺建有别墅。就在这座别墅旁捐地一块供地质调查所建地震台之用。1930年年初，地震台建成，翁文灏又从中国文化基金会筹得一部分资金，从国外购置一套Wiechert式地震仪，并聘物理教员李善邦（1902—1980）负责该台事宜。1930年9月该台记录到第一次地震的数据（该地震的发震时刻为1930年9月20日13时零2分零2秒），从此鹫峰地震台转入正式运转。
鹫峰地震台的台基为花岗岩，仪器室用石块砌成，占地约200平方米，大部分为一层，仅东北角局部为二层。墙及门窗皆为双层，室内常年温度变化很小，在东北角二层楼内装有气象仪器，二层楼顶上装有风速计及无线电天线。门口挂有上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鹫峰地震研究室”字样的牌子。
初建成时，仪器室内装有天文钟及德国制的维歇尔机械地震仪一套，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至此，鹫峰地震台已成为世界第一流地震台。因为管理完善，地点合适，所记到的数据准确，所以很受世界地震学界的重视。
在仪器室的东南方约30米处建有办公室，内设冲洗，照相记录的暗室，分析地震记录的工作室及图书室等。在图书室内存有当时的地震学书籍及地球物理学的刊物，还有业余科普图书多种及3英寸口径的折射式天文望远镜一架，以供工作人员使用。当时鹫峰交通不便，要去地震台必须先从北京西直门乘人力车到颐和园，再换乘毛驴，约4小时到达。当年，翁文灏就是多次骑毛驴到地震台进行研究和指导工作的。
鹫峰地震台自1930年开始运转至1937年8月止，共记录到2 492次地震，为地震研究和预报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抗日战争爆发后，鹫峰地震台的Galityinwilip地震仪由观察员贾连亨拆卸装箱，冒险运到当时的燕京大学物理系地下室内存放。共存放8年多，很少有人知道，也无人搬运。到抗战胜利后于1948年春才把它找出来运往南京使用。1955年又运回北京，在中关村地球物理所的地下室内进行记录，现存放在白家疃地震台。
抗日战争时期鹫峰一带为游击队活动区，因仪器室的墙壁很厚，据说曾作过游击队的指挥所。因鹫峰台的Wiechert式地震仪不知去向，据很多人的推测可能是被游击队员熔化制成手榴弹用于抗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