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姓随国为侯爵，史书称“汉东诸姬随为大”，楚武王扩张国土，其大臣建议：只要把随国征服了，就等于抓住了汉水流域各姬姓国的牛鼻。楚武王听取了这一建议，不惜带病亲征，虽然在行军途中因“心荡”而猝死，但其他将领密不发丧，继续前进，兵临随城。随侯在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同楚国订立了城下之盟。于是随楚两国相安无事。春秋后期，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打楚国，一直攻进楚国的郢都。吴国曾以同为姬姓为由，要求随国作为后援，遭到随侯的拒绝。吴国因遭到南边越国的攻打，迅速从楚国撤军而回。随侯因坚守盟国的信誉而受到称赞。可以说终春秋之世，随都是姬姓随国的所在地；到了战国中后期，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曾国来？于是有的学者认为随国即曾国，就像魏又称梁、韩又称郑一样。这样就把两个地域大体一致的姬姓诸侯国统一了起来，以解决曾侯乙编钟拥有者之谜。可是，随国为什么又可以称曾呢？众所周知，魏可以称梁，是因为魏都大梁（今开封）；韩可称郑，是因为韩国都郑（今河南新郑）。可是随本来就有一个姬姓侯爵的随国，并非姬姓曾国的都城。由此可见，曾即随，随即曾的见解仍需商榷。
众所周知，曾侯乙墓还出土了不少竹简，却是随葬物的清单，于曾国的历史不记一字。后来在擂鼓墩发掘了2号墓，虽然也是一座曾国国君的墓葬，但是其规模、随葬物均没法同曾侯乙墓相提并论。要解开曾侯乙编钟的拥有者之谜，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越王勾践剑之谜
公元前496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攻打越国，大获全胜，使越王勾践成为阶下囚，被吴王扣押了三年。越王勾践在忍受了三年的屈辱生活后回到越国。在大臣范蠡、文种的辅佐下，勾践卧薪尝胆，立志图强，用艰苦的生活磨练自己的意志。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使越国由弱转强。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精兵灭亡了吴国，迫使吴王夫差饮剑自杀，并进而成就了越国霸业。从此，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就在中国历史上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延续至今。
有趣的是1965年12月，在湖北一个叫望山的地方，竟然出土了一把锋利如初的青铜剑；剑的主人就是越王勾践。剑如同他的主人一样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也是越国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这把青铜剑出土时，置于棺内人骨架的左侧，并插入涂黑漆的木鞘内。剑长55．6厘米，剑形挺拔庄重，制作精良考究，保存完好如新；剑身上面满饰黑色菱形暗纹，剑格的一面由绿松石组成美丽的图案，另一面则镶嵌着蓝色琉璃，整个装饰显得华贵、典雅。靠近剑格处有两行错金鸟篆铭文，铭文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剑柄以丝缠绕，剑出鞘时寒光凛凛，耀人眼目，剑刃薄而锋利。
既是越王勾践用过的剑，而且又出土在人骨架的左侧，您一定会认为此骨架是越王勾践吧？这种推测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此剑出土于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墓葬中，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国君的剑为何没有留存在越国故地，却埋藏在千里之外的楚国贵族墓葬中？这就是越王勾践剑留给我们的第一个谜。
香港考古学家吕荣芳先生根据该楚墓中一起出土的竹简研究，认为墓主人邵固即邵滑，也即淖滑。邵滑是楚怀王时的大贵族。吕先生进一步从《史记·甘茂列传》和《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载史料剖析，认为楚怀王曾派邵滑到越，离间越国内部关系，诱发越国内乱，而楚怀王乘越乱之机而亡越。邵滑是灭越的大功臣，楚怀王把从越国掠夺回来的越王勾践剑作为战利品赏赐邵滑。邵滑死后，将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殉葬，以显赫他生前的功绩，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见《厦门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
陈振裕先生从这座楚墓出土的竹简、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与其他墓葬的同类器物分析比较，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墓主邵固并非邵滑。墓主邵固应是生活在楚威王或更早些时候，而史书记载中的邵滑其主要政治与外交活动都在楚怀王后期，邵固与邵滑是生活于不同时期的两个人。墓主邵固生前的社会地位只相当于大夫这一等级；而史书记载中的邵滑在楚怀王十五年以前就是楚国的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在“齐破燕”后，曾担任了联赵魏伐齐的重要使命；尔后又被派到越国，为越王所用。五年后，由于邵滑在越国搞离间活动，遂使越国内乱，楚国便趁机出兵灭掉越国，邵滑是灭越的大功臣。根据史书和竹简所记，楚越之间的关系在楚威王之前是很密切的；楚昭王曾娶越王勾践之女为妃，而勾践将他珍贵的青铜宝剑作为嫁女之器而流入楚国，这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墓主邵固是以悼为氏的楚国王族，从他祭祀先王、先君推测，他是楚悼王之曾孙。竹简中还记他常“出入侍王”，说明他与楚王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死时很年轻，楚王为了表彰他的忠心而把名贵的越王勾践剑赐葬邵固墓中，也是很有可能的（陈文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方壮猷先生则认为越王勾践剑何以会流落到楚国来，这是和楚国灭越问题分不开的。因此，江陵望山l号墓的上限必然在楚国灭越以后，它的下限必然在楚顷襄王徙都于陈之前。因为楚国灭越以前，越国正在强盛时期，勾践的宝剑不可能流落在国外。据方先生研究，越王勾践剑也有“可能是越国王子投奔楚国，客死郢都的随葬品”（见《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除上述三种意见外，已故的着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春秋末年，晋联吴以抗楚，楚联越以图吴，互相报聘，故吴物入晋，而越器亦出土于楚都。勾践灭吴以后，越楚接壤，更有交流互赠之可能也。”（引自《文物天地》1986年第5期谭维四文章）如此看来，越王勾践这把随身佩带的青铜宝剑，为什么会在远离越国的江陵楚国墓葬中出土，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越王勾践青铜剑，不仅铸造精工，花纹秀美，而且深埋于地下2400多年而不锈，仍保持着耀眼的光泽，确实耐人寻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时代。当时，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割据，战争频仍。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各诸侯国不断改进和大量制造各种各样的武器。各国都有一批铸造青铜剑的能工巧匠。处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有欧冶子以及干将、莫邪等当时最着名的铸剑能手。吴越铸造的名贵青铜剑，坚韧锋利，在各诸侯国中享有盛名。
据《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有5把青铜剑，其剑“扬其华，淬如芙蓉始出；观其，灿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深深如水溢于塘；观其断，严严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此所谓纯钧也。”这与考古发现的越王勾践青铜剑，大体相符。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科学发展水平局限等原因，人们不可能对这些青铜剑进行取样测定，因此关于青铜剑的至今不锈，有人曾归因于当时采用的金、银、锡和水银等进行外镀的技术。但是关于青铜剑如何铸造和防锈的，这个谜应该说当时仍未解开。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1977年及1978年湖北省博物馆与有关单位协作，在复旦大学的静电加速器上，利用原子核研究所提供的检测设备，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测定与研究，终于解开了千古之谜。
越王勾践剑剑刃及剑身的成分表明含锡为16％－17％，这是铸造锡青铜强度最高的成分，并保持有一定延伸率；含锡再高，强度虽有提高，但抗张强度及延伸性迅速下降，做直刺用的兵器，要保证其强度以免弯折，而不需要砍击器的硬度或韧性，越王勾践剑和同墓出土的菱纹剑都使用了合理的含锡成分，反映了吴越铸剑的高超水平。勾践剑剑身含铅、铁较低，它们应是锡和铜的杂质元素，在熔铸时或者选料精良，或者通过精炼去除了铅、铁杂质。
剑格使用了含铅较高的合金制作，这种材料流动性较好，容易制作表面的装饰。剑格表面经过了人工氧化处理，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以保持花纹的艳丽。
越王勾践剑上镂有八字铭文，刻槽刃痕清晰可辨，可以肯定铭文系铸后镂刻。铭文笔画圆润，宽度只有0.3－0.4毫米，刻字水平之高可见一斑。
越王勾践剑因剑的各个部位的作用不同，铜和锡的比例也不一样。剑脊含铜较多，能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刃部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非常锋利。但不同成分的配比在同一剑上又是怎样铸成的呢？专家们考证后认为是采用了复合金属工艺，即两次浇铸使之复合成一体。这种复合金属工艺，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到近代才开始使用的，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2000多年前就采用了，他们如何掌握和使用这种技术，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谜。
马踏飞燕用途之谜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后期的墓葬出土了一件奔马和飞燕组合的铜器，马的一足踩在飞燕的背上，三足腾空，作昂首嘶鸣状，是一件人见人爱的青铜艺术品，人称“马踏飞燕”。许多书籍把它作为插图，甚至成为中国旅游业的标志性图案。然而，关于马和鸟的名称，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1969年10月在甘肃武威雷台发现了东汉后期的墓葬。此墓虽然曾被盗掘，但考古工作者仍清理出200多件完整的文物，其中有39件神态各异、体格健壮、神采飞扬的青铜奔马。有一件奔马的一足踩在飞燕的背上，三足腾空，作昂首嘶鸣状，充分表现了一匹速度超过飞燕的骏马，是一件人见人爱的青铜造型艺术品。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马踏飞燕。许许多多书籍把它作为插图，并成为我国旅游业的标志性图案。人们在欣赏之余不禁会问：汉朝人为什么会铸造这些美轮美奂的青铜马？学者们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由于对作品中飞鸟的不同见解，就会引起对作品的不同理解。飞马所踩的飞鸟是燕子吗？至今出现了燕子、乌鸦、龙雀、燕隼等四种不同的见解。初看时，它身躯和翅膀都较小，疾飞时翅膀稍向后，与身躯平行，这正是燕子飞行的姿势，故有不少学者认为它就是燕子。燕子是飞行速度很快的鸟，作品用燕子作衬托，以喻骏马奔驰的速度。可是仔细察看时，鸟首和眼睛似鹰，而鸟尾并没有剪刀式的分叉，所以它不可能是燕子，而是隼。隼科飞禽中有一种头部和双目似鹰，身躯和翅膀也较小，飞行姿势同燕子，故名为燕隼。甘肃、青海一带有这种鸟，当地人很熟悉这种鸟，俗称青条子、土鹘、蚂蚱鹰、儿隼等。飞行速度奇快，用燕隼来衬托出骏马奔驰的速度，也是一目了然的。有的学者认为是龙雀，也就是风神飞廉。《离骚》有“后飞廉使奔属”句，《汉书·武帝纪》记载了武帝因崇信风神而铸造铜飞廉，并为之建造“飞廉馆”一事。东汉明帝还专程到长安把铜飞廉运到洛阳，可是被董卓销毁了。由于把飞鸟视为神鸟，于是这一作品就成了马神。由于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中出土了《相马经》，其中有“一等逮鹿，二等逮麋，三等可以袭乌，四等可以理天下”数语，故有的学者认为“马踏飞燕”青铜造型是一种“相马式”，即相马的模具。既然是一种相马式，那么骏马踩的飞鸟应该是乌鸦，故其翅膀较宽，尾巴方形而略呈弧形。《相马经》所说的等级以第四等最为上乘，而能“袭乌”的马则仅次于“理天下”者。
在这四种观点中，第一和第二种观点未考虑到它的实用价值，称它为纯粹的造型艺术品，确实不为过。第三种观点认为它是马神崇拜的产物，似乎也不无道理。而第四种观点不仅能获得更多的证据，而且能认为它是实用的相马模具同造型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
提及相马，人们总会想到先秦时代的相马专家伯乐。秦穆公时有人要把一匹瘦得皮包骨头的马处理掉，伯乐见了，认为是一匹骏马，只是饮食不当而使马显得病瘦。后经伯乐的喂养调理，果然是一匹罕有其匹的宝马。有人向他请教相马的技术，他认为应该“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伯乐善于相马的名声越来越大，以至于向他求教的人越来越多。据说伯乐为了方便人们的学习而画了相马图，写成了《相马经》。伯乐的儿子自以为得父亲的真传，十分自负。他熟记了《相马经》中“隆颡日，蹄如累麴”一语，便拿着相马图出去寻找良马，不久便回到父亲的身边，说已经找到了一匹好马，并作了一番描述，认为“略与相同，但蹄不如累麴”。伯乐根据儿子的描述，心知是一只青蛙，为儿子的愚蠢而恼怒，转而变怒为笑，说：“你找到的好马只是善于跳跃而已，可是驾不了车。”成语按图索骥就是出自于这个故事。按图索骥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拘泥于成法、食古不化的愚蠢行为；二是指按照线索去寻找，易于获得。
当然，绝大多数人会得益于《相马经》和相马图的。汉朝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创造。武帝是一个特别喜爱宝马的人。张骞通西域的一个原因就是为汉武帝寻求西域的宝马，曾找到过“汗血马”和“天马”献给武帝。有一个相马专家东门京，铸造了铜马法献给汉武帝。武帝得到东门京进献的铜马，真是喜出望外，把它们作为相马式而立于鲁班门外，并把鲁班门改称为“金马门”。这一举措对于马种的选择和养马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东汉着名的将领马援真可谓戎马一生，战功赫赫，“马革裹尸还”就是他提出的豪言壮语，在战争之余他还写成了《铜马相法》的着作。有了这许多材料，于是有的学者认为“马踏飞燕”是汉武帝时东门京所献的铜马式之一，也有的学者认为就是马援《铜马相法》中所说的相马式。可是“马踏飞燕”通高仅35厘米，不可能立于宫阙的大门旁，也小于《铜马相法》中所记“高三尺五寸”的高度。以汉尺等于23厘米计，则有80余厘米，《铜马相法》之铜马要高出“马踏飞燕”一倍多。还有一些学者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综合了《铜马相法》、《齐民要术·相马经》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相马篇》等文献材料，从“水火欲分明”、“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等十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各种特征处处合辙。认为“马踏飞燕”即使不是东门京所铸的相马式、也不是《铜马相法》中的相马式，但就是汉朝的相马式，有可能是前两种相马式的缩小了的复制品。尽管如此，为什么不对同时出土的39件铜马作一番综合的考察和解释呢？它们为什么不可能是随葬品呢？如果“马踏飞燕”是相马式，那么另外38件铜马是否也是相马式呢？汉朝的相马式究竟有多少呢？
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之谜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在一次施工时发现了两个陶瓮和一个银罐，其中装有一千多件文物，包括金银器271件、金银铜钱币466枚、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还有玉器、玛瑙、琉璃、水晶等各种器物。如此数量丰富、品质精良的国宝，它们的主人是谁？是什么时候埋藏的？为什么要将它们埋入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