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若璩
阎百诗,名若璩,别号潜丘居士,山西太原人,寄籍江苏之山阳,生于明崇祯九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年六十九。
他的父亲阎修龄,号牛叟,本淮南盐商,但很风雅,也可算一位名士或一位遗老。
百诗生而口吃,性颇钝,读书千遍不能熟。年十五,冬夜读书,寒甚,漏四下,坚坐沉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是岁补学官弟子。
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
康熙元年始游京师,尚书龚鼎等为之延誉,由是知名。旋改归太原,为廪膳生。顾事林游太原,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改计数则,亭林心折焉。未几,出游巩昌,与陈寿善一夕共成七言绝句百首,名曰《陇右倡和诗》。
十七年,应博学宏词科试,不第,留京师,与汪琬反覆论难。琬著《五服考异》成,先生纠其谬,汪意不怿,谓人曰:“百诗有亲在而喋喋言丧礼乎?”先生闻之曰:“王伯厚尝云,'夏侯胜善说礼服',言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则汉世不以丧服为讳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恤》一篇,识者非之。讲经之家岂可拾其唾余哉!”徐乾学因问于经亦有征乎?先生曰:“按《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曾子次子也。《擅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没,子张尚存,见于《孟子》。子张死,而曾子方丧母,则孔子时,曾子母在可知。《记》所载《曾子问》一篇,正其亲在时也。”乾学叹服。
三十一年,客闽归,乾学延至京师,为上客,每诗文成,必属裁定,曰:“阎先生学有师法,非吴志伊辈所及也。”李天馥亦云:“诗文不经百诗勘定,末可轻易示人。”
后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开局于洞庭东山,既又移嘉善,后归昆山,先生皆从事焉。
先生又精于地理之学,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若指掌。尝曰:“孟子言读书当论其世,予谓并当论其地。少读《孟子》书,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邹问孟子,何缓不及事?及长大亲历其地,方知故滕国城在今县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邹县东南二十六里,相去仅百里,故朝发而夕至。朝见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书释地》六卷,《释地馀论》一卷。又据《孟子》七篇参以《史记》请书,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先生平生长于考证,遇有疑义,反复穷究,必得其解乃已。尝语弟子曰:“曩在徐尚书邸夜饮,尚书云:'今晨直起居注,皇上问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处,当时不能答。'予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语出何书耳。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以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破开州蛮,俘擒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
先生晚年名益著,清世宗在潜邸,手书延至京师,握手赐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疾亟,请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床为舆,上施青纱帐,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卧床箦,不觉其行也。先生又著《潜邱劄记》六卷,《毛朱诗说》一卷,及《日知录补正》《丧服翼注》《博学掌录》,宋刘攽、李焘、马端临、王应麟《四家逸事》诸书,诗有《眷西堂》诸集。
卒年六十有九,时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遣官经纪其丧,亲制挽诗,又为文祭之。
百诗仅有这点点成绩,为什么三百年来公认他是第一流学者呢?他的价值,全在一部《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在汉代,本有今古文之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叫做“今文尚书”。别有十六篇,说是孔安国所传,叫做“古文尚书”。然而孔安国这十六篇,魏晋之间,久已没有人看见。到东晋,忽然有梅賾(ze)其人者,拿出一部《古文尚书》来,篇数却是比今文增多二十五篇,而且有孔安国做的全传-即全部的注。到初唐,陆德明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自此以后,治《尚书》者,都用梅賾本,一千余年,著为功令。中间虽有吴棫、朱熹、吴澄(吴澄,字幼清,元崇仁人,著《书纂言》四卷,唯注《今文尚书》,谓《古文尚书》乃晋世晚出之书,不注)、梅鷟(字致斋,明旌德人。著《尚书考异》五卷,指出证据,明言东晋《古文尚书》是伪书)诸人稍稍怀疑,但都未敢昌言攻击。百诗著这部《古文尚书疏证》,才尽发其覆,引种种证据证明那二十五篇和孔传都是东晋人赝作。百诗从二十岁起就着手著这部书,此后四十年问,随时增订,直至临终还未完成。自这部书出版后,有毛西河(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和他抗辩,在当时学术界为公开讨论之绝大问题,结果阎胜毛败。《四库提要》评阎书所谓:“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自兹以后,惠栋之《古文尚书考》,段茂堂(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等,皆衍阎绪,益加绵密。而伪古文一案,逐成定案。最后光绪年间,虽有洪右臣续作冤词(1827-1897,名良品,字右臣,湖北黄冈人。著书近四十种,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方出,即撰《新学伪经考商正》二卷进行驳难。所谓续作冤词,指他曾作《古文尚书辨惑》十人卷,又《释难》二卷,《析疑》一卷,《商是》一卷,大抵重复前人陈说,声称《伪古文尚书》不伪。其说极迂腐,连信古文经学的学者也无人提及。),然而没有人理他,成案到底不可翻了。
请问,区区二十篇书的真伪,虽辨明有何关系,值得如此张皇推许吗?答道,是大不然。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他。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那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阎百诗为什么能有这种成绩呢?因为他的研究方法实有过人处。他的儿子说道:“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阎咏《左汾近稿.先府君行述》)他自己亦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邱札记》卷六)戴东原亦说:“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著戴先生年谱)大抵百诗学风,如老吏断狱,眼光极尖锐,手段极严辣,然而判断必凭证据,证据往往在别人不注意处得来。《四库提要》赞美他说:“考证之学,未知或先。”(《古文尚书疏证》条下)百诗在清学界位置之高,以此。《四库提要》又说:“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辩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仇衅,颇乖著书之体。”(《潜邱札记》条下。汪琬(1624-1689),字苕文,号钝翁,江苏长洲人。康熙中应博学鸿词科,授 翰林院编修,预修明史。著有《钝翁类稿》、《尧峰文集》等数百卷。他崇拜归有光,性狷急不容人持异议。其弟子惠周惕,传其说《易》议《礼》之学,开清朝汉学吴派先河。阎若璩曾批评汪及李因笃、毛奇龄说经史多穿凿,谓:“汪尧峰私造典礼,李天生社撰故实,毛大可割裂经文,贻误后学匪浅!”汪闻之终身切齿。)据他的著述和传记看来,这种毛病,实所不免,比顾亭林的虚心差得多了。又以著书体例论,如《古文尚书疏证》,本专研究一个问题,乃书中杂入许多信札日记之类,与全书宗旨无涉。如《四书释地》,标名释地,而所释许多溢出地理范围外,如《孟子生卒年月考》考了一大堆,年月依然无着。诸如此类,不能不说他欠谨严。虽然,凡一个学派的初期作品,大率粗枝大叶,瑕类很多,正不必专责备百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