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八年，北京郊庙成。其合祀合享礼乐，一如旧制。更定宴飨乐舞：初奏《上万寿之曲》，《平定天下之舞》；二奏《仰天恩之曲》，《抚四夷之舞》；三奏《感地德之曲》，《车书会同之舞》；四奏《民乐生之曲》，《表正万邦之舞》；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德之舞》；六奏《庆丰年之曲》；七奏《集祯应之曲》；八奏《永皇图之曲》；九奏《乐太平之曲》。奏曲肤浅，舞曲益下俚。景泰元年，助教刘翔上书指其失。请敕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与之乐，作为诗章，协以律吕，如古《灵台》、《辟雍》、《清庙》、《湛露》之音，以振励风教，备一代盛典。时以袭用既久，卒莫能改。其后教坊司乐工所奏中和韶乐，且多不谐者。成化中，礼官尝请三倍其额，博教而约取之。
弘治之初，孝宗亲耕耤田，教坊司以杂剧承应，间出狎语。都御史马文升厉色斥去。给事中胡瑞尝言：“御殿受朝，典礼至大，而殿中中和韶乐乃属之教坊司，岳镇海渎，三年一祭，乃委之神乐观乐舞生，亵神明，伤大体。望敕廷臣议，岳渎等祭，当以缙绅从事。中和韶乐，择民间子弟肆习，设官掌之。年久则量授职事。”帝以奏乐遣祭，皆国朝旧典，不能从也。马文升为尚书，因灾异陈言，其一访名儒以正雅乐，事下礼官。礼官言：“高皇帝命儒臣考定八音，修造乐器，参定乐章。其登歌之词，多自裁定。但历今百三十余年，不复校正，音律舛讹，厘正宜急。且太常官恐未足当制器协律之任。乞诏下诸司，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有精晓音律者，礼送京师。会礼官熟议至当，然后造器正音，庶几可以复祖制，致太和。”帝可其奏。末年诏南京及各王府，选精通乐艺者诣京师，复以礼官言而罢。
正德三年，武宗谕内钟鼓司康能等曰：“庆成大宴，华夷臣工所观瞻，宜举大乐。迩者音乐废缺，无以重朝廷。”礼部乃请选三院乐工年壮者，严督肄之，仍移各省司取艺精者赴京供应。顾所隶益猥杂，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廷。既而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居之新宅。乐工既得幸，时时言居外者不宜独逸，乃复移各省司所送技精者于教坊。于是乘传续食者又数百人，俳优之势大张。臧贤以伶人进，与诸佞幸角宠窃权矣。
嘉靖元年，御史汪珊请屏绝玩好，令教坊司毋得以新声巧技进。世宗嘉纳之。
是时更定诸典礼，因亦有志于乐。建观德殿以祀献帝，如协律郎肄乐供祀事。后建世庙成，改殿曰崇先。乃亲制乐章，命大学士费宏等更定曲名，以别于太庙。其迎神曰《永和之曲》。初献曰《清和之曲》，亚献曰《康和之曲》，终献曰《冲和之曲》，彻馔曰《泰和之曲》，送神曰《宁和之曲》。宏等复议，献皇生长太平，不尚武功，其三献皆当用《文德舞》。从之。已而太常复请，乃命礼官会张璁议。璁言：“乐舞以佾数为降杀，不闻以武文为偏全。使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则两阶之容，得其左而阙其右。是皇上举天子礼乐，而自降杀之矣。”
乃从璁议，仍用二舞。
九年二月，始祈谷于南郊。帝亲制乐章，命太常协于音谱。是年，始祀先蚕，下礼官议乐舞。礼官言：“先蚕之祀，周、汉所同。其乐舞仪节，经史不载。唐开元先蚕仪注，大乐令设宫县于北郊坛壝内，诸女工咸列于后，则祀先蚕用女乐可知。《唐六典》，宫县之舞八佾，轩县之舞六佾，则祀先蚕用八佾又可知。然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女冠服。陈昜《乐书享先蚕图》下，止有《宫架登歌图》，而不及舞。夫有乐有舞，虽祀礼之常，然周、汉制度既不可考，宋祀先蚕，代以有司，又不可据。惟开元略为近古，而陈氏《乐书》考据亦明。前享先农，既以佾数不足，降八为六，则今祀先蚕，止用乐歌，不用乐舞，亦合古制。且以见少杀先农之礼。”帝以舞非女子事，罢不用。使议乐女冠服以闻。礼官言：“北郊阴方，其色尚黑。同色相感，事神之道。汉蚕东郊，魏蚕西郊，色皆尚青，非其色矣。乐女冠服宜黑。”乃用乐六奏，去舞。其乐女皆黑冠服，因定享先蚕乐章。
又以祀典方厘定南北郊，复朝日夕月之祭，命词臣取洪武时旧乐歌，一切更改。礼官因请广求博访，有如宋胡瑗、李照者，具以名闻。授之太常，考定雅乐。
给事中夏言乃以致仕甘肃行太仆寺丞张鹗应诏。命趣召之。既至，言曰：
大乐之正，乃先定元声。元声起自冥罔既觉之时，亥子相乘之际。积丝成毫，积毫成厘，积厘成分。一时三十分，一日十二时。故声生于日，律起于辰。气在声先，声从气后。若拘于器以求气，则气不能致器，而反受制于器，何以定黄钟、起历元？须依蔡元定，多截竹以拟黄钟之律，长短每差一分。冬至日按律而候，依法而取。如众管中先飞灰者，即得元气。验其时刻，如在子初二刻，即子初一刻移于初二刻矣；如在正二刻，即子正一刻移于正二刻矣。顾命知历官一人，同臣参候，庶几元声可得，而古乐可复。
又言：
古人制为十六编钟，非徒事观美，盖为旋宫而设。其下八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是已；其上八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太簇是已。近世止用黄钟一均，而不遍具十六钟，古人立乐之方已失。况太常止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字眼谱之，去古益远。且如黄钟为合似矣，其以大吕为下四，太簇为高四，夹钟为下一，姑洗为高一，夷则为下工，南吕为高工之类，皆以两律兼一字，何以旋宫取律，止黄钟一均而已。
且黄钟、大吕、太族、夹钟为上四清声。盖黄钟为君，至尊无比。黄钟为宫，则十一律皆从而受制，臣民事物莫敢凌犯焉。至于夹钟为宫，则下生无射为徵，无射上生仲吕为商，仲吕下生黄钟为羽。然黄钟正律声长，非仲吕为商三分去一之次。所以用黄钟为羽，必用子声，即上黄六之清声，正为不敢用黄钟全声，而用其半耳。姑洗以下之均，大率若此。此四清声之所由立也。编钟十六，其理亦然。
宋胡瑗知此义，故四清声皆小其围径以就之。然黄钟、太簇二声虽合，大吕、夹钟二声又非，遂使十二律、五声皆不得正。至于李照、范镇止用十二律，不用四清声，其合于三分损益者则和矣。夷则以降，其臣民事物，安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耶？
臣又考《周礼》，圜钟、函钟、黄钟、天地人三宫之说，有荐神之乐，有降神之乐。所为荐神之乐者，乃奏黄钟，歌大吕，子丑合也，舞《云门》以祀天神。
乃奏太簇，歌应钟，寅亥合也，舞《咸池》以祀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吕，辰酉合也，舞《大韶》以祭四望。乃奏蕤宾，歌林钟，午未合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巳申合也，舞《大武》以享先祖，舞《大濩》以享先妣。
所谓降神之乐者，冬至祀天圜丘，则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是三者阳律相继。相继者，天之道也。夏至祭地方丘，则以函钟为宫，夹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是三者阴吕相生。相生者，地之功也。祭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夹钟为羽，是三者律吕相合。相合者，人之情也。
且圜钟，夹钟也。生于房心之气，为天地之明堂，祀天从此起宫，在琴中角弦第十徽，卯位也。函钟，林钟也。生于坤位之气，在井东舆鬼之外，主地祇，祭地从此起宫，在琴中徽弦第五徽，未位也。黄钟，生于虚危之气，为宗庙，祭人鬼从此起宫，在琴中宫弦第三徽，子位也。至若六变而天神降，八变而地祇格，九变而人鬼享，非有难易之分。盖阳数起子而终于少阴之申，阴数起午而终于少阳之寅。圜钟在卯，自卯至申六数，故六变而天神降。函钟在未，自未至寅八数，故八变而地祇格。黄钟在子，自子至申九数，故九变而人鬼享。此皆以本元之声，召本位之神，故感通之理速也。或者谓自汉以来，天地鬼神闻新声习矣，何必改作。不知自人观天地，则由汉迄今千七百年；自天地观，亦顷刻间耳。自今正之，犹可及也。
并进所著乐书二部。其一曰《大成乐舞图谱》，自琴瑟以下诸乐，逐字作谱。
其一曰《古雅心谈》，列十二图以象十二律。图各有说。又以琴为正声，乐之宗系。凡郊庙大乐，分注琴弦定徽，各有归旨。且自谓心所独契，斫轮之妙，有非口所能言者。
疏下礼部。礼官言：“音律久废，太常诸官循习工尺谱，不复知有黄钟等调。
臣等近奉诏演习新定郊祀乐章，间问古人遗制，茫无以对。今鹗谓四清声所以为旋宫，其注弦定徽，盖已深识近乐之弊。至欲取知历者，互相参考，尤为探本穷源之论。似非目前司乐者所及。”乃授鹗太常寺丞，令诣太和殿较定乐舞。
鹗遂上言：“《周礼》有郊祀之乐，有宗祀之乐。尊亲分殊，声律自别。臣伏听世庙乐章，律起林钟，均殊太庙。臣窃异之。盖世庙与太庙同礼，而林钟与黄钟异乐。函钟主祀地祇，位寓坤方，星分井鬼，乐奏八变，以报资生之功。故用林钟起调，林钟毕调也。黄钟主祀宗庙，位分子野，星隶虚危，乐奏九成，以报本源之德。故用黄钟起调，黄钟毕调也。理义各有归旨，声数默相感通。况天地者父母之象，大君者宗子之称。今以祀母之乐，奏以祀子，恐世庙在天之灵，必不能安且享矣。不知谱是乐者，何所见也。臣观旧谱乐章，字用黄钟，声同太庙。但审听七声，中少一律，今更补正。使依奏格，则祖孙一气相为流通，函黄二宫不失均调。尊亲之分两得，神人之心胥悦矣。”诏下礼官。
李时等覆奏，以为：“鹗所言，与臣等所闻于律吕诸书者，深有所合。盖黄钟一调，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变徵，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旧乐章用合，用四，用一，用尺，用工。去蕤宾之勾，而越次用再生黄钟之六，此旧乐章之失也。若林钟一调，则以林钟为宫，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大吕之半声为变徵，太簇之半声为徵，姑洗之半声为羽，蕤宾之半声为变宫。
迩者沈居敬更协乐章，用尺，用合，用四，用一，用工，用六。夫合，黄钟也；四，太簇之正声也；一，姑洗之正声也；六，黄钟之子声也。以林钟为宫，而所用为角徵羽者，皆非其一均之声，则谬甚矣。况林钟一调，不宜用于宗庙，而太庙与世庙，不宜异调，鹗见尤真。自今宜用旧协音律，惟加以蕤宾勾声，去再生黄钟之六，改用应钟之凡，以成黄钟一均，庶于感格之义，深有所补。”
乃命鹗更定庙享乐音，而逮治沈居敬等。鹗寻谱定帝社稷乐歌以进。诏嘉其勤，晋为少卿，掌教雅乐。
夏言又引古者龙见而雩，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请依古礼，定大雩之制。
当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皛括《云汉》诗辞，制为《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帝可其议。
时七庙既建，乐制未备，礼官因请更定宗庙雅乐，言：“德、懿、熙、仁四祖久祧，旧章弗协。太祖创业，太宗定鼎，列圣守成。当有颂声，以对越在天，垂之万蜺。若特享，若祫享，若大祫，诗歌颂美，宜命儒臣撰述，取自上裁。其乐器、乐舞、各依太庙成式，备为规制。”制可。已而尊献帝为睿宗，祔享太庙。
于是九庙春特、三时祫、季冬大祫乐章，皆更定焉。
十八年巡狩兴都，帝亲制乐章，享上帝于飞龙殿，奉皇考配。其后，七庙火，复同堂之制，四时岁祫，乐章器物仍如旧制。初增七庙乐官及乐舞生，自四郊九庙暨太岁神祇诸坛，乐舞人数至二千一百名。后稍裁革，存其半。
张鹗迁太常卿，复申前说，建白三事：一请设特钟、特磬以为乐节；一请复宫县以备古制；一请候元气以定钟律。事下礼官，言：“特钟、特磬宜造乐悬，在庙廷中，周旋未便，不得更制。惟黄钟为声气之元，候气之法，实求中气以定中声，最为作乐本原。其说，若重室墐户，截管实灰，覆缇，按历气至灰飞，证以累黍，具有成法可依。其法，筑室于圜丘外垣隙地，选知历候者往相其役，待稍有次第，然后委官考验。”从之。仍诏取山西长子县羊头山黍，大小中三等各五斗，以备候气定律。
明自太祖、世宗，乐章屡易，然钟律为制作之要，未能有所讲明。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直之徒著书甚备，职不与典乐，托之空言而已。张鹗虽因知乐得官，候气终属渺茫，不能准以定律。弘治中，莆人李教授文利，著《律吕元声》，独宗《吕览》黄钟三寸九分之说。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銮上其书，其说与古背，不可用。嘉靖十七年六月，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著乐书四种，礼官谓于乐理乐书多前人所未发者。乃授文察为太常典簿，以奖劝之。而其所云：“按人声以考定五音”者，不能行也。神宗时，郑世子载堉著《律吕精义》、《律学新说》、《乐舞全谱》共若干卷，具表进献。崇祯六年，礼部尚书黄汝良进《昭代乐律志》。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