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在我心上激起的不是愿望，不是激情，也不是快乐，而是沉重的忧伤，虽然这种忧伤令人感到愉快。但是这种忧伤不肯定，模模糊糊，像一场梦似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既觉得自己可怜，也觉得祖父、阿尔明尼亚人和小姑娘也可怜，而且我心里产生了一种这样的感觉：似乎我们四个人都失去了生活所必需的某种重要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契诃夫《美人》
可以是狂暴、咆哮着的：
我难道是地球上唯一的懦夫？我心里这么想，而且怀着极度的恐惧！……我是否陷入了二百万脱掉锁链、武装到头发和充满英雄气概的疯子之中？他们有戴钢盔的，有不戴钢盔的，有不骑马的，骑摩托的，吼叫的，坐汽车的……他们比狗还要疯狂，居然喜欢自己的疯劲（这点是狗所不及的），比一千条狗还要疯狂一百、一千倍，还要坏一百、一千倍！我们真行！我想，我真的加入了世界末日的十字军远征。
--塞利纳《长夜行》
甚至可以显得有些滑稽：
我说："沃兹沃斯先生，假如我把这颗钉子扔到海里去，你说它能浮起来吗？"
他说："世上无奇不有，把钉子丢下去，咱们来看看会怎样？"
钉子沉了下去。
--奈保尔《米格尔街》
在以上所有这些例子中，都有两种相反的情绪同时在起作用--一个来自希望自保的"我"，一个则来自渴望探身入黑暗中的"我"。前者维持着理性的运作，后者强有力地伸展着它、分裂着它。两者都不是单独的，它们相互作用，保持在背反中的平衡。奇异的体验在这里并非来自巧妙的描述，而是直接从情境和文体中渗入读者的心。在学术中，这种"言非其义"的创作原则被称作反讽（irony）。创作要保持公正的态度，却不是那种巍然不动的公正：它在两种力量之间不断摇摆，而小说被这种摇摆推动着，以两者的矛盾为动力前进。
可以说真正的创作是危险的，阅读这些作品也是危险的。它们驱使人离开日常理性，离开自己生活足以使用的体验，给自己坚韧不拔的好奇心留下一半位置；但一个只有日常理性的世界是可怕的，人要时不时离开自己的逻辑，才能充分地体验并理解那些情感：幸福、痛苦、同情与爱，或者它们的综合体，否则它们便会沦为教条和概念。一个创作者就站在两者的边界上，等待着纵身一跃的时机。无论是他出发之处还是落地之处，都不出他的内心之外，却可以打动他人，这是多令人惊异的体验，仿佛作者和读者在那片黑暗中相遇，而并不想分别是谁的领土。就像里尔克在诗中写过的一样：
……因为美不是什么
而是我们刚好可以承受的恐怖的开始
一个做好准备诚实、仔细地探索自己，去看看这种恐怖的人，就可以尝试认真地写作了。带着这种准备，他就可以为作品注入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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