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四年，山东诸州大蝗。紫微令姚崇奏言：「臣闻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又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并除蝗之义也。又蝗既解飞，夜必投火，臣请切勒所在夜中设火，火边掘大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乃遣使分道驱除瘗埋，朝臣多言不可。玄宗以问崇，崇对曰：「常人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遂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木草俱尽，牛马至相噉毛尾。今山东蝗虫，所在充满，傥不救其收获，百姓岂免流离，事属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若驱逐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玄宗许之。黄门监卢怀慎谓崇曰：「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籍籍，咸以为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犹可停罢。」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断蛇，其福乃降。赵宣子至贤也，恨用其犬。孔宣父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既救人杀虫，天道固应助顺。若因此致祸，崇请以身当之。」怀慎更不能答。崇令埋瘗之，累月方尽。其后渐丰熟。
八年，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朝廷深以为患。
九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陈便宜，奏请检察伪滥兼逃户及籍外剩田。于是令融充使推句，获伪勋及诸色役甚众，特加朝散大夫，再迁兵部员外兼侍御史。融遂奏置劝农判官，长安尉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慕容珣、王冰、张均、宋希玉、宋询、韦洽、薛、乔梦松、王诱、徐楚璧、徐锷、裴宽、崔希逸、边冲寂、班景倩、郭廷倩、元将茂、刘日正、王焘、于孺卿、王忠翼、何千里、梁勋、卢怡、库狄履温、贾晋、李登、盛廙等，皆知名士。判官得人，于此为盛，其后多至显秩。所在检责田畴，招携户口。其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阳翟县尉皇甫憬、左拾遗杨相如并上疏，盛陈烦扰不便。宽等皆当时才彦，使还，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憬遂贬为衢州盈川尉。融拜御史中丞。
融又上言：「天下所检责客户，除两州计会归本贯以外，便令所在编附。年限向满，须准居人，更合所有优矜，即此辈徼幸，若征课税，即目击未堪。窃料天下诸州，不可一例处置，且请从宽乡有剩田州作法。窃计有剩田者减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给。其剩地者三分请取其一分以下。其浮户，请任其亲戚乡里相就，每十户以上，共作一坊。每户给五亩充宅，并为造一两口室宇，开巷陌，立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亲邻不失。丁别量给五十亩以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十丁于近坊更共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计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营公田一顷，不啻得之，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便纳随近州县。除役功三十六日外，更无租税。既是营田户，且免征行，安堵有余，必不流散。官司每丁纳收十石，其粟更不别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别二十价，然后支用。计一丁年还出两丁以上，亦与正课不殊。则官收其役，不为矜纵，人缓其税，又得安舒，仓廪日殷，久长为便。其狭乡无剩地客多者，虽此法未该，准式许移窄就宽，不必要须留住。若宽乡安置得所，人皆悦慕，则三两年后，皆可改图，弃地尽作公田，狭乡总移宽处，仓储既益，水旱无忧矣。」
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
天宝元年，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二。自十三载以后，安禄山为范阳节度，多有进奉，驼马生口，不旷旬月，郡县供熟食酒肉草料。杨国忠任用之后，即与蛮王合罗凤结衅，征关辅、河南、京兆人讨之，去者万不一全，连枷赴役，郡县供食。于是当路店肆多藏闭，以惧挠乱，驴马车牛，悉被虏夺，不酬其直，数年闲，因渐减耗。
十三载，京城秋霖，米价腾贵，官出太仓米，分为十场出粜。其所在川谷泛溢，京城坊市墙宇崩坏向尽。東京洛又溢，隄壞，飄損十九坊居人邑屋。二十日，遣京城诸坊人家，于门前作泥人，长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十月方霁。
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此国家之极盛也。按后汉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寿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户千六十七万。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齐，至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凡十四年，然后车书混一，甲兵方息。至大业二年，凡十八年，有户八百九十万。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纔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肃宗干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岛，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年至干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一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唯有百三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
丁中汉晋宋北齐隋大唐
汉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傅音附。傅，着也。著名籍，给公家徭役。
晋武帝平吴后，有司奏，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
宋文帝元嘉中，王弘上言：「旧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当以十三以上能自营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见事，犹或未尽，体有强弱，不皆称年。循吏恤隐，可无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剧，况值苛政，岂可称言。至令逃窜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宪，实亦由兹。今皇化惟新，四方无事，役名之宜，应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帝从之。
北齐武成河清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为中，六十六以上为老，十五以下为小。
隋文帝颁新令，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以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开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炀帝即位，户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高颎奏以人闲课税，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大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
神龙元年，韦皇后求媚于人，上表，请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从之。韦庶人诛后，复旧。
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制，自今以后，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按开元二十五年户令云：「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无夫者为寡妻妾。余准旧令。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三人，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皆先轻色。无近亲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内中男者，并听。诸以子孙继绝应析户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即所继处有母在，虽小亦听析出。诸户欲析出口为户及首附口为户者，非成丁皆不合析。应分者不用此令。诸户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征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令貌形状以为定簿。一定以后，不须更貌，若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附于实。」
九载制：「天下虽三载定户，每载亦有团貌，自今以后，计其转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九者，任退团貌。」广德元年制，天下「百姓二十五成丁，五十五入老。」
论曰：「昔贤云：『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适卫，冉子仆。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于逃税，国足不在于重敛。若逃税则不土著而人贫，重敛则多养赢而国贫，不其然矣。管子曰：「以正户籍，谓之养赢。」赢者，大贾蓄家也。正数之户既避其赋役，则至浮浪，以大贾蓄家之所役属，自收其利也。三王以前，井田定赋。秦革周制，汉因秦法。魏晋以降，名数虽繁，亦有良规，不救时弊。昔东晋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无定本，伤理为深，遂有庚戌土断之令。财丰俗阜，实由于兹。其后法制废弛，旧弊复起，义熙之际，重举而行，已然之效，着在前志。隋受周禅，得户三百六十万。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十万。洎于大业二年，干戈不用，惟十八载，有户八百九十万矣。自平陈后，又加四百八十余万。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高颎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昔汉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悦论曰：「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汉家或百而税一，可谓至轻矣，而豪强占田踰多，浮客输大半之赋。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于豪人也。不正其本，适足以资富强矣。」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功规萧、葛，道亚伊、吕，近代以来未之有也。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纔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踰元始之闲，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自贞观以后，加五百九十万，其时天下户都有八百九十余万也。汉武黩兵，人户减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后至平帝元始二年，经七十余载，有户千二百二十余万。大唐百三十余年中，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若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编甿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案比，收入公税，增倍而余。诸道加出百八十万，共得三百一十万。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兴以后，经费不充，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倍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钝劣者即被征输，困竭日甚。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轻重未一，仍属多故，兵革荐兴，浮冗之辈，今则众矣。征输之数，亦以阙矣。旧额既在，见人渐艰，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计诸道簿帐所收，可有二百五十余万户。按历代户口，多不过五，少不减三，约计天下，除有兵马多处食盐，是知见在之数。若采晋、隋旧典制置，可得五百万矣。以五百万户共出二百五十万户税，自然各减半数。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和。夫然，故灾沴不生，悖乱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遂之制，维持其政，纲纪其人。孟冬司徒献民数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冗渐兴，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远者，将求理平之道，非无其本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