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朝廷任命朱温（全忠）为宣武节度使，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朱温与忠武节度使周岌、武宁（今江苏徐州）节度使时溥三路军马兵临陈州。但尚不敢轻举妄动，又求救于李克用。
中和四年（884）三月，李克用率兵五万，从太原出发，会合许州、汴州、徐州、兖州等路官军，赶赴陈州。五月，黄巢义军失利，退到陈州北面故阳里。六月初，大雨倾盆，黄巢军营帐皆被淹没，只好北移，引军攻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并准备渡过汴水，向河北转移。渡河时，又遭到唐军袭击，损失惨重。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投降了朱温。
渡过汴水的黄巢军同李克用军在封丘（今河南封丘）激战，损失惨重，只剩下一千多人向山东兖州撤退。七月，黄巢军在山东莱芜以北的瑕丘，同武宁节度使时溥打了最后一仗，大多数人战死，黄巢在莱芜东南的狼虎谷自杀身亡。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以失败告终。
黄巢起义失败后，唐王朝已名存实亡，全然不能管领藩镇，政令不出长安。公元907年，朱温废掉唐昭宗李晔，自立为帝，国号梁，唐朝灭亡。
注释
①《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七。
②③《旧唐书》卷二○○《黄巢传》。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中国印刷术的发展，经历了由印章、拓石到雕版，再到活字版的几个阶段。
我国很早就出现的印章和拓石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近几十年来，周秦印章不断出土。战国墓出土的铜印，成为《史记》所载战国时苏秦佩带六国相印的有力证据。汉朝时印章已很流行。印章通常只刻有三四个字，两晋时我雕版印刷术国古代著名炼丹家葛洪（2817—341）的著述中，记有刻着120个字的大木印。拓石是用浸湿的薄纸敷在石碑上，轻轻拍打，有字处微微下陷，然后在纸上刷墨，再把纸从碑上揭下来，就成了墨地白字的拓本。东汉灵帝时，蔡邕把重要的儒家经典刻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作为标准读本。许多人对照校正、抄写、拓印，街道为之堵塞。后来人们又把字刻在木板上，较刻石省力。印章和拓石相结合，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雕版印刷一般是在尺寸相等的纹质细的密坚实如枣木、梨木等的木板上涂胶或浆糊，把写好的文字的薄而透明的绵纸正面贴在木板上，使字成反体，再用刻刀把文字和插图刻在木板上，即成雕版。然后在雕版上涂墨，把纸覆盖上，用刷子均匀刷拭，揭下来，文字和插图就转印在纸上并成为正字。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尚未确知，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引《弘简录》说，在贞观时（627—649），曾令“梓行”长孙皇后写《女则》。说明七世纪前半叶即唐初已有雕版印刷。因为这里只是说“梓行”（即刻印传布），并未说开始“梓行”，故一说此前已有雕版印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引陆琛《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此印书之始……雕版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如是则公元六世纪末即隋时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但此说尚有争论，因“雕板”二字或作“雕撰”，“雕”指雕刻佛像，“撰”是撰写佛经，而非雕版印刷。又近年英国发表了斯坦因盗自我国新疆吐峪沟的古物残纸一片，上印“延昌卅四年（公元594年，开皇十四年），甲寅……家有恶狗，行人慎之……”，外国人曾鉴定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印刷品，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手迹而非印刷。学术界一般将雕版印刷的开始定于七世纪上半叶。
早期雕版印刷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唐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僧园逸录》说，玄奘用回锋纸印普仙像，发给四众（僧、尼、善男、善女），每年五驮无余，说明唐初印刷技术已达较高水平。长庆四年（824），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写的序文中说：“至于缮写模勒，出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自注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①“模勒”即模刻，说明在元和、长庆时市上已刻板印书出卖或以之换取酒茶。则唐中叶以来，雕板印刷使用渐广。到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每岁“以板印历日”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布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②。大和九年（835）文宗下令“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③。唐末柳王玼（音pín，频）说，他在中和三年（883）在成都书铺看到许多雕版印书，有阴阳杂记、占梦、相宅、字书、小学等。说明唐后期雕版印刷已相当发达。
五代时期，不仅民间雕版印书盛行，政府亦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自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至后周广顺三年（953）22年间刻印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2部，130册。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它为书籍从手抄进步到印刷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发展。雕版印刷术逐步传播到国外，成为我国人民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唐朝时朝鲜和日本来我国的留学生，学到许多工艺技术，其中包括印刷术。十二世纪雕版印刷术传到埃及。欧洲直到14世纪末，才开始有雕版印刷，印刷的方法、程序和我国的相同，说明欧洲的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传去的。
唐朝雕版印刷的原本，多已失散。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派遣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盗走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玢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这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此件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阔30．5厘米，第一张雕印佛的故事图，图为释迦牟尼对弟子说法的故事，四周天神也在静听，大家神色肃穆，是一张优美的版画艺术。后6张刻有《金刚经》全部经文，这卷雕版印刷品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字体浑朴厚重，墨色浓厚均匀，清晰鲜明，刊刻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此外，现存的唐代印刷品还有僖宗乾符四年（877）和僖宗中和二年（882）的日历残本和唐末印的一张《陀罗尼经》等。可惜这些珍品绝大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等盗往国外，目前国内尚存的只有那张《陀罗尼经》，它发现于1944年成都望江楼五代墓，居中部分的正文是梵文，上面还印有佛像，纸边印有“成都府成都县口龙池坊卡家纸马铺发售”的字样。1966年在南朝鲜发现雕版陀罗尼经，刻印于704～751年之间，为目前所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在日本至今留存着雕印本的（陀罗尼经》，据说印于日本宝龟元年（770），印数相当多，刻工和技术颇似初学，日本学者认为这个经书的印刷，是由中国传去的。
注释
①《元氏长庆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
②《册府元龟》卷一六○。
③《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
僧一行制定《大衍历》
僧一行本名张遂（683—727），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贞观名臣襄州都督郯（tán）国公张公谨的曾孙。张遂自幼聪敏，青年时期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时道士尹崇，博学多藏古书，张遂往借《扬雄太玄经》，归家读数日而还其书。尹崇说，此书深奥，我探求积年，尚未通晓，你可进一步研求，不必速还。张遂说已弄清其要旨，因而拿出他撰写的《大衍玄图及义决》僧一行一卷给尹崇看，尹崇大惊，“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①。张遂由是远近知名。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名请与结交，张遂逃匿以避之，旋即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师事禅宗大师普寂，法名一行。他跋涉千里，访师求学，先后到郯州天台山，荆州当阳山学习佛教经律和天文数学。开元五年（717）唐玄宗礼迎一行至长安，安置于光太殿向他征求治国安邦之道。一行切直谏净，玄宗皆予采纳。开元八年（720），天竺僧金刚智至长安传授密宗。一行从金刚智灌顶②受法，成为唐代密宗的一位领袖。
开元九年（721），因据当时行用的麟德历所推算的日蚀多误，玄宗诏一行研究前代诸家历法，制定新历。
测定日、月、五星在自己轨道上的位置和掌握它们的运行情况，对提高历法的精密程度至关重要，而以前的天文仪器基本上都是赤道装置。赤道是赤道面和天球的交线，它垂直于地球自转轴。这样的仪器所测得的天体位置，都是用赤道坐标表示的，还须经过坐标换算，才能确定天体在自己轨道上的位置，这就需要应用球面三角法。但那时的学者们还没有掌握这个方法，都是用近似的经验公式来计算，误差较大。一行知道这个缺点，他希望有一架能够直接测量日、月在轨道上的坐标位置的仪器，这样可以减少一道换算手续，并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一行对梁令瓒等与工人设计的黄道游仪木模进行鉴定，支持梁令瓒用铜铁制造成器，黄道是太阳在天球中视运动③的路线，即从地球上看太阳，感觉到太阳在宇宙空间一年当中运动的轨道。用黄道游仪来观测天象，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道上的坐标位置，从而减省换算手续，避免误差。开元十二年（724），黄道游仪正式制造成功。惜史书缺详细记载和图样，其具体结构和形状已无法了解。大致是由几个金属圆环交织在一个“中旋枢轴”的周围，很像一个大球。“枢轴”与地球自转轴平行，指向南北两极。仪器由四个高四尺七寸雕成龙形的柱子支持着，坐落在水平槽上。在金属圆环间装有“玉衡望筒”用来观察天体，类似后来的天文望远镜。金属圆环中的黄道环，白道环（白道是月亮在天球中视运动的路线）和赤道环的交点不固定，能够开合，观测者可以从黄道环上读出所需要的数字来。一行用黄道游仪测量150余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和对黄道的相对位置，并同汉代观测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有很大差异，从而在世界上最早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在世界天文史上是一个创举，比英国人哈雷1712年发现恒星自行大约早了一千年。
开元十三年（725），一行与梁令瓒合作设计制造了水力运转的浑象（类似于现代的天球仪），这是一个球形物体，有铁轴贯穿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的旋转方向，球和轴有两个交点，作为球的南极和北极，球面上刻着二十八宿和其他星辰，球的外围套有两个圆圈，一为地平圈，一为子午圈，交叉环套，天球半露在地平圈上，半隐在地平圈下，天轴支架在子午圈上边。另外，在球体上还有黄道和赤道，互成24度交角。在赤道和黄道上各刻有24节气，并且从冬至开始，刻分成：3651／4度，每度分为四格，太阳每天辐射在黄道上移动一度，如是天体现象皆可在球上表现出来。为使浑象能自己转动，利用我国古代计时漏壶滴水的原理，在仪器上安装齿轮，用漏壶滴水的力量发动齿轮，带动浑象绕轴旋转，每天转动一周，用大柜做地平，使天球一半在地下，地平上有两个木人，面前置钟鼓，每刻击鼓，每个时辰（两小时）撞钟，皆由柜中齿轮操纵，这架演示天体现象并能自动报时的仪器被称为开元水运浑天俯视图。
从开元十二年起，一行组织了全国十多个点的天文大地测量，这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创举。测量任务主要是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正午各点的日影长度和北极高度，测量日影的长度是把一根长八尺长的标杆（古代叫做“表”）直立于地面，至时量其影长。北极高度，即观测点和北极的联线同通过观测点的子午圈的切线所成的角度，这需要比较复杂的仪器才能解决。为了测量北极高度，一行设计了一种测量工具——复矩，并且绘制《复矩图》24幅（可能是配合复矩的天文图）。“矩”是我国古代一种制图工具，很像木匠使用的“曲”尺，“复矩”就是把“矩”倒过来放置，在“矩”的直角上安装一个由0度到91．31度的分度器（这里的度指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圆周的365．25分之一），顶点系一铅锤，这就是一件完整的工具了（见图一），用法也很简单，只要把复矩临近91．31度的直角边直指北极，使北极、观察者的眼睛和直角边的两端正好在一直线上，另一直角边“向下倾复”，这时铅锤线在分度器上就能指出观测点的北极高度来，北极高度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地理纬度。复矩不仅构造简单，灵巧，容易作用，而且合乎科学原理，在当时的天文测量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观测点的北极高度都是利用它测得的，这是一行在天文测量上的一项贡献。
在这次测量中，以南宫说等在今河南省四个点的测量工作最重要。这四个点是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浚仪（今河南开封）、扶沟（今河南扶沟县）、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四个观测点处于一条子午线上，他们测量了各点的北极高度、夏至日正午八尺标竿的影子长度，还测量了各点之间的距离。
这次测量彻底推翻了《周髀算经》中南北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错误说法。派往龙编（治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一带的测量队测得夏至日影在表南三寸三分，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夏至日影为表北一尺四寸九分，两地如以直线步量不到5000里，结果合277里左右影差一寸。南宫说等测得从白马到上蔡，距离526里270步（唐尺），夏至日表影长度差二寸有零，合263里左右影差一寸，这就证明了南北地隔千里影差不是一寸，而随着地点的不同，影差和南北距离的比率是不固定的；也证明了隋朝的刘焯和唐初李淳风的看法是正确的，从而使一行等完全放弃了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概念。
这次测量最重要的成就，是一行根据南宫说等在今河南省同一平原地区内同一子午线上四个点观测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唐代尺度。合129．22公里）的结论，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这与现代测量北纬34．5地方子午线一度的弧长111．2公里仅差18．02公里，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开创了通过实测认识地球的道路，把地理纬度测量和距离结合起来，既为制定新历法创造了条件，又给后来的天文大地测量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等一再著文论述，认为这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