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派认为，此法的基本精神是：罢废牧马监，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养殖。将牧地出租，收取高额地租，受害的是一般乡村下户和客户。将官马分配给民户饲养，按当时官府的估算，“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民间养马才免折变缘纳钱十四千四百”，只及官养马费用的一半，自然大大加重民户的负担，所以往往强行抑配。马死，民户要赔；生马驹，却须上缴。保甲有马，平时也可习骑战，袭逐盗贼。官府可谓一举数得，而民户则被加重了剥削。
十是学校科举改革。熙宁四年二月，颁行科举新法，考试取消诗赋等内容，改为考儒家经义和时务策论。十月颁行三舍法，由州县考选入学的太学生分为三等，初入学者为外舍生，经考试合格者为内舍生，限二百人，再经考试，选一百人为上舍生，上舍生考试分三等，上等者可以不经科举直接授官。太学增设直讲十员，每两人主讲一经。又令诸州置学，赐予学田，考核学官，掀起办学热潮，史称“熙宁兴学”。熙宁八年二月，颁行《三经新义》，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取士的惟一标准。
肯定派认为，旧有的科举取士办法使人闭门学作诗赋，而不讲求治理国家之大计，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要求。这一改革纠正过去科举和教育中的弊端，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其统治服务，其中大力吸收变法的支持者，有利于变法的开展。整顿学校教育亦是整顿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促进了当时的教育办学的发展，太学之外，还建立了武学、律学和医学，以适应国家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
否定派认为，从封建王朝取士的角度看，科举考试用儒家经义自然胜于用诗赋。但如果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改变并不能说是进步。苏轼当时就指出，自唐朝以来，以诗赋考试而取得人才很多，没有废除的必要，“专取策论而罢诗赋”和“罢经生朴学、不用墨帖而考大义”的做法，较过去的害处更大。自宋以降，经学取士，遂成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厉行君主专制的重要法宝，而王安石正是始作俑者。此后，统治者承袭其衣钵，用功名利禄为诱饵，将千百万士人的聪明才智，禁锢于儒学的牢笼之中。王安石与其子王雱合撰的《三经新义》，视其他儒学流派为异端，实行王学思想的垄断，学生要入仕为官只能做《三经新义》的应声虫，实乃进一步禁锢思想的反动措施。
最后是对变法历史作用的整体评价。
肯定派认为，变法对宋代国家财政方面的整顿是有利的，扩大了税收来源，朝廷中央与地方州县的库藏丰盈，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教育与选拔制度的改革，网罗了一批支持变法的人才，相应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军事方面的改革，有效地加强了西北边防，又镇压了各地农民的暴动，巩固了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变法基本达到了它“富国强兵”的目的，是给大宋王朝注射了一强心针。
否定派认为，变法加强了对贫民下户的搜括和镇压，破坏了私营商业经济的原有成果，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更为走向专制。如果说农田水利法在一定程度上起过多少作用，也只是其变法的次要方面。总之，富国有术，但强兵无方。由于军政腐败，其将兵法又何尝能训练出什么强兵锐士，当时的宋夏战争，宋军是失败多于小胜，其军事能力没有出现由弱变强的转变。而此富国之术也无非是采用超经济强制手段的一种掠夺，而且是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增税的结果，也使农民起义高涨，甚至连保丁们也纷纷起来反抗。最后，变法由蔡京诸奸臣继续执行，只是加速了北宋王朝的亡国行程。
有学者深刻指出：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改革几乎没有触及政治领域，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方面，而经济领域更是其重中之重。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绝不是富民，其成效是国家财政明显好转，但这主要是加重赋税和大力搜括的结果，并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其富国是建立在穷民的基础之上。随着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这样的变法只能走向失败。
人们对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作出如此截然相反的判定，真让人有些目瞪口呆。当然也有一些折中分论的评价，但也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那么，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其事实到底如何呢？看来任何人想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判，都是不自量力的，它确实已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史家难题，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
王安石为人之谜
既然王安石做的事情如此难下定论，那么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可以说，对王安石的为人，包括其政治生活、思想作风、社会交游、个性特征、生活情趣等方面，人们同样众说纷纭，个人形象相当复杂，褒贬毁誉参半，难以准确评判。
《墨客挥犀》说，王安石“性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可以说，王安石是一位颇有天赋的读书人，其嗜书之痴，运笔之神，令人慨叹。“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并胸有大志，决心不做俗儒，学以致用，要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签书淮南判官。数年后任鄞县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似也颇有政绩，迁知常州，改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又调三司度支判官。上仁宗皇帝万言《言事书》，直指朝政弊端，提出一些初步的改良方案，表现出一个朝廷官员的责任心。
王安石不迩声色，慷慨钱财。《邵氏闻见录》载有这样一件事：王安石官知制诰，吴夫人为他买了一妾。安石见了，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其妾回答：“夫人要我来服侍大人左右。”安石又问：“你从何处来？”妾说：“我丈夫原是一低级军官，在运输粮草的过程中，船翻粮沉，家资全给没收还不够赔偿，就把我给卖了以作抵偿。”安石听了颇为动容，就问：“夫人用多少钱买了你？”答：“九十万。”安石把夫人叫来，令将此女送回，使其夫妇如初，还送给一些钱财，让其渡过难关。
王安石做宰相后，仍清廉朴实，生活简约。《独醒杂志》记载了一个颇为生动的故事：王安石任宰相的时候，其儿女亲家萧氏至京要来参谒，安石约其来府吃饭。第二天，萧氏整装盛服而往，以为相府必然盛宴招待。入府坐定，“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日过午，萧氏已觉饥饿，但并没有开饭的迹象，又不敢离去。过了好一会，才上了胡饼两枚，猪肉四片，酒一杯。很快供饭，也只加一道菜羹而已。萧氏平时在家吃得不错，面对如此简单菜席，“不复下箸，唯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王安石淡泊名利，晚年生活更是恬淡安然。《东轩笔录》载：“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
南宋开始，王安石变法遭到彻底否定，其新学也遭到批判。理学家朱熹虽然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但对王安石的为人与志向仍称赞有加：“安石行己立朝之大节，在当世为如何，而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汉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志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而岂一时诸贤之所及哉。”陆象山对王安石的人品操守也给予高度赞扬：“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宋史·王安石传》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这一“公言”评判，在其后的几百年中成为后世所遵奉的圭臬。其中的逻辑：有如此高洁品行之人，却做出了如此害人乱世之事。实在让人无法理谕，难道真会如此矛盾吗？当然，朱熹等人也指出过王安石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侠，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还有就是王安石平素生活不拘小节，衣着不整，不修边幅和性格强拗等方面小事，这些也还是不能自圆其说。
清代至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史学家根据列宁的定论，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完全肯定的论述。这样，似乎王安石从道德人品到做事效果，都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封建官僚的典型。真是如此吗？
首先在变法过程中，有些事就颇令人怀疑王安石之品行。如一天，神宗说起民间颇苦新法之事，王安石不以为然地说：“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怨嗟的，不必顾恤！”神宗不满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怨嗟都没有吗？”安石老大不高兴，居然称病不出视政。熙宁七年，大旱引发饥荒，而各种征敛新法依然逼迫着灾民变卖田产，流离失所的灾民只能扶老携幼地向开封等城市逃荒乞生。监开封安上门的郑侠便把民众饥寒交迫的现状绘成画卷《流民图》，写了论时政得失的上疏，由于正常途径遭到梗阻，于是假称紧急公文，用马递的方式送上朝廷。神宗看了长吁短叹。夜不能寐，交给安石看后，新党以擅发马递的罪名处郑侠以杖刑。作为执政大臣，如此不顾百姓之死活，能说其品行高洁吗？
所以在当时，就有人认为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欺世盗名。熙宁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章弹劾参知政事王安石，指斥其有十方面的奸邪：倨傲不恭，慢上无礼；见利忘义，好名欲进；自取师氏之尊，不识上下之仪；自居政府，用情罔公；常怀忿隙，徇私报怨；卖弄威福，怙势招权；妄言圣衷，专威害政；任性专权，凌轹同列；离间宗族，勾结朋奸；商榷财利，动摇天下。《宋史·吕诲传》说：“诲性纯厚，家居力学，不妄与人交。”“诲三居言责，皆以弹奏大臣而去，一时推其鲠直。”去世时，“海内闻者痛惜之”。这样的“鲠直”大臣首先向王安石的人品操守发难，或能反映一些问题。
《邵氏闻见录》引申发挥了上述事件的一些背景故事：一天早朝，翰林学士司马光与吕诲相遇而同行，司马光问：“今日上殿将奏言何事？”吕诲举起奏章说：“我将弹劾参知政事。”司马光愕然道：“王安石素有学行，朝廷正喜于得人，奈何弹劾之？”吕诲回答：“你也这么说啊，其实王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人情，轻信奸邪，喜人佞己。听他说话好像很有道理，而施于用就会出乱子。他若在一般的侍从官位置，或也可以忍容；若作为宰辅大臣，天下必受其祸！”司马光说：“未见王安石有什么不善之行迹，这样论奏恐怕不妥。”吕诲答：“皇上新即位，年富力强，朝夕与之谋议国家大事者，二三执政耳。执政苟非其人，则败政亡国啊！此乃腹心之疾，惟恐治不及时，难道可以缓后吗？”不久，官员中有传阅吕诲之奏章者，多以为说得太过。王安石变法开始，新法专务聚敛，天下骚然，台谏官奏议不能有所改变，于是有人遂叹服吕诲可谓知人。司马光最后也被迫退出朝廷，闲居洛阳。每想起此事，慨然叹曰：“吕诲有先见之明，我不及也。”
《邵氏闻见录》又载：“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术类如此，故吕诲中丞弹章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其中，王安石劝神宗理财的这句话“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完全把“天下”作为皇上的私产，皇上处理自己的私产，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还有苏洵的《辨奸论》，更是将王安石比作历史上欺世盗名的奸臣王衍、卢杞。认为王安石“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实是个“阴贼险狠”之人，性情乖张，不近人情，大奸似忠，其人品之恶劣，可集历史上众奸臣之大成，断言一旦王安石当政，天下“将被其祸”。似乎苏洵比吕诲更早看清王安石之真面目，清朝有人考证，断言此文乃邵伯温伪作，近人又有论其非伪者。此谜，本书另章有叙。
此外，《宋史·王安石传》载，安石“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寻召试馆职，不就。（欧阳）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閤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其中的一些表演，已非一般人和常理所能解释，似乎有故意做秀的痕迹。苏轼在当时的奏议中，已一针见血地说：“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或以为可用”（《论周穜擅议配享札子》）。鲜于优更直指其“沽激要君”，即与皇帝讨价还价（《宋史·鲜于优传》）。数为当时口碑颇佳的贤能之臣。“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缜，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宋史·王安石传》）。还有曾公亮、范纯仁、吕诲、杨绘、刘琦、刘敛、刘恕、刘挚和苏轼、苏辙兄弟等。总之，御史、谏官论列变法非是而被罢官贬黜者，不计其数，其中也有许多正直敢言者。
而王安石信任重用者，许多都是奸臣小人。如邓绾为人鲜廉寡耻，趋附新党就为升官发财，其乡人笑骂他，他却声称：“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官员王岩叟曾列举其变法派集团中的小人：曾布“强悍而险刻”，邓绾“善柔而阴谗”，薛向“剥下附上”，韩绛“苛佞”，李定“藏奸包慝”，蔡确“狂诞轻狡”，章悖“阿谀辩巧”，程昉（宦官）“暴横凶忍，荼毒一方”，吕惠卿“奸邪之才，又冠其党”。还有练亨甫、吕嘉问等，不一而足。安石引荐这些人担任要职，支持其有关活动，乃至主持变法的重要方面。以致许多人都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主要就是“排斥君子，任用小人，败坏政纲”的结果。以后大奸臣蔡京（其弟弟蔡卞还是王安石的女婿）一伙，从总的政治倾向上看，仍属于变法派，其继承着王安石变法的敛财路线，直到北宋亡国。
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呢？如果说王安石是“君子”，那为什么要与这么多“小人”为伍？如果说其变法是一件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好事，那为什么主要是依靠一些“奸臣小人”在操作呢？总之，王安石是“君子”还是“小人”，你能分辨吗？
《辨奸论》是谁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