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选又称常科、常举，按规定每年都要进行。常选的具体科目，随时有增减，前后总计不下几十种，其中比较常见的有6种。①秀才。这原是汉代察举的一个科目，历魏晋南北朝，至隋成为最高科目，唐初也是如此。秀才科主要考方略五道。初唐以后几次废置，总的趋势是地位越来越下降。②明经。汉代察举中也有此科，南朝国子生策试入仕也称明经。作为科举中的科目，大约始于隋。到唐代，明经又分为九经、五经、四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料等多种具体科目。主要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唐初时明经只试策，以后内容及方法不断变化。由于唐时崇文之风尚盛，故明经科不为人们重视。③进士。创于隋，发展完善于唐。考试内容及方法时有变化，大概起初只试策；后试帖经，经通试杂文，杂文通试策，共3场；如果考4场，是先试杂文，次试论，试策，试帖经；第一场杂文通过者，才能再试二、三、四场。到了神龙、开元年间，又把诗赋规定为必考项目。进士科原分甲、乙二科，武德后只有乙科。唐朝科举中，起初是考明经、进士的人最多，后来以进士为重，当时明经科录取率为10％～20％，而进士科只有1％～2％，故人们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30岁考上明经就算老了，50岁考上进士还算少）。④明法。汉代察举中有此名目。隋唐时前后多有变更。主要考律令10条，试策10条，全通者为甲等，通8条以上为乙等，7条以下不及格。⑤书。又称书学、明学、明字等，属于小学、文字科。先口试，通过后再考《说文》、《字林》等内容。⑥算。又称算学、明算等，属于数学科，主要考试《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辍术》、《缉古》等古代数学著作中的内容。
制举又称制科、特科、特举。大概来源于汉代的制诏举人，科目极其繁多，考试的日期和项目，也由皇帝临时决定，普通人和官员都可以参加。据考证，唐时制举科目达数十种之多，归纳起来，可以分为9大类。①文词类。大致有“词殚文律科”、“词标文苑科”等15科。⑦军武类。大致有“将帅科”、“武足安边科”等8科。③吏治类。大致有“岳牧科”、“龚黄科”等13科。④长才类。大致有“绝伦科”、“拔萃科”等8科。⑤不遇类。大致有“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才高位下科”等10科。⑥儒学类。大致有“抱儒素之业科”、“文儒异等科”等10科。⑦贤良忠直类。大致有“志烈秋霜科”、“临难不顾殉节宁邦科”等8科。⑧玄道类。大致有“洞晓玄经科”、“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著科”等2科。⑨方伎类。大致有“博雅典度科”、“六律五音科”、“畅于辞气聪于受领善敷奏吐讷者科”等3科。制科虽然名目繁多，但考试的内容却大多仿佛，一般都要考时务策，玄宗以后还加试诗赋。参加制科或其他科目考试得官后，还可再考制科。不过唐时人们认为制科不是入仕的正途，制科出身者往往受歧视。
武举是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所置，只实行了一段时间便告停止。武举考试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等内容。唐朝名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
考生的来源及对象，因科目的不同有所区别或侧重。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二是乡贡。唐代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地方有州、县学。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有一定的名额。学生的入学年龄和学习年限，也有明确的规定。每年冬天，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州县学，都要将经过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就叫“生徒”。那些不在学校学习而学业有成的人，可向州县“投牒自举”，也就是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因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所以称为“乡贡”。制科的考生，可以是已得第得官的人，也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人，还可以是庶民百姓。武举的考生，和明经、进士的乡贡一样，由各州选送。但唐时规定，凡是曾经触犯法令的人，工商之子，以及州县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考试的方法，主要有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等5种。关于口试的内容，已不得其详。其他4种方式大略如下：①帖经。凡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各科，均须帖经。所谓帖经，就是将所试经书内容掩盖，只露出一行，中间又用纸帖住3个字，让考生读出或写出被帖的字。类似后世的“填空白”。②墨义。墨义又称问大义。就是对有关经文的问答。最初是口试，因口试不便事后查考，改为笔试，故称墨义。③策问。这是难度较大的一种考法。其体例源自汉代的贤良对策，与现代考试中的问答题相当。所提问题，多是有关治国方略、时务方面的，由考生据题义作出回答。④诗赋。唐初科举考试，以策问为重。永隆二年（681年）因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议，进士科加试杂文2篇，所谓杂文，即箴、铭、论、表之类，这样就使进士科向偏重文辞方面发展。到神龙、开元年间，进士科正式开始考试诗赋；到了天宝年间，制举也试诗赋，科举以诗赋取士就成了定例。
考试的程序，逐渐趋于严格。主持科考的官员，规格较高。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发生考生与考官争执的事情后，大家认为考功员外郎品位低（从六品上），不能主持全国性的考试，改由礼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以后还有用中书舍人或诸司四品以上官“知贡举”的。制举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武举考试则由兵部负责。省试一般都在长安进行。各地举子一般都是秋季起程赴京，省试在翌年暮春“槐花黄”时举行，故当时有“槐花黄，举子忙”的谚语。应试之日，考生们须自带水、炭、蜡炬、餐具等，等候胥吏唱名，依次进入考场。场中由兵士设防，搜索衣服，以防假滥。考试一般不糊名（武则天时曾糊名）。时间以一日为限，到了晚上，如仍未交卷，许燃烛3条为限。故时人又有“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之说。考试被录取者，称为“及第”。凡落第者，可以入国子监学习，准备再试。由于当时人们重视进士科，所以考进士便渐渐成了科举的代名词。史载唐时每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多则2000人，少犹不下千人，但取中的最多不过三四十人，少的时候只有几人。当时的举子都习惯穿白色麻布袍衫，故人们把考中的进士称“白衣卿相”、“一品白衫”，称登科为“登龙门”。但常科考试登科后，不是立即授予现职，还要再经过吏部考试，这种考试叫“省试”或“释褐试”（意思是脱去平民的褐衣，准备穿上做官的紫衣），考试合格，才能授予官职。进士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官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门生”。
进士及第后，还有一系列的优遇。首先是喜报家书。当时的主司以黄花笺书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报之，叫做“片旁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由进士附家书中寄回，乡邻亲戚，以声乐相庆，称为“喜信”。其次是曲江宴游。及第进士在向主司谢恩，行座主、门生之礼后，便齐赴期集院，开始各种宴游活动，同年们宴饮于曲江者，称“曲江大会”，有时皇帝也亲御紫云楼，垂帘以观，公卿之家则乘机选择佳婿。新进士们还可遍游长安各园，每到一处即设宴，称“杏花宴”，席间有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等名堂，出任“探花”者须比别人先采得园内名花，否则挨罚。后世殿试第三名“探花”之称，即源于此。再次是慈恩题名，即新科进士宴于慈恩寺塔（今大雁塔），即席题名于塔身，称为“题名席”或“题名会”。复次有“平康之乐”，当时平康里为妓院所在地，举子高中后，在此宿妓作乐。若一旦正式通籍为官，就有不便了，故抓紧机会游乐一番。最重要的，则是亲故改容，即一身登科及第，家人亲属也马上随之荣耀起来，光宗耀祖，改换门庭，还可进入“衣冠户”（唐户口类别之一），享有免赋役等多种优待。
处在兴起阶段的科举制，对于隋唐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加强、推动社会进步、改善官吏队伍素质、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都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制度的不尽完善，也出现了营私舞弊、朋党之争以及浮夸不实的形式主义等弊端，并对后世产生不利影响。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还处在兴起上升阶段。它的实施对当时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应当说是主要的。
首先，它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科举制是作为九品中正制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寒族势力的兴起，体现了庶族地主参政的要求。它的实施，为庶族地主乃至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新的人仕途径，从而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科举制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朝廷之手，使大批比较优秀的人才为朝廷所用，不再成为豪门贵族及其他割据势力的附庸，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另外，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又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中举后可享受种种优惠待遇，这就把大批知识分子笼络、吸引到符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轨道上来，形成一种无形的思想导向和意识禁锢，从而削减了可能的反抗潜力。正因为如此，唐太宗见到新科进士列队走出端门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落入我的圈套之中了！”
其次，它有利于当时社会的革新进步。当时科举人仕的人，大都政治视野开阔，头脑清醒，不因循守旧，敢冒犯陈规陋习，并且多少与下层人民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旦入朝为官，尤其是进入最高决策圈后，大都主张革新朝政，敢于为民请命。如唐玄宗即位后，为了改革弊政，求得国内的安宁，先后用姚崇、宋璟、张嘉贤、张说、杜暹、韩休、张九龄等科举出身者为相，这些人正视现实，直言谏诤，扶正祛邪，匡正朝纲，对开元盛世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唐顺宗时发生的“永贞革新”，王叔文、王伾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刘禹锡、柳宗元、韦执谊、程异等，都是科举出身。唐宪宗即位后，决心裁撤藩镇，而贯彻削藩政策的得力宰相武元衡、裴度，都是科举出身。尤其是裴度，在武元衡遭刺身亡，自己也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置生死于度外，平藩之志不移，终获大胜。
再次，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也有积极作用。因为科举入仕者，大都学有专长，肯于勤奋做事，具有强烈的上进心，所以他们进入国家机关后，增添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工作效率。如狄仁杰是明经出身，他在武则天时期任大理丞，一年内断决淹滞不决的案犯1．7万人，没有一个称冤的。刘晏，童子科出身，被任为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又兼转运、常平等使，他在任职期间，采取食盐专营，改善漕运，对唐王朝后期财政经济的贡献，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同时，科举制度注重学识，科举入仕者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他们进入官场后，又带动、诱导着其他途径入仕者的文化意识，从而使官吏队伍的文化素质得以提高。另外，科举进入仕途时，还要通过吏部的身、言、书、判四项考试，合格者，要以德行为先录用；如果两人以上德行相同，以才高者为先；才等者，以劳绩为先。这样就使整个官吏队伍的外在形象、内在品德以及才能政绩都得到重视，从而使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形象得到改善和提高。
最后，唐代科举考试中，尤其是受士人高度重视的进士科必考诗赋，使应考者把相当大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吟诗作赋上面，并且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诗坛泰斗，从而把唐诗的繁荣发展推向了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为中国古代文化，增添了举世赞誉的奇葩。
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时期的科举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弊端，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由于科举考试中有关制度尚不够健全和完善，使得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舞弊营私的行为。这在科举中的几个主要环节中都有发生。比如在解送生徒和乡贡中，由于有关规定不够明确，或者没有得到执行，出现了权贵操纵举送应试者的现象，使一些真正有才学德行者在一开始就被拒之门外。再如，在考试前，实际上允许考生为自己制造声誉，一些考生就把自己平时写好的文章诗赋等，托关系送到礼部（称“公卷”）、达官贵人（称“行卷”）那里，为以后中举铺平道路。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等行为，当然，也有一些是确有真才实学、担心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又如，在科考中，还有“枪替”（请人代考）、“挟带”（私藏参考书之类入场）等舞弊行为，使本来公平竞争的场所，也变得不那么公平了。最后，在录取时也还有“请托”，就是通过各种关系，请求主司录取，当时的韩愈就曾为多人请托。因为有这种不正之风，大和二年（828年）的进士科考试，录取的前5名，包括第五名的杜牧在内，都是通过请托、推荐或其他关系事先决定的。由于权贵控制了这几个关键环节，元和年间以后，公卿大臣子弟及第的比重在录取总数中迅速上升。到后来，原先是从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土人中选拔人才的进士科，几乎变成了公卿大臣用来世袭高位的工具。
科举考试后及第者与主考官之间，是“座主”、“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录取者又称“同窗”，及第后门生拜座主，同年结伴游，容易形成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故当时有人当上一两次主考官后，就把在自己手中及第人仕的“门生”，看成可以供养自己的“良田美玉”。这反映出科举考试潜伏着形成官僚中朋党及朋党之争的问题。当年李德裕力主革除科考后的“曲江大会”等议程，不完全是对科举出身的人存有偏见，确有防止因此而朋比为奸、不利于清明吏治的良好意图。这一点，在后世的科举制中，发展得更为严重，使本来巩固君主专制的一种良好办法，走到了它的反面。
最后，由于科举考试中注重文章辞赋，讲究格式程序，容易使应举者重文而不经世，重虚而不务实，使官场乃至社会上形成一种浮华的形式主义作风和风气，这在当时，已出现过一些笑话。如唐德宗时制举中有“怀才抱器，不求闻达”科。有人在昭应县（今陕西临潼）碰到一个书生，往长安赶路，很是匆忙，就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回答说“要去参加‘不求闻达’科考试”。后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八股文”的兴起，则表现的尤为明显。至于有的人一味追求功名富贵，甚至连亲娘都不认的事，这时已有发生。到后来，就出现了“陈世美”式的一批新贵，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