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意法西斯建立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已着手在亚太地区建立其殖民帝国，并于1940年8月将其称为“大东亚共荣圈”，妄图以“共存共荣”的口号美化其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
实际上，“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法西斯以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占领和奴役亚太各国和地区、实行残暴殖民统治和疯狂经济掠夺的一幕丑剧。
它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而产生，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矛盾的加剧而逐步形成的，它是日本对外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早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
1916年，后藤新平向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
1917年，西原龟三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
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并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大而逐步充实和完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
皇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最大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
这种东亚联盟思想为后来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奠定了理论基础。1936年8月，广田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走上了全面征服中国的邪恶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
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为了膺惩中国，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
10月1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纽，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3项原则：
1.善邻友好。中国放弃抗日，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2.共同防共。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区驻兵，内蒙古作为特殊的防共区域。
3.经济合作。中日经济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公民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给予日本在华北与内蒙古以开发资源之便利。
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被称为“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物资供应和对美英关系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首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然而其最终解决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同时，日本在政治上的“策略攻势”也未能奏效，除拼凑一个实力有限的伪“国民政府”外，远未实现其分裂蒋介石政权并使之屈服的目的。
当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其次，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重要的军需原料均不能自给，战时石油自给率只有5%至10%。由于侵华战争陷入持久战，日军军费空前增加，国内矛盾加剧，特别是军需物资日益短缺，即使是尽力搜刮中国东北和其他占领区的财富，也不能满足其庞大的战争消耗。
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的橡胶、锡和石油等丰富的战略资源，日军的战斗力就能获得划时代的充实和扩大，并为实现其称霸大东亚的野心创造条件。
再次，中国是日、美、英帝国主义角逐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矛盾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而日益尖锐，美英不能坐视日本独占中国。
1940年1月26日，美国废除《日美通商航行条约》，限制对日本的军事物资出口。这对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迫使他建立自给经济圈。
另一方面，日本对美英援助中国大为恼火，认为中国的对日攻势由于英美的援助而得到加强。因而，日本谋求侵占东南亚，切断援华路线，孤立中国的抗战。
此外，东南亚对英美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工业所需橡胶和锡的80%来自东南亚。日本如果控制了东南亚，对英美的军事和经济都是沉重打击。于是，“南进论”在日本迅速抬头。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并于7月26日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
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局限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会见记者，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
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政略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的认可。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东亚新秩序”的延伸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恶性膨胀。
“东亚新秩序”是日本军政当局在面临中日战争长期化的情况下发表的政策声明。其主要内容是，“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巩固东亚和平”，实质是把被肢解的中国作为日本的附属国，以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大帝国”。
同时也有其策略性的一面，意在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实施诱降，以结束中日战争。
“大东亚共荣圈”则是日本军政当局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做出的极富冒险性的战略决策，旨在推翻英美等西方国家旧殖民统治，建立日本领导下的“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实现日本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和殖民统治。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陆军南方军在马来半岛登陆，进攻菲律宾群岛，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日本法西斯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2月10日，日军大本营和日本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此次对英美的战争及今后随着形势演变发生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统称“大东亚战争”。
12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使用这一名称，并由内阁情报局公布：
此次对美英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称为大东亚战争。这是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目的的战争，但并不意味着战争地域仅限于大东亚。
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军政当局把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12月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看成是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进行的同一场战争，有着相同的战争目的和战略企图。
1941年11月，日军参谋部和军令部就南进的作战计划达成最后协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本基本完成对“大东亚”的征服，控制了西起缅甸、马来西亚，东到中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北达阿留申群岛，南抵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亚洲太平洋广大地区。日本法西斯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正在变为现实。
对日本法西斯来说，殖民征服的过程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逐步建立的过程。针对各占领区的不同特点，日本军政当局采取不同措施进行控制，使其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
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和1940年在中国沦陷区扶植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同年，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控制政权，把印度支那变成日军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据点和军事基地。
1941年12月，日本政府又实现对泰国的“和平”进驻，迫使签订同盟条约，答应给予日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面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南方各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和军政一体化，以便对战略资源进行掠夺，加速战争机器的运转。
1942年6月，日军大本营在南方军中设立军管总监部，以统辖和指导各军管区。为缓解被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日本军政当局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不同需要，对各占领区实行不同的政策。
在印尼，日本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原荷属东印度分为3个不相统辖的行政单位。在马来西亚，日本取消了英国时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在统治体制上的区别，将马来西亚分为8个省，均由日本人任行政长官。
对菲律宾和缅甸，日本占领者在确保控制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自治权。1942年1月成立菲律宾政务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由日本顾问控制其大权；8月在缅甸成立以巴莫为首的缅甸“行政委员会”，但大权同样操纵在日本顾问和日本军事当局手里。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后，与盟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夺。
为加强日本和被占领地区的特殊关系，完成“大东亚战争”，东条内阁决定建立一个特殊机构。
早在1942年2月，日军刚一占领新加坡，陆军省兴亚院和企划院就研究了“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的设置方案。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规定新省的宗旨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
11月1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4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同时，原拓务省、兴亚院、对“满”事务局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并入该省，这样便大大限制了外务省的权限，东乡外相曾辞职以示反对。
大东亚省的设置意味着被占领区实际上成为日本的行政区，日本与被占领国不再具有普通的外交关系，“大东亚地区之外交官和领事，乃是披着外交、领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员”。
所以，大东亚省的设置是日本法西斯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采取的殖民政治的重要步骤。
1943年2月，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败并被迫撤退，此后开始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守势，战争态势进一步恶化。为应付盟军的猛烈进攻，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在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
其中，第一条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战争，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进一步强化和整备战略态势，坚持战争的主动性，以适应世界形势。”
第二条规定：“整备政略态势应以强化诸国诸民族对于帝国的战争合作，尤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着眼点。”
基于这种目的，日本于10月30日同汪伪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并承认缅甸和菲律宾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的“独立”，其外交权和军队的编制与指挥权均由日本控制。
这种战略上的调整是日本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所做的极为有限的让步，意在拉拢各傀儡政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卖力。
1943年11月5日至6日在东京议会大厅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是“大东亚共荣圈”建立过程中的又一出重要的丑剧，其目的是使“大东亚各国领导人齐集东京，向国内外宣示坚决贯彻战争之决心及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
“大东亚会议”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所有会务活动都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安排。
东条英机在开幕词中竭力宣传正在建设中的“大东亚新秩序”，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为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永久化。
会议最后通过《大东亚共同宣言》，除继续为其发动“大东亚战争”进行辩解外，提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5条纲领。这些纲领只是罗列了“共存共荣”、“大东亚亲和”、“发扬大东亚文化”和“大东亚繁荣”等抽象空洞的口号而已，并无任何实质的内容。
“大东亚会议”企图把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紧紧捆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但因日本的失败已见端倪，“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矛盾重重，各成员国同日本之间也开始明争暗斗。
原定参加会议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最后“拼着总理不干”也不参加会议，以致日本曾决定“以实力解决”泰国问题。这充分表明“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的分裂。同时，由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抗日斗争的蓬勃开展，盟军发起反攻，可以说，“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之日也正是它走向崩溃之时。
“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一是“大亚细亚主义”。日本法西斯打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和“共存共荣”的旗号，企图把它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民族解放战争。
1940年7月26日，日本政府制订的《基本国策纲要》声称：“皇国的国是基于八纮一宇肇国之伟大精神，以导致世界和平之确立。”
1942年1月21日，东条英机在日本帝国议会作关于“大东亚建设的设想”的演说时，进一步指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根本方针，实渊源于肇国之伟大精神，欲使大东亚各国家和民族各得其所，确立基于以帝国为核心之道义的共存共荣之秩序。”
1943年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再次呼吁：“大东亚各国相互提携，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然而，在这些华丽辞藻的背后，日本外务省大讲东方的“家族规”，要求亚洲各民族必须以日本为“本家”或“宗家”，把自己当做“分家”。
可见，“八纮一宇”就是要实现日本对整个大东亚的领导，“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无非是由日本军国主义取代欧美帝国主义。
“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军国主义来说，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含义，而且要在精神文化上进行奴役，即承认日本为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
为此，日本法西斯分子特别强调他们在亚洲的文化使命，“大东亚战争”即是为弘扬日本文化精神而进行的“圣战”。在各占领区，日本都派出大批日本教师去讲授日本文化，逼迫占领区人民学日语，组织学者编写美化日本的大东亚史等。
日本竭力宣扬亚洲精神文化是最丰饶的文化，日本文化又是亚洲文化中最崇高的文化，是最能体现东方道德、宗教及家族主义的文化，企图从思想意识上消除人们对日本的反抗，以维护其殖民统治。
综上所述，“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建立“大日本殖民帝国”的一块招牌。
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内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统治基本上采取两种方式：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
直接统治区大多是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婆罗洲、新几内亚、中国台湾、朝鲜等。日本在这些区域公开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
间接统治就是依靠扶植傀儡或维持原有政权机构来达到统治目的。傀儡政权包括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华民国”、1943年8月1日成立的缅甸巴莫政府、1943年11月成立的菲律宾洛雷尔政府。
在泰国保留了原来的銮披汶政府，在印度支那没有取消原有的法国殖民机构，但日本在那里享有许多特权，原有的法国殖民机构实际上与傀儡政府没有多大区别，完全听命于日本的旨意。它们都是日本的统治工具而已。
日本依靠暴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也依靠暴力对其进行统治。它强化统治机构，成立各种法西斯组织，凭借武力大肆镇压抗日群众，滥杀无辜，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的恐怖专政和殖民统治，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
在朝鲜，日本于1937年设立“朝鲜中央情报委员会”，加强对朝鲜人民的监督和控制，同时还残暴地镇压朝鲜的游击队。
1940年10月，日本成立“朝鲜国民总体力量同盟”，由日本驻朝鲜总督兼任总裁，在各地建立与各级行政机关平行的基层组织，最小单位是由几户家庭组成的“爱国班”，每个家庭都有“爱国班员代表”，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是“爱国班员”。通过这一法西斯组织，日本进一步加强对朝鲜人民的控制。
日本妄图将其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1932年，在中国东北实行“保甲连坐法”，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身份证”，把东北人民置于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之下。
为“扫荡”和镇压抗日武装，日军建立了各级“清乡委员会”，疯狂“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他们把群众赶出村庄，集中编成“集团部落”，以切断抗日武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至1938年，日本强行在东北建立“集团部落”时，大批破坏烧毁民房，迫害、屠杀群众。
1941年4月，日本改组了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帝国协和会”，把它同各级行政机构合为一体，加强对东北人民的恐怖统治。
日本还在中国东北建立代号为“731”部队的细菌研究所，用中国军民以及朝鲜、美国和荷兰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做细菌实验。
在华北，日本从1938年年底开始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
为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法西斯统治，日本还在华北建立法西斯组织“新民学会”，它的各级组织均由伪官吏把持。
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施疯狂“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在东南亚，日本把自己打扮成“亚洲人的解放者”，标榜战争的目的是“赶走西方殖民者”，追求大东亚的“共存共荣”。然而，事实上日本在这里同样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在缅甸，1942年8月1日，巴莫在日本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行政委员会”，一切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均被取缔，民众稍有不满即受严刑拷打，甚至处死。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了间谍和告密系统。
1943年8月1日，缅甸宣布“独立”，日本顾问操纵一切，成为“太上皇”。他们驾驭于政府各部门之上，没有他们的同意和参与，任何微小的政策和措施都通不过。
在马来西亚，日本依靠当地封建势力与统治机构的合作去镇压农民、洗劫城市。日军大肆屠杀抗日民众和无辜人士，还大肆屠杀当地华人。
新加坡还被改名为“昭南市”，作为日本统治东南亚的政治、军事中心。
摧残民族文化、推行奴化教育，是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进行殖民统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最毒辣的手段，是力图从根本上、从长远的目标上巩固其对亚洲各国人民的统治。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曾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收缴焚烧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
在日本控制下，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国本奠定诏书》中宣布其教育方针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使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会之精神，训育忠良臣民，更炼成之。”一句话，就是要培养日本的顺民。汪伪“国民政府”的教育也是灌输反共媚日的内容，宣传“中日满亲善”等欺人之谈。
在缅甸，日本禁止使用英语，大办日语学校。日本在缅甸还先后成立了“缅甸振兴佛教联盟”、“缅甸僧侣大会”等组织，开展以强化“日缅亲善”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利用佛教僧侣来巩固日本的殖民统治。此外，日本还组织了“睦邻协会”、“作家联合会”等形形色色的亲日文化组织。
日本军国主义在“大东亚共荣圈”内除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外，还在占领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
1941年11月，日本藏相贺屋兴宣承认：“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无暇顾及当地居民生活，暂时将不得不执行所谓榨取之方针。”
用武力征用劳动力，是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进行经济掠夺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战争期间，日本将大批朝鲜和中国台湾的青壮年劳力送到日本从事最繁重、最危险的劳动，把大批妇女送到前线，充当“慰安妇”。
日本还从中国东北和关内强征劳工，当做奴隶使用。中国劳工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生活困苦不堪。从事军事工程劳动的劳工，一旦工程结束，为了保密起见全部被杀。
日本在东南亚普遍建立“劳动营”，强迫南方各国人民去修建道路和军事战略工程，许多劳工死于劳累和饥饿。
总之，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和疯狂掠夺，给被占领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共荣圈”内，工人失业，经济衰败，疾瘟流行，民不聊生。“共荣圈”实际上是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共穷圈”和“共亡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