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亲疏敌我区分为基础的爱——我们狂热过；以善恶是非区分为基础的爱——我们践行着：这就是世俗之爱。”余虹先生说，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种圣洁的爱，一种超越亲疏敌我、善恶是非、化恨为爱的爱——“不是一种与社会正义冲突的爱，不是一种不要社会正义的爱，而是一种在正义的要求与实施中将爱贯彻到底的爱”！
1.生命的绝唱
写一本书，做一个题目，通常是从个人的领受及感受开始的。
我最初构思这个课题，始于2007年12月5日。当时，我的人生正面临重大挫折及转折。那天照惯例，买了份当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报上一则新闻立刻吸引并震惊了我：“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余虹跳楼自杀”。报纸上还罕见地刊出了余教授的博客地址，登录上去第一篇看到的就是《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及其回帖。泪流满面的同时再点开其他几篇，我发现公众关注的焦点几乎都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一个人的百年》上，因为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选择自杀，必有其大不幸的原因。”文章里还说到，“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于是许多人在为他感叹的同时，也似乎迫不及待开始帮他找寻起各式各样自杀的理由来。但我个人却深深地被《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这篇文章所触动，所震撼，并坚信这才是他的生命绝响。在那几天里，我一遍遍反复揣摩着这篇文章的每一段每一行，每一句每一字，一次又一次在流泪与痛心中被余虹教授用生命发出的声音深深震撼，为他虽已熄灭却又仍然闪烁着的人性光芒所折服。于是，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仿佛一股强大的力量激励着我，让我更清晰的知道，接下来的生命探索方向。
两年多过去了，这篇文章，这个课题仍然时时刻刻在触动着我每一根神经，让我无法逃避，也不想逃避。两年多来，我一直关注着余教授的博客及回贴，感受到许多爱他的同事，学生，朋友们，在痛惜他离去的同时，也深切的期盼余虹教授的离世能够给活着的人留下些什么。其中一位网友叶子写道：“余虹教授博客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一个人的百年》，仿佛是他的绝命书，其中的哲理凡人很难参透，但他这种壮烈、尊严的死，无疑是他生命意义的一次升华，与王国维的死一样，成为活着的人对生命价值研究的重要实例。惜哉！余虹教授。”
另一个帖子则提到：“余虹的一个朋友怀疑，作为朋友眼中的‘完美主义者’，余虹，是不是放弃了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还是因为病痛不堪忍受所以选择结束？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余教授的朋友杨教授对此答复：“一个从事人文学术的思想者，怎么会不知道世界从来不完美而且也不可能完美？世界的意义注定在世界之外，离开世界未必只能表示决绝。正相反，我从余虹的信中感到：他不只是要托付什么，甚至也是想最后为我们做点什么。”无论是从网友叶子还是杨教授的表述中，都不难看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和期盼，那就是余虹教授的离世能够给活着的，还在不懈探索生命价值的人留下一个生命的实例。
如果这本书算是对中国人生命课题做一个初步探索的话，那么余教授这一生命实例无疑正是驱使我排除万难，跳出自我的软弱与狭隘，坚持下来的一股重要推动力之一。动笔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心情的沉重无以复加。虽然不曾有机会跟余虹教授有过外在生命上的接触及联系，但他通过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对于生命的挣扎与呐喊，我感同身受。直到现在，每每想起，依然泪流满面。而探索这样的一个课题，对我而言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这不单单是关乎余虹教授的一篇文章，一个无言的遗命；也不单单是关乎我个人在三十多年来探索生命价值过程中，几番生死挣扎的问题。我深深知道，有许许多多同在思索这个课题的人，不仅仅在感受着社会的痛苦，感受着时代的痛苦，也在感受着生命的痛苦。而更多的人还正站在追寻真爱的滚滚洪流当中，渴望这种深深被藏匿着的爱，我们有一天能够了解并且领受到，以至于能中止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爱恨情仇的轮回。
为了能够让读者朋友更好的了解余虹教授的思想探索，在这里，我转载了这篇引发我心灵的震颤并激励我继续思考生命价值的文章。
2.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余虹）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位凶手开枪打死了32个人，凶手本人也饮弹自尽。刚听到这一消息时有些震动，毕竟死了那么多人，但震动很快过去了，因为这种事听多了见多了；当风闻凶手是中国人时有些不安，毕竟自己是中国人，仿佛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但不安很快消失了，因不久便有更正，凶手不是中国人；再听说美国人在悼念活动中连凶手一起悼念。我惊讶了，这惊讶久久不能平息。
一天在去波士顿大学的途中一位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对我讲了事发第二天晚上他们社区的守夜祈祷。她告诉我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这让我惊讶。她向我转述了守夜仪式上人们的悲伤以及它们的言谈，其中一位牧师的话让我惊讶。这位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它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之后我又看了一些相关报道，这些报道继续让我惊讶。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4月20日中午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次日，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是33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赵承熙的悼念碑旁边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其中有两个纸条这样写着：“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后来，我在网上和报上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做法感到惊讶和意外，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就在我听到那位波士顿大学中国留学生对守夜仪式的转述之后，我便打电话问了国内的几位研究生和朋友。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要为这次事件举行一个悼念仪式，我们会烧几柱香？”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32柱。当我告诉他们美国人的做法时，他们也惊讶了。于是，一个问题缠绕着我，让我久久不能平静：“33”这个数字为什么让我们惊讶？为什么我们只想到“32”而想不到“33”？那让我们惊讶和意外的“33”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33”的地方缺少什么？为什么我们只有“32”的悲伤经验，而没有“33”的悲伤经验？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我们的悲伤经验中没有凶手的位置？为什么凶手理应是愤恨的对象，而非悲伤的对象？
悲伤的经验起于爱，我们因爱被害者而悲伤，当悲伤将凶手包含在其中时，爱同样给予了凶手。我们所惊讶并陌生的就是这种爱：对凶手何以不恨而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我们至少看到三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与反应：第一种是为受害者悲伤，憎恨凶手，这是最为通常的悲伤经验，它的前提是善恶区分，特点是爱憎分明；第二种反应因受害者是敌人而幸灾乐祸，这里没有悲伤只有快乐，没有爱只有恨，它的前提是敌我区分；第三种反应是既为受害者悲伤也为凶手悲伤，它的信念是一切生命都有同样的价值，或者说生命的价值高于一般的善恶敌我区分的价值。我们熟悉第一、第二种，而惊讶陌生于第三种。那第三种感受与反应中就有我们不熟悉的爱。于是我想问：我们熟悉的爱是什么？它与我们不熟悉的爱有什么不同？我们熟悉的爱乃有分别的世俗之爱，不熟悉的爱乃无分别的神圣之爱。
一般来说，世俗之爱主要有两种形式：1.以亲疏敌我区分为基础的爱；2.以善恶是非区分为基础的爱。第一种爱是最原始本能的爱，是本能的自我之爱或自爱，它的基础是利害关系，即对我有利者爱，对我无利者不爱，对我有害者恨；对我有大利者大爱，对我有小利者小爱；对我有小害者小恨，对我有大害者大恨。由于血缘关系是最原始本能的利害关系，所以血缘上的亲疏远近决定了爱的等差或爱与不爱，而当亲疏关系恶化为敌我关系时，等差之爱便转换成了恨与爱的对立。通常的自私自利、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中深藏的就是这种爱，而所谓阶级斗争中也活跃着这种爱。在这种爱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对他国、他族、他乡、他人、别的阶级的疏离、冷漠、甚至仇恨。这种爱是我们最熟悉的爱，也是我们习以为常而在无意识中践行的爱。在那种因受害者是敌人而幸灾乐祸的感受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爱的极端样式。第二种爱是文明程度很高的爱，它的根据是社会正义和道德善恶，即对义者爱，对不义者不爱，对大不义者恨；对善者爱，对小恶者不爱，对大恶者恨。这种爱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为受害者悲伤而怨恨凶手的悲伤经验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爱，在狭隘的道德主义情感和律法主义情感中我们看到的也是这种爱。
显然，让我们惊讶的爱是另一种爱。这种爱超越了所有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选择，它不以亲疏敌我、义与不义、善恶是非的区分为前提和条件，它爱人如己，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爱善人也爱恶人，“33”这个数字就是这种爱的见证。这种爱只有爱而没有恨，那是一种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
一种“爱敌人”、“爱恶人”的爱的确让我们惊讶，一种“与恨彻底割断了牵连”的爱的确让我们意外。尽管在我们的传统中也有宽恕、大度、以德报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美德，但却是一些太过脆弱的美德，它不仅缺乏强大的文化观念支持和信仰实践的支撑，更是在以牙还牙、爱憎分明的腥风血雨中不堪一击。
“恨”是一种原始的非理性情结，也是一种传统的道德理性情结，它们都寄生于世俗之爱。爱亲友与恨敌人二位一体，于是有“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同志的残忍”之论；爱善人与恨恶人一体不可分，于是有“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之说。有爱就有恨，仿佛天经地义，亘古不移。然而，十字架上的真理却见证了另一种爱，一种与恨分离的爱。耶稣说：“爱你们的敌人并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天父的雨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圣经·马太福音》耶稣一生的讲道与践行都在向人们启示这种无条件、无分别、化恨为爱的爱。这种爱经过两千多年的基督信仰传播，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并铸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和实践态度，于是才有了“33”那个令我们惊讶的数字。
一种化恨为爱的爱不是一种与社会正义冲突的爱，不是一种不要社会正义的爱，而是一种在正义的要求与实施中将爱贯彻到底的爱。一个有圣爱情怀的人也会主张惩罚凶手，因为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这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但他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这种惩罚，而是在惩罚中有一种巨大的悲伤和怜悯，他会因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而痛惜，他会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这种爱对己是一种悲剧性的告诫，因为自己也可能犯罪；对罪犯是一种同情式的惋惜，它会撼动罪犯内心那顽固的恨。与之相反，如果我们把惩罚罪犯的正义要求变成对他的深仇大恨，把对罪犯的惩罚变成一种泄恨的方式，恨就不仅会中断我们对自己可能犯罪的警醒，还会强化我们由正义要求而滋生的恨。至于对罪犯，这种恨会让他更为凄凉地走上不归路，并与自己的恨纠缠不清。
其实无论是民众对凶手的恨，还是凶手对被害者的恨，都可能是一种出于正义要求的恨。赵承熙杀人的直接心理意向是恨。在遗书中他说：“你们要什么有什么。光有宾士轿车还不够，你们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有了金项链还嫌不够，有了伏特加酒和干邑白兰地酒还嫌不够，你们放浪形骸还嫌不够。”在录像带上他充满怨恨地说：“你们原本有1000亿个机会可以避免今天这种下场，却把我逼到墙角，让我只剩下一个选择，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显然赵承熙的恨出于他对社会公义和道德之善的坚持，这种恨的积累使他失去了以恰当的态度来对待不公与不善的理性，最后致使他疯狂地走向犯罪，并将这种犯罪看作是伸张正义的壮举，为此他才说：“我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悲壮，得以启发后世的弱者和弱势族群。”赵承熙的凶杀让我想起了三年前杀死四位同学的马加爵。在执行死刑前记者问他：“你是想通过杀人发泄什么？”马加爵回答：“恨，反正那段时间真的是很恨他们。——他们不光说我打牌作弊，而且说我平时为人怎么怎么样。他们说的与我一直以来想象中的自己很不同，我恨他们。”记者又问：“有没有想过去和他们谈谈，交换一下看法呢？”马加爵回答：“没想过，不可能的，当时只想到恨。——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恨。必须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至于后果是什么，没去想。”在遗书中他说：“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教训。”显然，马加爵的恨也有道德正义的理由：人格尊严不容侵犯，他也把杀人看作伸张正义的方式。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非理性激情，不管它来自何处，都可能导致罪，尤其是来自正义要求的恨。历史上形形色色以“正义之剑”杀人的罪实在是太多了，马、赵只不过是其中的小巫而已。以伸张正义之名而产生的恨可能导致十分邪恶的罪，于是，爱的问题最终将我们引向恨的难题。恨是一种非常隐蔽而顽固的罪恶之因，尤其是在正义的名义之下，因此，重要的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是心理上的爱恨。也许，如何消除恨？才是杜绝罪恶的首要问题。显然，只有爱可以否定恨并战胜恨，而恨不仅不能否定恨和战胜恨，还是滋生恨的土壤，所谓“因恨生恨”。世俗的爱恨情仇之所以轮回不已，其主要根源就是它们之间割不断的纠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就在这种爱恨情仇中轮回吗？
与33根蜡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加爵被枪决后的骨灰至今还孤独清冷地在那里没人收留，包括他的父母。马加爵的父亲说：“骨灰我们不要了，就当我们没有这个儿子，让一切都过去吧！”马父真的不想要儿子的骨灰吗？马加爵所在村子的村主任马建伦对三年后来采访马家的记者说：“马建夫一家老实本分，善良处世，但马加爵这个事天下皆知，让全家背上恶名，再把骨灰弄回来，他们怕再被人指脊梁骨啊！”不单有普通人指脊梁骨，还有社会机构的歧视，甚至执行死刑也不通知家属。种种不光彩的压力都让这个父亲难以坦然地处理儿子的后事，以至于马加爵的姐姐在听到弟弟被枪决后绝望地恳求社会和人们：“我们会接受事实，但却有一个请求：请善待我们！”
与马加爵家人的不幸遭遇相比，赵承熙的家人就幸运多了。因为在美国社会的大多数公众眼里，他们也是受害者，甚至是更大的受害者。当赵的姐姐代表家人公开道歉后，马上有人在网上回帖说：“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错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波士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和一位美国教授谈起这次凶杀事件，脱口而出说这次凶杀让32个家庭失去了亲人，这个教授马上纠正她说：“不，是33个家庭失去了亲人”。对凶手及其家人的宽容，在美国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1991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打死了5名教师和同学，最后自尽。事后第3天，受害人之一的副校长安妮女士的三位兄弟就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上说：“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一个经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浑浑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哎，诗人里尔克的诗句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既不了知痛苦
亦不懂得爱
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
还深深地藏匿。
这，还是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吗？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的灵魂？才会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力量？
2007/5于波士顿
余虹教授离世后，我发现不少网友都有同样的一个感受：余教授之死，表面上看是他生活不顺，苦闷心情的结果，但实际上，却体现了很多知识分子内心彷徨，理想幻灭的境遇。在心理辅导无法到位的时候，他们像飞蛾扑火般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我个人以为，这不单是一个心理辅导的问题，也不能够单纯归罪于社会不公等因素。甚至，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更深入的思索下去，它是一个文化性的课题。
我深感痛心而又不得不清醒地意识到：许多中国人所熟悉的是功利的文化，负面的文化，战争的文化，仇恨的文化，冷漠的文化；所陌生的是真爱的文化，正面的文化，感恩的文化，宽恕的文化，关爱的文化……而功利、负面、战争、冷漠与仇恨的文化对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摆脱传统文化的某些负面影响，寻找到真实、正面、充满宽恕和关爱的文化？换言之，真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1.如何克服“恨”
正如盲目化疗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免疫系统全线摧毁，长期依赖消炎药的结果就是干掉你自己一样，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非理性激情，不管它来自何处，都可能导致罪。想要清除肿瘤与炎症，最好的方法不是化疗和消炎，而是重塑身体的免疫系统。真爱，正是我们战胜“恨”这一生命负面情绪所需要的灵丹妙药，更是唯一途径。
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就某种层面而言，仇恨和正义确实是用来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因为它能直接清除异己。就好像癌症患者接受化疗一样，坏细胞、好细胞一起干掉，世界一下子清净了。这种思维和理论确实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就如我此前所言，当系列校园惨案发生后，某些“有识之士”提出赶尽杀绝、以暴制暴的言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根据就在这里。
凭心而论，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人，还是讲忠恕的。在秦始皇没有统一天下之前，除恶务尽还并不是那么的深入人心。然而接下来十几个皇朝的血腥历史告诉我们，斩草必须除根，除恶必须务尽。于是，鸿门宴上的楚霸王终于成为后人的殷鉴；君子之风已经成为难觅的过往；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一部纯粹的斗争史，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从此成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训练场。
前段时期，关于刑法修订死刑罪名一事，引发了民众的广泛关注。
中国现有《刑法》的刑罚条款共规定了68个死刑罪名，相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过多；在现实中，有些死刑罪名较少适用或基本未曾适用过，也拟改为更为合理的有期徒刑。死刑罪名的变革，背后还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古代中国刑法的传统架构是由法家奠定的，当时的法律就是刑律。法家相信人性本恶，每个人随时准备为非作歹，相互伤害。政府必须制定严刑峻法，并且最为严厉地执行，才有可能震慑民众，维持基本社会秩序。这样，法家设计的刑律体系就设了诸多严酷刑罚，包括肉刑、及众多死刑罪名。
这种刑治观念在现代之初就遭遇严重冲击。清末制定新式法律，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清理刑律中的各种肉刑，减少死刑适用范围。有不少民众担心，现在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公平的现象很多，因而需要严厉打击犯罪活动。人们相信，死刑具有震慑力，废除死刑就是纵容犯罪。
其实此说并不能成立。《盐铁论》中就记载汉代贤良反对严刑峻罚的理据：“圣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厉而不杀，刑设而不犯。今废其纪纲而不能张，坏其礼义而不能防。民陷于网，从而猎之以刑，是犹开其阑牢，发以毒矢也，不尽不止。”
这段话意思是：法律，尤其是刑法，只不过是实现优良治理的工具之一。而且，它不是主要的工具，主要的工具是社会健全的道德伦理，和合理的政治、经济、司法等制度安排。假如社会成员普遍具有基本道德意识，假如社会各个方面的制度设计较为合理，社会贫富差距不大，那么，整个社会的犯罪自然就会较少。相反，如果制度不合理，道德伦理秩序崩溃，则犯罪率必然会比较高。但这个时候，社会基础已经溃烂，动用严刑峻法同样无济于事。
所谓的“以暴制暴”、“以血还血”只会让社会陷入混乱与杀戮，育民以德，教民以义，治国以制，这些才能建立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和道德体制的良性循环。因此，刑法对于死刑罪名的修订，标志着中国的法律向着更为人道主义的方向演进，是一件值得老百姓庆贺的事。
其实，老百姓对“贪官污吏”和“社会蛀虫”的“恨”完全可以理解，我可以说这是来自正义要求的恨，但历史上形形色色以“正义之剑”杀人的罪实在是太多了。所谓“因恨生恨”，世俗的爱恨情仇之所以轮回不已，其主要根源就是它们之间割不断的纠缠。
最近我看到了叶匡政先生关于这方面的反思。现将其博文部分摘录如下：
2.恶性暴力背后的文化沉思（叶匡政）
今年以来，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越来越频繁。人们还未忘记“3·23南平血案”，4月28日广东雷州又有暴力凶杀案，砍伤18名学生和1名老师，凶手是当地一公办教师；29日江苏泰兴幼儿园再曝杀童案，致30多人受伤。这些暴力事件内容相似，凶手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作案手法残忍，滥杀无辜的动机多是为报复社会。出现这类暴力事件，个人心理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更应关注这类事件背后的社会成因和文化意识。我们的公共意识中，对暴力一直缺乏审视。暴力其实也是守恒的，即便是那些合法施加给社会和个人的暴力，最终也会反弹给社会。在现代社会，军队、法院、警察都是合法暴力的使用者，这些执法者如果在执法时不注意暴力的实施边界，损害的不仅仅是法律的正义，还会将一种暴力心理传导给民众。
暴力对人的损害是双向的，暴力执法的覆盖面越大，被暴力扭曲人格的民众也会越多，一个社会的理性空间只会越小，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真正稳定的社会，绝不可能依靠暴力维持，而是需要民众有对国家法治权威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才是一个社会稳定真正坚实的基础。
此外，我们对于暴力的历史和文化意识，也值得梳理。有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学者指出，一个依靠暴力取得合法秩序的社会，暴力其实也是这个社会的原罪。如果不正视这种原罪，不试图通过清算和疏理来获得救赎和宽容，那么暴力就可能以其他方式，在这个社会中不断出现。在1949年以后一个很长的阶段，人们相信暴力的价值，这和当年政治和文化意识对暴力的推崇不无关联……改革开放后，这些作品与许多暴力史实一起，被迅速归入到历史遗迹中。我们常以为对历史事实，只需用简单的遗忘，就能换来和解与对未来的向往。这种认知是错误的。由于在公共生活中，一直缺乏对这种暴力意识的审视与纠正，这种与时代精神并不相容的文化心理，依然存留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只要时机适合就会爆发。
近年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就是各种革命与战争影视剧，开始重回荧屏，延续的仍是那个年代的革命意识。战争和革命，本身是人类一种残酷的存在。战争剧的意义，也在于用悲剧来唤醒人们对生命与和平的珍贵记忆，它应该带领观众一起走进那些他们不愿探究的灾祸与苦难，来发现战争的虚空与残酷，重新思考和平。一部好的战争剧，带来的应是净化人性的力量，而不是对杀戮的渲染和对胜利庸俗的欢呼……
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实，正在成为酝酿恶性暴力事件的土壤。从心理学角度讲，暴力事件的发生，与民众心灵的彼此隔绝有关，这种孤独和隔绝极易让人失去理性。所以，如何通过信仰行为、社会对话，包括对文化心理和历史意识的重塑，来创造一种可以化解民众暴力行为、舒缓民众情绪的社会机制，主动扩大民意渲泄的渠道，使那些被压抑和扭曲的心灵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从仇视社会的角色中走出来，已成为今天刻不容缓的任务。
人类发展到今天，还无法完全避开暴力。如何缓解恶性暴力事件的出现，才是问题的关键。理性面对暴力产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认知我们文化心理和历史意识中的暴力基因，可以说是解决这类社会问题的第一步。没有这种基本认知，社会就极有可能陷入一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这肯定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3.宽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诚如叶先生所言，曾几何时，我们只知道阶级斗争，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却不知道最成功的策略其实不是坚决斗争，反而是有效的妥协和适当的宽容。就如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战斗力的提升是从三大纪律开始的，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不杀俘虏——可以说，宽恕的力量其实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和谐的社会，不应是社会大众在为着消灭了多少坏人而欢呼的社会；而应是社会大众在为着用真爱挽回了多少无辜的生命，造就了多少好人而雀跃的社会。
《菜根谭》里有句话：路留一步味让三分。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食。此是涉世一乐法。事实上，人生路漫漫，并非所有时候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2008年9月，美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以奥巴马、拜登为候选搭档的民主党和以麦凯恩、萨拉·佩林为候选搭档的共和党，正在进行激烈的大选争夺战。两方阵营的幕僚们恨不得挖地三尺找出时方候选人的缺失和弱点，以击倒对方。
就在这个时候，媒体曝出一个惊人事件：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的17岁女儿未婚先孕。这个“丑闻”无疑给佩林脸上抹灰。因为佩林一直声称自己是反对早孕的人。而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居然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管好，如何去管理国家呢？佩林本人和共和党顿时陷入一种极度尴尬的境地。这个时候，民主党的很多人士和支持者，都认为这是上天赐予奥巴马竞选阵营的一个宝贵的机会，只要奥巴马向佩林发出强烈抨击，就会在人气上再胜一筹。
这一天，记者终于截住了奥巴马，拥到他的身边都急于问同一个问题：“请问你对萨拉·佩林17岁的女儿怀孕一事有何评价？”这对奥巴马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的一句话就可能给对手以致命的一击——这也是他的很多支持者希望听到的，但是奥巴马只是轻轻地摇摇头，微笑着说：“我想说的是，我妈妈18岁时便生下了我！”
喧闹的现场一阵沉默，谁都没有想到，奥巴马会给出这样的一个仁慈、朴实和高尚的回答，这分明是在帮佩林和她的女儿辩护，甚至可能为此牺牲自己的选战形象。他有很多的答案可以选择，但是他却给出了这样的高尚回应。现场的沉默终于被一阵热烈的掌声打破，远处又传来了“奥巴马、奥巴马”的呼喊声，奥巴马的表现令评论界一片哗然。就在政治评论家和分析师都目瞪口呆甚至扼腕叹息的时候，奥巴马的支持率却猛地上升，据调查，很多中间选民开始倒向奥巴马，因为奥巴马博大的胸怀打动了他们，他们认为只有宽厚的人才能胜任美国总统一职。最终，美国人民把他推上最高的舞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所谓“仁者无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摘自《羊城晚报》）
著名国际资深讲师、身心灵导师保罗·费里尼在作品《宽恕就是爱》写到：我们不能原谅他人的最大障碍，就是来自于内心的恐惧。而攻击他人的行为，也只是源自于我们出于恐惧的自我防卫。而每一个攻击，其实都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呼求——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呼求爱，都希望被爱。在费里尼的书中，所谈及的宽恕十二个招，有些人看了之后可能会觉得里头的某些原则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但事实上，其中谈及的都是针对我们内心以及人际关系中所营造出来的分裂幻觉而痛下针砭，化解人对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信念，并除去自责和愧疚。它们会把你带回自己真正的内心世界。许多时候，我们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爱和恐惧之间作选择，那就是平安之旅的起点。内心若不平安，世界和平杳无希望。平安就像爱一样，也是具有延伸性的，它不是由世界延伸到我们心里，而是由每一颗心带给另一颗心，因而遍传全人类。当我们一起开始这趟宽恕之旅的同时，我便已把我的爱与祝福延伸于你了。
“宽恕”的观念，真正理解它的人并不多。通常我们以为最大的挑战乃是宽恕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其实那只是我们所惯性理解的表象而已。若你已经宽恕自己，就很容易宽恕别人。但是，若你尚未宽恕自己，就绝不可能宽恕别人。宽恕是要从自己的内心开始，与别人的关系并不大。若我宽恕了自己，那么宽恕你就不是难事，因为如果我能从心里拔除谴责和愧疚那根刺，就不难献给你宽恕这个礼物。
当我宽恕时，我接受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包括过去对自己和别人所作的任何批判，不再把它们带到现在和未来的生活里。若我仍带着过去的批判，我就必须先接受这一事实，然后予以释放。我可能“仍有”很多的怨懑，却不再“紧抓着不放”，因为我已了解那些怨懑都是来自内心的恐惧。只要我能穿越恐惧并再度学会信任，那些怨懑自然而然就消失了。我不必成为完人才能宽恕，因为在我的生命里，宽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宽恕后，如果又重犯所批判的毛病，便再宽恕一次。我们需要耐心，毕竟宽恕不是一蹴即成的，有时我们一次只能扔掉一颗石头，有时它们一起落下而砸到我们的脚趾。没有所谓的对或错的方式，无论是哪一种经验，都是情有可原的。
当然，我们有时也会觉得白忙一场。我们铆足了全力，在同一问题上奋斗好几年，但问题永无终止，我们无法阻止它们发生。就像不管我们如何擅于整理家务，也永远无法把外在环境完全清理干净。因为，总会有人把蛋打破在新地毯上，或是倒翻酱油。但是，若没有翻洒满地的酱油，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呢？老实说，你是否愿意把这种血肉人生里的冒险跟另一种一成不变的人生交换？若生活既无痛苦也无趣味，既无奋苦挣扎也无学习，你受得了那种刻板无味的生活吗？
坦白说，这一生仍有些东西是值得珍惜的，即使在成堆的粪土中，仍有青草滋生其间，阳光云影徘徊其上，所以，在痛苦之下，爱仍在滋长，而爱正是我们所渴望的。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穿越痛苦而获得爱，如何把生活的黑暗面带向光明。我们无意忽视黑暗，亦非忘掉光明，而是让两者并存，让自己与自身的所有矛盾共处，那才是真正的治愈之道。
任何接纳的表示都能抚平我们所作的批判，打开我们内心去迎接爱，让爱来治愈所有的创伤。在一生当中，很多的境遇和人际关系都提供我们一个大好契机去选择恐惧或爱。若选择爱，我们就祝福了自己和别人。若选择恐惧，我们只好继续留在那伤痛中向爱哀号。任何攻击性的外表其实都是在呼求爱，生活的每个危机其实都是在祈求治愈。
任何思想或行为，即使居心不良，都不足以将我们打入苦难地狱。因为，就在这一刻，我们能重新选择。就如基督教信仰所宣称的：上帝选择去爱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耶稣的生活本身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诲，那并不只因为他向我们显示光明，而是因为他显示出我们也可以将黑暗带向光明。
耶稣并不是要信徒否认自己的恐惧，只是教他们如何穿越恐惧。不要以为他不受诱惑或不知怀疑，在十字架上忍受痛苦之时，他也曾高呼“父啊！你为何遗弃我？”他是人之子，有身体，也能感受到痛苦。你不能说他不知苦痛之深，他是知道的。但是，面对这一切，他选择了爱和宽恕。临死时，对那些把他钉死的人群，他说了一句流传至今，影响并激励了无数跟随他的人来祈祷：“父啊，原谅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这里所谈论的并非耶稣或任何人的特殊禀赋，而是每一个人想要找回心灵平安的一个必经过程。”
今日，不论是国家、团体或个人，在处理问题时，都会讨论和考虑到有关权利、权威的问题。而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人，一定是个有权柄的人。人的权柄到底从何而来？以大多数人的认知角度而言；有从背景而来、有从职位而来、也有从工作能力而来，但真正的权柄无疑是从真爱而来。耶稣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也可谓是最有权威的人。这个“公认”是由历世历代以来，所有受惠于他无条件宽恕和爱之人“投票”选出来的。
虽然，在人与人之间疏离分裂的世代谈彼此宽恕，谈无条件的爱，谈何容易？在“有仇不报非君子”的传统下谈善待恶人，真比登天还难！但真正能终止爱恨情仇轮回的唯有宽恕与爱。因此，当你觉得不但不能爱（特别是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要以恶相待才可以大快人心之时（哪怕只是一时之快），我们能做的依然是以祝福来代替诅咒，以良善代替邪恶——因为这是人类真正的出路。
4.有畏无爱的人情社会？
中国人的社会是一个注重人情的社会。重情，这原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经年累月，我们所习惯和依赖的人情社会，在方便和维系着亲情友情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日渐成为一种牵绊与障碍。纵观如今那些被双规，被曝光，被判刑的高官，追查下去，背后的裙带关系总是错综复杂，多到令人咂舌。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时至今日，这样的人情社会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和社会安宁的瓶颈。多少原本满腹经纶，颇有才华和抱负的官员，一旦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因为人情难却、因为缺乏监管、因为私欲膨胀，便开始走向毁灭。个中原因除了人性的软弱，体制的漏洞之外，人情的牵绊往往也是重要因素。胡栋华在他新浪博客的一篇博文上有非常好的解读：
在中国，孩子们是按照一个人际关系网来学着观察世界，在父母的引导下区别不同的环境，被迫地适应环境。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关系”是理解中国人社会、政治和组织行为的关键概念，用来描述中国人之间的特殊联系。
一个中国人，一生下来就会掉落在一张严严实实的网里——一张由亲人、朋友、熟人编织，由亲情、友情、人情组成的大网。重视亲情是中国人的传统，那种四世同食、三代共饮的温情，那种父母健于堂、儿孙绕于膝的欢乐，那种兄弟相应、妯娌相嬉的情趣，那种一族相呼、同宗相联的氛围，实在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于灾难中求生存、于苦难中求安乐、于艰难中求发展的一种恒久的内在动力。
呵护友情是中国人的习惯，酒桌上的一顿宣泄、牌桌上的一阵吆喝，喜事来临时的一场喧闹、愁事来到后的一席宽慰，迷茫之中的一份提醒、困顿之时的一次帮扶，实在是自古以来中国人于平静中找快活、于平淡中寻快感、于平实中得快乐的一份温情的精神抚慰。
然而过分地注重亲情和人情，又常常演化成中国人的一种文化缺陷。当亲情文化继续演变，成为一种人情文化，进而变异，成为一种关系文化，就像一个慈祥的老人异化成一个狰狞的厉鬼，成为阻碍社会进步、损害社会公平的可怕陷阱和隐形罗网。
哎，中国人快于人情、乐于人情！中国人又累于人情、困于人情、囿于人情！
哎，人情如网，网住了几多中国人的脚步，网住了几多中国人的翅膀！
哎，人情如网，网住了几许中国的奋进！网住了几许中国的飞翔！人际间交往如果能少些“爱恨情仇”情绪的牵扯，而真正做到“爱多情少”，那么对于个体生命价值及潜力的发挥恰恰是最为有益的。行文至此，相信会有许多仁人义士跳出来说：我们华夏五千年来，最最强调的不是恨，也不单单是情，而是“仁爱之心”啊！是的，不可否认，从孔子开始，我们中国人历世历代都在强调“仁爱”，但强调归强调，跟“人命关天”“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样，更多仅仅作为停留在书本上的一种理论，一种说法而已，与实际情况差之岂止千里。柏杨先生在他一篇叫“启敬启畏”的文章里，也有相当形象的分析及描述：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写到这里，准有人号曰：“我们有‘仁’呀！”提到“仁”，话就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书上有“仁”，行为上“仁”的成分实在稀薄，另一方面，“仁”似乎并不是“爱”，“爱”也似乎并不是“仁”，“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恤和同情，乃施舍的焉，赐予的焉……事实上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恭敬”和“恐惧”。有些是由敬生惧，像孩子对父亲。有些是由惧生敬，像娼妓对嫖客，像大臣对皇帝，像小民对官吏，像囚犯对狱吏。君不见朱全忠先生当了皇帝后大宴群臣的节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骂曰：“老三，你这样造反，不怕灭族呀？”弄得不欢而散，史书上立刻称赞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实他哥哥只是恐惧“灭族”而已。正史上这种节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惧的成分，剩下的感情，就不堪闻问矣。《红楼梦》上，贾宝玉先生对林黛玉女士曰：“我心里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这话的真实性，说贾宝玉先生爱他的祖母，爱他的娘，一点不假，如果说他也爱他爹，恐怕问题重重。全书中就是用显微镜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点爱老爹的迹象，而全是恐惧。一听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轰顶，一个孩子对父亲竟是这种感情，在潜意识里，他恐怕巴不得老头早死。
起敬起畏的哲学使皇帝和臣民之间，官吏与小民之间的距离，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严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为玉皇大帝盖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层地狱，替阎王老爷挖煤。”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
中国人这种只有畏没有爱的文化，经年累月过后，就成了一种滤过性的病毒，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直至我们感觉麻木，不以为非，甚至习惯于这样的传统文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对于这样的文化传统，如果我们仍然不愿面对它，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么中国文化的未来可谓前景堪忧。
这种滤过性、功利性、讲人情、有条件的爱之文化，已经不仅仅是广义范畴内的文化问题，这样的传统教育理念还代代相传，渗透并影响着千家万户中国传统家庭的原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