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无商不奸”，而且现在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认可这一说法，觉得只要是涉及利益，就不可能再去讲什么信用、名誉，原因很简单，因为信用、名誉换不来实际的经济利益，那还不如放下姿态，以利益为本呢。
这个是不是中国人的思维？也许你会说，这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价值观失衡的结果。其实不然，这本身就是中国人思维传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取近放远”。
什么叫“取近放远”？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把触手可及的，可以迅速实现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那些不能一下子实现的，需要长期努力才能积累成为换取利益的因素放在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直到抛弃。
这种“取近放远”的思维策略，让中国人的行为变得十分模糊。有的时候，他们强调信誉，强调名誉，比其他人更加高调，然而，有的时候，他们自己对信誉的践踏、对名誉的漠视，则比其他人更彻底。这是中国人传统思维中的弊病，实际上，信用与名誉是不可抛弃的，也是不可进行取舍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件“折旧率”极高的物品，一旦你曾经对它有所忽视，甚至放弃，你的信誉与名誉就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事实上，信用与名誉，如果保持下来，用心去维护，不但不会成为利益的绊脚石，反而会成为发展道路上的阶梯。守信的人，在别人心目中自然是一个信誉极佳的人。信誉作为一种资源，是受到社会认可才建立起来的，所以一个有信誉的人在中国的商界是非常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商业伙伴会因为他的信誉而首先考虑与他成为合作搭档，市场也会为他提供便利条件，甚至有些时候因为他守信而得益的人会给予他不可估量的帮助。
其实，守信是一种道德的表现，但是，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商界，不但需要功利性的原则（诸如“投入最少成本追求最大利润”），更需要一些非功利性的，为全社会服务的人和原则的存在，比如守信，比如诚实。而守信的人得到社会的承认，就会被公认为有信誉，信誉可以让一个人立足商场有口皆碑，也可以在经商的路上成为通行证。在商人的天平上，有时候获利的多少并不是他的首选，而信誉很可能就会成为他最终选定你作合做伙伴的原因。
有一位叫做王安的台湾商人，他在经商的道路上几经波折，数起数落，但是都能够在失败后重新崛起。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能够几次东山再起的秘密武器，他说“全靠我值得信赖的信誉”。
王安在创业的时候，曾经向朋友借过一笔钱。但是，他的公司经营不景气，恰巧又遇到台湾经济整体滑坡，朋友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虽然朋友并没有向他催债，但是约定还钱的日子将近时，王安就开始准备凑钱还给朋友了。他先是卖掉了公司里面的一些奢侈品，而后又不得已辞退了一些员工，最后无奈之下卖掉了自己舒适宽敞的房子，才凑齐了还朋友的钱。他把钱还给朋友，朋友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当朋友后来提出去王安家里举办一个聚会时，才知道王安为了还这笔借款将房子出卖并且租了一个郊区陋室居住。朋友十分感动，觉得王安这种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守住信用的精神十分难能可贵，便找到王安，对他说：“以后，只要有什么地方我能够帮上忙的，你就尽管说，我随叫随到，决不推辞！”
王安在度过台湾经济危机之后，又重整旗鼓，准备再图发展。这时候，他过硬的信誉已经传遍了商场，许多商界人物都表示愿意和他合作并且提供优厚的条件。可见，一个可靠的信誉对一个商人而言是多么的难得，也是多么的珍贵。
中国人虽然比较讲究“取近放远”，但是对于真正讲求信用与名誉的人，还是会十分尊重的。所以，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才会受到格外的重视，而一旦你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有信誉的品牌，那么你个人的发展道路将会有更多的坦途。
其实，这也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专利，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在谈到经商者成功最不可缺少的素质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口才、金钱、知识、手腕固然重要，但最能感动人，最能抓住人心的是诚实，最使职工受感召而毫无保留地风险的是高洁无私的人格。”
可见，“诚实”这个基本的品格在松下幸之助心中的重要位置。其实，他在诚实问题上的价值取向也是许多商界巨子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在文化和价值标准上比较相近的东亚国家，在个人发展方面都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其中道德上的“诚信”就是重要的一条。“诚”就是诚实、坦诚，这和我们前面所讲的守信用、重承诺的“信”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当然，这些国家的人，都比较讲究“取近放远”，可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信誉与名誉的重视。
如果一个商人在面对一些重要问题上并不诚实，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对他人承诺时做到完全守信。反过来也是一样，一个不守信用的商人本身就是一个不诚实的商人。
在中国近代，有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那就是以经营钱庄、票号为主的晋商。这些来自山西的商人十分讲究诚信，尤其是以诚待人。经常可以在晋商开办的钱庄票号里面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取款者拿着数年前甚至数十年前的一张存条银票前来兑现，山西商人们没有因为时间过久而赖账或者克扣，而是帮助取款者把他应得的款项一笔笔算清，最后让他带着取出的银子满意而归。山西商人这种不蒙骗不欺诈的诚实原则，为他们赢得了在中国金融业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龙头地位。
因为不坦诚、不讲求信誉而制造虚假业绩导致的经营失败也比比皆是，其中比较令人深思的就是著名的亚洲连锁百货商店八佰伴破产的例子。
八佰伴的创始人，就是日本电视剧阿信的主人公“阿信”和她的丈夫。他们最初开办了一家规模很小的蔬菜水果店，后来因为经营得力而资产积累越来越多，到了他们的儿子和田一夫手中，开始把八佰伴发展成为自主性的百货商店，并在日本本土开设连锁店。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八佰伴的规模越做越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成为日本国内很有实力的连锁企业，并且在东亚、美洲都有其分店。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八佰伴的经营业绩逐年上升，而就是从这时开始，和田一夫因为年龄等原因不再经常驻足管理第一线，而是把经营大权交给他的兄弟。而他的弟弟是一个喜欢夸大业绩的人，所以在每年的财务报告和发展计划上都不尽不实，任意夸大八佰伴的资本额，让和田一夫认为八佰伴已经在日本和东亚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所以在这些虚假报告的基础上，和田一夫制定了错误的发展计划，决定大规模开拓公司的海外业务。终于，在盲目的拓展之后，八佰伴的海外业务受到重挫，而其在日本国内的业务也受到其他企业的侵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市场占有率已经大幅度下滑，最终在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波及而破产。
八佰伴的惨痛失败，将经商过程中不讲求信义而导致的恶果活生生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诚实这一商业法则不可动摇的地位。
中国人之所以会讲究“取近放远”，究其根本，是思维中的“自我蒙蔽”成分在作怪。他们以为自己暂时放弃信用与名誉，只要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再回过头来重修名誉与信用，就不算是没有信用。实际上，这种思维已经被无数次证明是错误的，面对某些我们无法修复，只能去用心维护的东西，比如信用、比如感情，作出简单的取舍是错误的。
要避免对名誉与信用的“取近放远”思维，只要牢记两句话：有些事情，是事后无法弥补的。
别人会注意你的一言一行，正如你自己无法蒙蔽自己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