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生活中表现出的仁慈
爸爸一贯把自己的师傅视为亲人，也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周爷爷当自己的爷爷对待。周爷爷1956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推算应是生于1882年。其父是评书艺人。周爷爷因其从小又矮又胖脖子又短，沾点哏事就咧着大嘴傻笑，取艺名为“周蛤蟆”。周爷爷也是“相声八德”之一。师承范长利。
我爷爷和周爷爷又是师兄弟、又是相声表演搭档，而且住的还挺近。因此，早就和周爷爷非常熟悉。本来爸爸从小和爷爷、大伯学相声，但国有国法，行有行规，你自己家人名声再大也得另外正式拜师，不然就没有“家门”，得不到同行的承认，有可能在场上被别人“携家伙”。报不出“家门”的不准在场子里说相声，有可能还没收财物，我听爸爸的徒弟们说过：相声行拜师要先认引、保、代三师，引师要负责介绍师傅，保师是双方的介绍人，代师可以替师授业。保师一般由外行充任，引，代二师必须是相声艺人。徒弟又分拜门、授业两种，顾名思义拜门就是为了“入门”一般是带艺投师，一年开外就要算业满。授业的徒弟是开蒙问艺从头学起，要三年零一节（农历三大节）才能算正式出师。这样衡量爸爸的投师应属“拜门”。
周爷爷“活好路子宽”、脾气极好，从来不打人，周爷爷两口子又没有孩子，本来爸爸的“师徒如父子”的正统思想特别根深蒂固，爸爸拜周爷爷为师后，就把周爷爷当成自己的老人了。
爸爸很孝顺师父，和其他师兄弟一天围着师父转，爸爸点子多，凡来拜访师傅的朋友、同行进屋坐不了一会儿，爸爸就领着师兄弟，进门就给师父磕头拜寿。来人一看是当家人的“生日”，不好意思就掏钱买寿面祝寿，这时周爷爷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咧开大嘴哈哈大笑。其实哪有一年到头总过生日的？
开始周爷爷还能说相声，后来年纪大了就由徒弟养活着，爸爸不管其他师兄弟对师父如何，自己每月准时给师父、师母送钱供吃饭看病。爸爸还在我家附近租房子让师父居住，每天来我家吃饭，再给零花钱。连师母病故也主要是爸爸出钱料理后事，那时我们家也不富裕。
1954年周爷爷已经不能下地行走，爸爸又请了男保姆侍候他。直至1956年去世，周爷爷的后事都是爸爸承办的。善始善终地体现了弟子对恩师的一片赤诚之心。
1935年爷爷去世后，桂元大伯自己在外生活应该不成问题，怎奈吸毒的花销太大。毒品对身体的侵蚀又很凶，导致一病不起。爸爸把大伯接到家里，饮食上加强营养，减少吸毒次数，对疾病还要进行治疗。爸爸经常开导大伯如果能忌了烟，身体就能慢慢恢复。试了两次，戒毒的滋味儿大伯实难忍受，身体已弱不禁风，于1942年去世，就这样带着满腹的文化，一身的本领默默地走了。
在我的记忆中，二爷没有什么专业，而且十几岁大病后耳聋要大声说话才行。夫妻俩又没孩子，所以我爷爷外出挣钱把爸爸寄托给二奶奶，那时候我爷爷给他们生活费。爷爷去世后爸爸供养他们生活。1951年二爷病危大夫诊断是肺结核晚期，咯血很厉害。二爷说自己心里像开锅那样烧的慌，想吃西瓜。二奶奶没了办法。正好爸爸带着我去探望，爸爸了解情况后带着我赶奔劝业场，泰隆路一带最繁华地方去。爸爸说：“数久寒天如果这地方买不着西瓜，别处就更没指望了。”
经过打听寻找，终于在康乐西点水果店找到半个冻西瓜。掌柜的认识爸爸，这半个冻西瓜价格不菲。西瓜上盖着玻璃纸，装在蒲包里还用红绳捆紧冻西瓜拿到家，放了两个小时。我和爸爸看着二爷一顿把半个西瓜吃光，精神又好又高兴。和爸爸谈了半天话，提及爸爸孝顺又扯到二奶奶今后生活，爸爸一一做了回答。二爷满意地点头。转天有人送信儿来说二爷去世。爸爸料理了后事问二奶奶：“您愿意自己过，我每月给您三十块钱，愿意跟我们过咱就走，吃穿我包还给您零花钱。”二奶奶当时五十四岁身体还不错，就对爸爸说：“小三你打小没离开过我，我也不愿意离开你，再说你‘家里的’（指我妈妈）人性好、疼人，家里人口又多，我还能跟她一块支着这个家，也算是个帮手。”
二奶奶不在家时爸爸对我们说过：“从今天起二奶奶住在咱家要叫奶奶，不要叫二奶奶！”就这样全家人和谐共同生活，一直到奶奶七十岁辞世。1970年全家下放南郊北闸口，爸爸以为再也回不来了，就将奶奶的骨灰盒在北闸口入土为安了。
奶奶说家里人口又多这是事实，当时除了奶奶，爸妈还有我们姐弟，其他还有同族中与爸爸同辈儿的和晚辈儿的最多时十七八口人。那时这些亲人都还没有自力更生。基本上是爸爸一人挣钱养活大家。全家人和睦相处，而爸妈呢。无论是直系还是非直系的同等对待。真要是遇到困难，爸妈要不像京剧《桑园寄子》中的邓伯道那样表现才怪呢。后来，他们年龄大了，爸爸还帮着找到工作成了家。
从对老、对小的这一切，站在爸爸的角度看自然都是应该的，这也是爸爸用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结果，才施善于人做好事。无论如何当时爸爸担子分量之重，工作强度之高都是有目共睹的。在他的心性修养中包涵着宽厚仁德的成分。也许爸爸的一生中真的是“先难而后获”。
爸爸一生自强自立，从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其中包括自己的儿女。别看儿女们给他送吃送穿，可是这么多年他没“指名点姓”的，让谁给他买过什么东西，更没对我们“颐指气使”摆过家长作风。就连儿女们给他捶背、捶腿，按摩头部、四肢，才按摩几下他就说：“好受，挺好受的，行了。就到这吧。”然后就开玩笑说：按摩是最累的活儿，又要达到目的，又不能使横劲，不像劈“劈柴”，把全部劲儿都使上。实际上是疼人，不让儿女累。
住院时护士打针、换药，不管手轻手重从来都是忍耐接受，没表示过不满意，更没提过意见，医院上下没有不说马老好的。
大约2000年后，请了两位保姆，分日夜照顾爸爸，她们把爸爸当成自己的老人对待，爸爸也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女儿疼，从来不分彼此。借此机会，我再次感谢两位保姆妹妹，我不会忘记您们的辛劳。
爸爸在亲友中威望极高，病重期间胖子的二姐和我儿媳妇的二姨，不顾高龄，路远也互相搀扶着来医院，看望爸爸，让病床上的爸爸感到格外欣慰。
以仁待同行
1940年春，爸爸在宝和轩茶社同女鼓王林红玉等名家演出火爆，后来为锦上添花又增排了些小戏，坚持演出平安度夏。到了秋天由于爸爸的搭档耿宝林先生身体原因经常误场，爸爸得先垫单口，观众满意可是茶社老板不答应几次与耿争吵，耿先生一赌气不干了。爸爸没有了捧哏再找别人吧显得不仗义，再三考虑还是提出离开，老板力劝但爸爸拱手道谢敬请谅解，因为江湖艺人要义字当先，耿先生闻知十分感动。
就在这时北京的相声名家戴少甫先生来访，他是应天津燕乐戏院邀请到天津演出的，来津前在北京一家官办电台说相声兼报广告。此次来访是想让爸爸接管他在北京电台的工作，他才能腾出空来到天津应燕乐之邀。爸爸一向成人之美，就答应了。耿宝林先生认为在电台说相声是“有时有会儿”的，不像剧场那么“捆人”，也答应一同前往。
爸爸从拜师确立自己专业时起就开始树立了敬业精神，既要对观众听众负责，更不能糟蹋相声。爸爸深知北京是文化古城，是老皇城所在地。城大人口多。但曲艺场所不如天津多，也不集中，所以电台是重要的相声传播阵地，别看是初来乍到，很快能抓住听众，让阵地固若金汤。耿先生住在亲戚家，爸爸住电台。吃住艰苦对爸爸来说是不在话下的，只要能多给家寄钱才是目的。精心准备、一炮打响，节目红火、听众热情、电台满意，爸爸和耿先生信心和干劲倍增。
不料日子不多，戴少甫先生匆忙回到北京提出重新接手电台工作，这样让爸爸和耿先生十分不解！
现在介绍一下戴先生情况还不晚。当时他四十来岁，瘦高个儿，因为有文化，又帅气又文气，曾在警察局任文职，能拉能唱从票友下海。相声说的也不错，多是些文雅的段子。第一次到天津演出时，有些观众听着认可，有些观众就不买他的账。其原因本人是票友“没家门”，按说都不能登台。后台管事出来说合，先说拜小蘑菇为师，这在当时辈分过低。经多方疏通最后拜张寿臣老先生为师。再演出才算是名正言顺。
对于戴先生提出重新接手电台工作的要求，耿先生说：“这毫无道理！他为挣大钱去天津演出，咱们出于情分撇开一家老小就得来，还没站稳让咱走就乖乖得走，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还有点起码的戏德吗？”
爸爸也认为此事办得不通情理。就在此时传来了戴为什么速回北京的消息。原来戴先生在天津演出相声《打白狼》时有些内容词句，被在座的敌伪头目认为是指桑骂槐，当场命手下闯进后台要打戴少甫先生，经多人劝解，最后戴被迫给敌伪头目磕了个头，被赶出天津。黑势力横行与同行受辱，引起爸爸和耿先生对艺人到处受欺凌的同情心，第二天就把电台位置让出，两人去西单找朱阔泉（大面包）重新开始了撂地生活。
1947年初辞别鸟市声远茶社，应白云鹏老先生之约一步登上天津曲艺界最高的演出殿堂——大观园。我想用京戏《珠帘寨》中李克用的一句唱词形容爸爸。那就是哗啦啦打罢了二通鼓，人有精神马又欢。
不久，白云鹏先生告假回北京，由刘派女弟子孙书筠替演大轴，倒二仍是爸爸的相声。能替白老先生演大轴绝非等闲之人。孙老师是京韵大鼓女艺人中的佼佼者，久占北京，嗓音高亢，韵味浓厚而且“刀枪架”极好，为人也厚道就是有一个好误场的毛病。外号叫“崴泥”。她自己并不否认，这样爸爸上倒二就费了劲了。同台演出二十多天没有一天不误场迟到的，而且越来迟到时间越长。
上文中说过，杂耍园子有个规矩，下边节目的演员没到，这场上茶杯不能撤走而且总续水，意思是告诉你“马后”，要拖时间，等下场演员来了，才把水杯撤走，这场节目才能结束下台。
二十来天爸爸和孙老师谈过多少次，可孙老师总是笑着说：“出来时挺早，不知不觉地还是晚了。”有一次孙老师来的实在太晚，前后台都认为是“出事了”，爸爸在台上说呀，说呀，可始终水杯纹丝不动，爸爸快说了一个小时了，虽然观众没听腻，但那些老听曲艺的观众已开始猜测孙书筠来不了了。就在这时检场的上台把茶杯撤走了。爸爸用眼向台侧撇了一下，孙老师不好意思地冲他“扑哧”一笑，爸爸急中生智突然朝上场门“咕咚”一声直挺挺跪下了。全场观众一愣。孙老师实受不了了，出来扶起爸爸同时全场在大笑声中热烈鼓掌，那一次孙老师在演出中曾有“笑场”，确实使她记忆深刻。从那次开始孙老师再也没误过场。
爸爸的胸怀是宽广的，一位同单位的曲艺老演员在“反右”、“文革”中整过爸爸。1990年当爸爸知道他病重时，买了补品上门去看望。对方十分感动，执意要从床上起来……口中不断地说：“我以前……”爸爸真诚地安慰他：“好好保养身体，观众都盼望着你登台演出呀！”一句话说得对方热泪盈眶。
2000年单弦表演艺术家张剑平著作出版，爸爸在住院期间写了“祝贺剑平大作出版，单弦艺术精萃”几个大字。
2002年爸爸和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大师同在一个医院住院治疗。4月中旬的一天，爸爸一定要保姆推着他去看望骆老师，二人见面亲切交谈了二十多分钟，谁知这竟是两位老人之间的最后一面。5月5日骆老与世长辞。消息一直没告诉爸爸。不久被来访人走漏，爸爸得知后沉默了很久。两位在一个阵地上并肩战斗近五十年的老战友如今分手了，媒体称天津的两位曲艺国宝级大师如今走了一位，另一位怎能不百感交集？
2002年11月4日相声大师张寿臣老先生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纪念活动在天津市武清区举行。爸爸亲自写信向大会致贺。
仁就是爱
从小穷苦出身的爸爸爱劳动人民。上世纪三十年代爸爸和朱阔泉先生搭伙白天撂地说相声，晚上“串巷子”。忍辱受累一晚上才挣一毛钱。俩人又气又恨，爸爸说：“师哥，上辈倒了八辈子霉，干上咱们这一行！”朱先生连连摇头表示无奈。往回走吧，这晚了不走也挣不上钱了。
出口有个小吃摊，摆着烧饼、馃子，各种小吃。朱先生说：“咱只当这一毛钱也没挣来，抽签试试手气，看下辈子能不能转运。”那时候，烧饼、果子摊带抽签，就是一个竹筒子里边装三十一根竹签，竹签上刻有骨牌点，一个铜子儿抽一回，一回抽三根签子。三根的牌点加起来超过十三点算赢，任选六样吃食。不足十三算白抽，一样不给。朱先生赌气把一毛钱都扔摊上了。这就意味着这一把赌四十六个铜子儿的（当时一毛钱能换四十六个铜子儿）。朱先生让爸爸抽签，爸爸过去没沾过这事儿，就认真地抽了三根签儿，三人一看：一个“大仁”，一个“三四”，一个“一四”（全是牌九点的称呼）齐说好签！这三根签点凑到一起还有个名堂叫“巧儿”！这是要翻番的，也叫拿双份四十六个铜子儿翻成九十二个，都按六样吃食任选，（等于92×6）把整个摊子吃光也不够！
卖烧饼馃子的人心已经凉透了，百年不遇呀！这位大爷好壮的手气！心虽这样想，买卖人嘛，脸上带笑嘴上不断地说：二位大爷，吃呀！敞开吃，随便拿！
不知是天晚肚饿还是天降的喜事，爸爸和朱先生品尝着自己的胜利果实。每人差不多吃了一个烧饼俩馃子还有点麻花儿什么的，已经感觉有些饱了。朱先生一边用纸擦着手一边问爸爸：“你抽的签你说吧下边儿怎么办？”爸爸明白“下边儿”的意思是吃不完的食品怎么处理。他心想，带些吃的回家一则是“合理合法”的，二则家里的大人孩子当然高兴。爸爸一抬起头，正看见卖烧饼果子人的那张表面苦笑内里紧张的脸，心里一震“受苦人，也是受苦人呐”。对朱先生说：“师哥，我看这位也是小本经营，每天挨冷受累也不易，说不定家里也有老小，就算清账了，交个朋友吧，您看行吗？”朱先生哈哈大笑说：“好！英雄所见略同，走！”二人扬长而去，卖烧饼馃子人双手捧了一大堆食品在后边紧追，嘴里说着：“再拿点儿，怎么也得再拿点儿呀！”
这朋友还真算交上了，有时晚上碰见爸爸和朱先生，非塞给他们吃的不可，后来爸爸他们有时就绕着走，不然像是总想占人便宜似的。
1956年1月12日是爸爸终生难忘的日子，下午四点台长通知他早点回家吃饭，随时等汽车接有任务。爸爸已经直觉是个大的任务，就又追问了一句：“哪来的通知？”“市长亲自通知的。”爸爸遵守纪律，市长亲自通知的事肯定是大事，不好往下再问。当时天津市市长是黄火青同志。
妈妈迅速准备好饭，然后就去为爸爸准备盛装。饭后爸爸一边喝茶一边打着晚上演出的“腹稿”。
小轿车急速行驶，车里爸爸坐在台长身边，台长笑着说：“三立，你猜今儿晚能见到谁？”爸爸没说话，一动不动盯着台长。“恐怕你猜也猜不出来，能见到毛泽东主席。”“真的！”爸爸是太激动了，才说出这么两个字。虽然爸爸赴朝归来在北京汇报演出时见过毛主席，但距离还是比较远，这次是难得的机会。
在天津干部俱乐部南楼舞厅里，整齐排列着全市各界代表五十多人，这些人的心情应该差不多，焦急、兴奋还有点紧张。
门开了，市长黄火青和中共中央有关领导在前面，后面一位高大魁梧的身躯，满头乌发向后梳理得很整齐，露出宽大的前额，那饱含智慧炯炯放光的眼睛……他，就是人民的领袖毛泽东。
大厅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走到代表们跟前，代表们一个个主动报名，主席和大家一一握手。
等毛主席走到跟前，爸爸也主动报名说：“我是相声演员马三立！”本来毛主席是一边握手一边走，这时却停住了脚步，紧握着爸爸的手微笑着说：“噢，买猴儿，买猴儿……”虽然是湖南口音，但是能听懂。而且说明把相声《买猴儿》跟爸爸对上了号。毛主席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说：“嗯，你太瘦了，把身体搞好一点嘛，呃？……”爸爸不断点头连说：“是，是。”
此时此刻爸爸就觉得一股暖流从手传到心又从心放射到全身。一个在旧社会被人们最瞧不起的下九流，如今能受到领袖的握手接见、问候关怀，这是“天翻地覆”，这是“换了人间”。我该怎样报答呀！
因为时间的关系爸爸只能为毛主席说了一个小段就完成了任务。他盼着赶紧回家，他已经策划好了一下场“活”怎么使。
1956年1月12日晚十一点，一向主张早睡早起的爸爸硬把我们姐弟都喊醒说：“都来握我的这只手，不握以后别后悔。”开始大家不理解，等知道爸爸是刚和毛主席握过手后，纷纷抢着和爸爸握手。爸爸兴奋地说着过程，并称自己的手是“幸福之手”，和他握手就是分享幸福，那一晚爸爸激动得一夜没有入睡。
爸爸爱领袖，不是一瞬间，也不是口头上，有一句话说的好“信任产生忠诚”。他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为相声的发展和传承，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爸爸为了向灾区人民献爱心，从解放后到他七十岁（1984年）的三十五年间，参加义演八十余次，因“反右”、“文革”中二十年不准他演出，否则会更多。
1986年天津曲协会举办马氏传统相声专场。爸爸把专场演出所得款项全部购买了自己的相声录音带，赠寄给老山前线战士。
爸爸还多次下工厂慰问生产在第一线的工人。
在农村不论是下放劳动还是安家落户，爸爸把几百段相声无偿奉献给田间地头种粮劳动的农民。
爸爸主动报名并参加了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胜利完成任务。他还验了血，可惜体重未达标，不能给志愿军伤员献血。
爸爸一贯视观众为“衣食父母”，他一生唯独离不开的是观众。1984年3月9日在妈妈病危之际，仍不放弃参加为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募集资金的义演。2001年12月8日爸爸带病参加了他从艺八十周年舞台告别演出。他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广大观众的爱。
爸爸热爱学习，他十五岁时因经济条件所迫，无奈弃学使他十分痛心。他爱母校、爱老师，爱同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繁忙的演出中还抽出时间参加了天津汇文中学的校友会。
2002年爸爸病情加重，他的小学母校——万全道小学王浩校长和师生代表到医院来慰问他。王校长说：“我们三个人都是属马的，大马，中马，小马代表全校师生来问候马老，祝您身体健康。”爸爸躺在病床上高兴地说：“咱们也是‘四马同喜’，谢谢母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祝大家马年吉祥，天马行空，万马奔腾，马到成功！”
多年来爸爸一直担任岳阳道小学、南开区艺术小学等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或顾问。孩子们一次次给马爷爷佩戴红领巾，使他童心未泯。他关心孩子们的成长，给他们讲家史讲故事，为他们多注入艺术细胞。
爸爸到了老年，更关心老年人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妈妈去世后）他七十岁时多次提过建议，要多建“托老所”（老人园），他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等都重要，但先要落实老有所养。二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的今天，再次重温爸爸的“预言”是多么有远见啊。
爸爸到七十八岁后，相声老搭档先后去世，他开始说单口相声，而且大部分都是自己编写或改编的结合现实生活的新段子。谁知新段子更能接近观众，更能做广大群众的知心朋友。可有时走到街上，一些小孩在马路看到他，感觉比在电视上亲切多了，兴奋之余便在后面直呼爸爸的名字。我听了都感到有些心烦，您想七八十岁老人不称马老、马爷爷、马大爷、马先生，马老师总可以了吧，为什么要直呼其名，真不懂礼貌。爸爸可不是这样想的。
一个个的孩子喊一声“马三立”爸爸一回头，小孩儿“一溜烟”跑进胡同，爸爸一笑。有一次我陪爸爸在街上走，后面一群孩子齐声高呼“马三立”。我真有点急，爸爸像点名答到似的“嗳”了一声，回过头招呼孩子们来到近前。他说“我叫马三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孩子们没有一个吱声。爸爸点着一个高个儿问：“你叫什么名字？”这孩子眼珠转了一下，淘气地说“我叫‘逗你玩儿’。”孩子们一阵哄堂大笑，爸爸也笑了说：“行，是说相声的料儿。”“对，逗你玩儿，还听我说过什么相声？”爸爸以为这么小的孩子说出相声名字可能有困难，但他没想到“奇迹”出现了。“马善人”、“马洗澡”、“马大哈”……孩子说着开心地笑着散开了。
我怒气未息，爸爸却像得了什么好处似的高兴。他对我说：“你看我给孩子们带来多少欢乐，孩子们叫我名字，是喜欢我，亲近我，是大好事，细想起来能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多不容易呀！”
1959年爸爸下放到东郊幺六桥乡学习、批判、劳动。这一年的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大庆。外面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在幺六桥乡的一间小小的家舍里，“老右”们则集中在一起读报学习、提高认识。报纸上刚刚发表了特赦第一批战犯和为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儿”的消息。与此同时大家自己也都衡量着离“摘帽儿”的时间还有多远。讨论开始了，争先恐后的发言大都是表示尽快改造好，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儿”。
爸爸听着发言同时也看着这些发言的人，大多比自己年轻，有的才二十岁出头，比起来还是个孩子，实在应该尽快重新做人去干一番事业。联想自己四十多岁，活了大半辈子，走南闯北，娶妻生子也见过点世面了，以后……想到这，有人提醒，都发言了，该轮到爸爸发言了。
提到“摘帽儿”爸爸能不激动吗？可是到现在，他也没弄清自己为什么是“右派”呀？仓促间说：“报纸上有为改造好右派分子‘摘帽儿’的消息，这太好了，什么事儿都要有个头儿才好。我和大家一样，多学习，多提高，好好改造自己……可是要分期分批地摘，还是先济你们吧，我反正老了，你们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哪，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事儿呀……”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一段与众不同又意味深长的发言，使屋里人的目光全转向了爸爸，好心人在想，你说是灵是傻？现在是谁“摘帽儿”谁熬出来啦！这话要是传到“上边”吉凶难测。情况这么复杂还不“话到舌间留半句！”
爸爸再也说不下去了，他满脸泪痕……在座的人无不感动。虽然说给谁“摘帽儿”也不全凭老马一句话，可是在那个年代里还有这样的人实在难得！
2003年春节前爸爸病情恶化，全靠输液氧气维持，1月29日那天中午，他慢慢睁开眼断断续续地问我：“今儿个……是大年几儿啦……”我回答说：“大年廿八啦。”他又慢慢地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说：“我无论如何不能死在‘年下’……要不，你们过不好年……以后年年都……”爸爸不愿再往下说了，他的眼角闪烁着泪花！
在场的人无不心如刀绞，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安慰他说，您要相信科学，大夫说您会慢慢恢复好的……爸爸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爸爸没有失言，他真的默默地“坚持”着，真到2月11日即农历正月十一才走。
爸爸呀！你在生死关头所惦着的还是活着的亲人……太疼人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