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革”从1966年开始，到1969年夏天这三年半的时间里，许许多多触目惊心的事，涉及到各行各业，各系统，甚至每个家庭，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任何想不到的事儿都能发生。
1969年秋，医务系统要贯彻落实毛主席“6·26”指示，中心思想是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态，把卫生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
后来才知道北京、上海都是组织医疗队下乡。唯独天津要搞“安家落户”，而且还若明若暗的与“战备疏散”工作合并一起进行。这样下放的医务人员就要实行四带：带户口，带粮食（指粮食关系），带工资，带家属。
毫无思想准备的医务人员，静观事态发展，程序一是先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二是自己主动报名，但特别强调主动报名是好的表现，可领导不批准也不能去。相反不报名的也不等于领导不批，一经批准定走无疑；三是批准后不去者，首先停止工作（包括配偶），不发工资，同时每天组织本人学习，单位有专人每天动员家属，当然生活也不得安宁。直到退掉户口送走；四是带家属，不仅指已婚的配偶，而是全家老小。如果从动员省力的角度出发，当然单身的，夫妻俩在一单位的会优先“考虑”；五是健康状况以能上班工作为界；六是根据指示：“本事不大的为城市老爷服务。”不过这一条各单位掌握上就“各取所需”了；七是动员会上说：批准下放的是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后来又补充了一句“当然啦留在城里的也是‘走毛主席革命路线’。”
当然医院已经成立了“革委会”，也进驻了工宣队。既受卫生局的领导，更受“工宣队”的直接领导。在做个人和家属动员工作时其方法都是高压和说服相结合。有的工宣队员在动员老年家属时说：“让你们孩子走吧，真要打起仗来咱在天津的都要炸死，他们在大山沟不还能留条后嘛！”这样的动员真显得有些“独出心裁”。
从动员下放前，爸爸一直关在“牛棚”，没见过面儿。妈妈心里像“水晶”，她跟我说：“不批准是万幸，一旦批准，你爸爸现在这情况，你们不走行吗？”
我公公婆婆已年近七旬，开始公公不说话，婆婆想不通，但老两口先表态他们哪也不去。理由是农村缺医少药，不缺上年纪的人。
在最后公布的下放名单中我和胖子都榜上有名。天津市共下放四千多名医务人员分七个省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宁夏，四川，广西。我们医院下放地点是广西。
当时我家除了公婆年老，还有两个孩子，儿子叫扬扬五岁，女儿叫东东一岁零一个月，还没断奶。
下放名单公布后不久，就传出了有的被批准下放的医务人员下落不明的消息。也传出了针对上述情况所在单位及工宣队制定并执行很多严厉的措施等情况。当时的医务界无论是“走”的还是“留”的，都是人心惶惶。
公公终于说话了。他说：“古老的说法是‘父母在子不远游’。事情到了这一步，就要说‘好男儿志在四方’，走吧，到外边好好干。不过孙子能自理生活可以留在我们身边，孙女太小由我们照顾实在困难，你们暂时带走，我相信将来变化还大着啦，不要把事情看得一成不变。”这时胖子的二姐，二姐夫主动提出来舍去自己温馨的小家，搬到城里来一方面照顾父母同时抚养扬扬。因为胖子的哥哥仍在国外使馆。其他几位姐姐姐夫也常来娘家，有事大家同舟共济。
我回到娘家告知安排，妈妈说：“反正还得些天走，你爸爸还惦着这事呢，我会告诉他的。”
十几天后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原来妈妈把婆家安排告诉爸爸后，爸爸考虑到下放地点是广西，离天津太远，气候，饮食，饮水，风俗人情差别太大，再者既然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肯定是下放到农村，除治病外还可能参加劳动。再带着一个一岁多点儿的孩子，各方面都多有不便，二老最后决定把东东暂时留姥姥家抚养，待我们到广西后安好了家，打下基础再接走孩子不迟。一个决定像是一股暖流热遍全身，我哭着向妈妈说：“东东太小您怎么能行。”妈妈说：“再困难也比农村好解决，还有你弟弟妹妹们帮着呢。”
那些天，我和胖子强抑制自己的情绪，广西路远，而夫妻俩在一起工作，不可能有探亲假。说不定这一走，对老人来说这一走也可能就是最后一面……当然手足之情也是很难割舍的。最后一关是孩子，到时候要是哭着喊着不让走可怎么办呀？那些日子是眼泡着泪，泪泡着眼。
通知下来了，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出发日期是1969年12月18日。
还是妈妈心细，让妹妹一周前把东东接到姥姥家先熟悉着，习惯一下不吃母乳喂养。
1969年12月17日从早晨到下午亲友来人不断，与其说是来送行还不如说是来给婆婆打岔的。不知是谁送来了特殊礼物——五十个信封和五十张八分邮票，（那时寄信本市四分，外埠八分）还嘱咐不管多忙勤来信，家里每见一封信就是一次莫大的安慰。哪怕只写“平安”二字都行！一整天我和胖子都守在老人身边。晚六点多钟我俩去姥姥家告别，仍然没有见到爸爸。妈妈哭着嘱咐着在外注意的一切，最后说：“再给孩子吃顿奶吧……”东东不紧不慢地吸吮着奶汁，一双漂亮的大眼，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不时的露出笑容，她哪知道，这一别何年何月再相见。想到这，我泪流如柱……
当晚八点多钟赶回“城里”（老天津人管城厢区叫城里）看见两位姐姐正架着婆婆在堂屋里遛。那缠足的脚哪像是在遛，活像从高处落下两只脚是在空中无依无靠地飘。姐姐们哭得像泪人反复地说：“好好的家怎么会弄成这样？”这一夜谁都没睡。
地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照常的公转，自转，天终于亮了。上午八点准时出发，火车不等人，就是误了点自己也得想办法去，因为所有的关系早已转到广西去了。单位和工宣队不会担心有人跑。
吃早饭的时候还看见扬扬了，我嘱咐他好多事儿，等快走的时候竟找不到他了。情急中我恍然大悟，五岁的孩子懂事了。他躲起来是为了减少爸妈“别子之痛”而把苦水埋在自己心里。
天津东站的站台上密密麻麻的站着很多人。按每节车厢定员110人算也得有十八九节车厢，但都是硬座。天很阴，很低沉，西北风一阵阵不停的刮，使人们从里到外的冷。该走的老人，孩子被先送上车，一位白发大爷咳喘不停，老伴像在家一样一手端着水一手拿着药服侍他喝。一位孕妇腆着大肚子在亲友的搀扶下吃力地爬上了车，站台上不知是谁说了一声：“像这样还不生完再走。”旁边一位妇女看了看两边，偷偷地扯了一下说话人的袖子。送人的和被送的，抓紧时间不停地嘱咐、祝福，他们并没有感觉到有些话已重复多遍。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火车是在车上车下一片哭声中起动，徐徐向前，车里的人从车窗探出头来，已然是泪眼模糊了。不少送亲友的人跟着火车一边跑一边挥动被泪水浸湿的手绢，一些有力气的男人像是要结力把火车拉回来……
从天津到广西的南宁市大约三千多公里，由北京乘特快列车也要三天三夜。路经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再到广西。其间跨过黄河、长江。
这列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七天七夜才到广西境内。车内有老有小，有弱有病，七天七夜就在硬座上滚！一般人腿都肿得一按一个坑，何况老人。一些半大的孩子在家长的严密看护下睡在行李架上，有些人干脆铺上报纸床单，就睡在走道一侧起码能“直直腰”。远远望去在这列火车的各节车厢中真有不少“顶天立地”的人。难怪车里的人说，还没见到贫下中农就先接受了再教育。
别人的感受我基本都有，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可能别人不会有，那就是哺乳期妇女到了喂奶时间的一种感觉——“奶胀”。此时此刻到哪去找“吸奶器”，好心人抱来很不容易找到的适龄的孩子吮着奶笑了，我仿佛抱着东东、扬扬，不！我马上意识到可能自己的孩子现在正哭喊着找妈妈，我的心像被针扎得疼，我扒住车窗望着远方心里反复喊着孩子的名字，眼泪像水注一样往外淌。
